王逸舟老师已经代表学院欢迎大家，我就不再重复感谢的话了。我今天的发言比较随意，因为后边还有一些老师会讲比较政治学系的工作设想。我就讲讲成立这样一个系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
设置一个专业，是否一定要有一个机构来支撑，我其实很怀疑。国际关系学院存在的必要性，把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北大有些教学部门是有怀疑的，为此还做过调研。虽然是院长，我倒很欢迎这种调研。在国内，我们的专业设置如果没有一个学院、一个系、一个教研室来代表，这个专业好像就“名不正言不顺”，结果把我们的学术机构弄得很窄很细。学校有什么利益分配的事情，还有评职称、安排课程、党团活动等等，都得按这个来。这种过细的机构划分很繁琐、未必真的需要。国际上的一流大学都没有这样做。但中国国情特殊。所以我们决定，为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有所发展，还是需要设立比较政治系。
我们成立这个系，不是要它成为一个很孤立的小群体，不跟其他专业和学术单位沟通。恰恰相反，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系的成立和学科的设置，向各位专家征求意见，聆听国内的高手、各个方面和学科的专家给我们做指导。比较政治学怎样建设好，课程怎样设置，科研应该怎么抓，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需要各位老师指教。
我下面的发言，不代表学院，仅发表我个人的观点。这个月。我要去向本院的本科生介绍一下这四年应该学些什么知识。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学院应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那么“国际关系”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呢，难道是“关系学”，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国际”？那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呢？显然不是，我认为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我这几年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每每遇到一个学科基础的问题。我在社科院研究美国时就想，你研究美国总该有个基础吧，那是什么东西呢？有人曾经提倡设立“美国学”。如果有“美国学”这样一个学科，也就应该有中国学、日本学、非洲学。那就把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全部分解成地域和国家了。单单从地域来划分学科，显然是不合适、不完整的。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其基础学科应该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当然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打通学科界限，从整体上研究美国是必要的。
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科基础是什么？这是讨论不清楚的问题，肯定含有国际政治，但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比较政治学，这个道理是成立的。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每个国家社会的内部，国内政治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变量之一。国内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国内政治决定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而不是相反，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等，主要取决于国际关系。因此，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以比较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为基础。但是，我们过去对此有所忽略，师生的知识结构、学院的课程设置都有某种缺陷。成立比较政治学专业是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举措。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说，这几年所做的课题和研究，就根本离不开比较政治学这样一个学科基础，尽管我对比较政治学了解还很肤浅。前两年跟我们学院的其他很多老师合作完成了一个课题，叫做“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学者都在做三十年的中国外交、三十年的中国政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等等，我觉得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应该研究一下三十年的世界政治。要捋捋线索，这三十年的世界政治，可以从美苏冷战讲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但是这样一个切入点，解决不了我们所关心的世界政治发展问题。我们把这个题目分成了三十年来的非洲政治、拉美政治、日本政治等等，各个作者的写法很不同，连大体上统一都不可能。其实，涉及的学科基础都包括比较政治。李寒梅老师今天在座，她的“三十年来的日本政治”写得特别好，原因是她虽然是学历史出身，但把握了政治学的学科基础，抓住了日本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变化的视角和主线。但并不是所有题目都可以这么写。比如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这个地区各个国家有什么共性、特点，怎样发展到今天的非洲政治，仅仅就事论事，显然是拢不不起来的。写非洲政治，用比较方法，既要比较非洲同其他地域政治上的区别和共性，又要比较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别，难度更大一些。
我跟唐士其老师合写了这个项目的结论部分，即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可以归纳出一些什么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又涉及到比较政治学的问题，当然还涉及一些其他的学科基础，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跨国政治、民族宗教，还有全球化的影响。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只是这个课题的一个角落。当然这几年我写的东西更多涉及国际关系，比如中美关系。但就是中美关系，也必须研究美国政治制度、金融危机、美国历年的选举状况，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离开这些谈中美关系，只能停留在很浅的层面。
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讨论，都有老师提到怎么样争取国外学术界的支持、国家的支持、整合学术机构等等。政府是有钱的，但是这个钱要拿是很难的。很实际的是，教育部的“2011工程”看起来很辉煌，资金数额巨大，但争取把这个工程承包下来，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工程。北大牵头，南开大学和社科院欧洲所加盟，想做“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协同创新工程”，需要做很多书面论证和规划。我们刚成立比较政治学专业，就想伸手跟政府要资金支持，我看不大切合实际。
今天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比较政治学不需要成为一个本科专业。本来，目前我们学院的三个本科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共运、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世界首创。世界唯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在北京大学。我们成立的这个比较政治学系，在谷歌用英语能够查到的，世界上过去也只有一个——挪威的卑尔根大学——设立了。除去它和我们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比较政治学系”了。这意味深长，说明我们这一套高校教育系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非常有中国特色。
成立这个系以后，想伸手跟北大要招聘教员的人事指标，我看一点希望也没有。我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作，比如上午陈岳老师说的，中外政治制度不招生，改招比较政治学。
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我再讲点个人体会和疑惑。“比较政治学”里的“比较”，涉及哪些概念、方法，我听了很多，总结不了。拿什么跟什么比，起码是要比较国家吧。比较国家就要比较政体。到底世界上有哪几类政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西方比较政治那一套，把政体分为民主、专制、寡头政治，我听着不怎么服气。那咱们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政体和国家分类？潘维老师肯定有自己的分类法，我现在还不知道，以后和他慢慢探讨。我们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习惯于看到两类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另一类是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差不多都是他们眼中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治上不喜欢的国家——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等等；“非西方国家”里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眼里是比较好的一类国家。但其中有“亲西方国家”，比如菲律宾，又是我们不喜欢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很富有，但好像还是我们概念中的发达国家，亲西方却不民主，跟中国关系不错。所以，“西方”、“非西方”的区别，显然在比较政治学里不大适用。就政体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杨光斌老师上午提到了印度。
我们中国学者怎么给世界各国分类，分成几类，能不能不按西方的概念分，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上午郭洁老师提到“转型国家”，这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转型是从什么型到什么型？里头有个潜在的观念，就是从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国家，类似于英美德法的民主、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上，还真是这个样子。我最近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去转了一圈，发现它们确实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转型。不按那些标准来就进不了欧盟，而这些国家都进了欧盟，或者想进欧盟。想进欧盟就得按照那个路子去改变自己的体制。塞尔维亚接下了南斯拉夫那个烂摊子，还有个科索沃问题没有解决，对西方心里有气，但还是要转型。某些拉美国家在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转，也许算是另外一种转型。但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它们在转型？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都处在试验阶段或者初级阶段。拉美国家搞的社会主义，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往西方模式转型。
所以我觉得把国家按照政体分类，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比如，伊斯兰国家能算一类吗？在伊斯兰国家里，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大相径庭，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完全不同。但是，总不能不以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方法，给国家划分为若干类型吧？
再有就是景跃进老师提出来的问题，他叫“阶段性的还是本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世界政治变化究竟有没有一个方向感。这是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历史有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普遍规律？如果各国政治并不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能实现共产主义吗？但是我们现在似乎觉得世界政治的方向是分岔的，甚至应当是分岔的。我和唐士其写的那个项目的结论，说三十年来的世界各国政治是“同一性与多元化并存”，那是一个平衡的、两头兼顾的说法，并没解决全球政治是不是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感的问题。一种考虑是，存在着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印度模式、欧洲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体，他们相互之间有某些相似和交叉，但同一性没那么大，而且把发展模式相对固定下来了。另一种考虑是，这些所谓模式其实都是“阶段性”的，连中国的变化也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还是有方向感的，比如伊朗、土耳其、印尼、新加坡，尽管国情各异，都会走到“现代性”（modernity）的道路上？想到这里，就可能产生离经叛道的想法：尽管世界各国政治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进程中，但非西方国家向西方的方向靠拢比较明显，而反方向的运动不明显。
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政治相互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这才让比较政治研究更加充满吸引力。我们研究那三十年时发现，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是美国、英国这两个国家甚至整个外部世界都朝向保守主义方向移动的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里根所代表的私有化是大方向。日本、亚洲四小龙依靠向发达国家靠拢并获取西方市场而获得生机。苏联正在走下坡路，而且越来越走不通。垮台之后，被迫借鉴西方发展道路和模式。那时候有这么个方向感，即“向右”。但是今天的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就没那么明显，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其中原因之一，是现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西方经济明显缺乏后劲，政治变革迟缓，又不那么接纳中国。往“右”的市场化方向行驶障碍重重。
我想的第三个问题更深，涉及价值体系，即哪种体制更好，哪条道路更好。这属于判断标准即价值观问题。我觉得这是永远也争论不完的。在政治发展方面，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好，我们总要有一个判断标准。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我们有一个套路。西方对社会主义和所谓“独裁”的攻击，也有一个套路。我们说中国道路成功，要说出一套让人心服口服的道理，这种道理必须有普适性，就是说放在我这儿好，你要是按照我的方法做，也可以成功。这个道理，涉及更多的学问，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等相对更为深奥的知识和理论。
美国人把他们那个民主、自由、人权标准看成是普世的，有很大片面性。中国其实也有那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的倾向。比如说，我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解体，于是在世界上看到哪儿分裂，就觉得不好——这国家怎么分裂了呢？南斯拉夫一分为九，那不是很坏很乱吗？我到原南斯拉夫一看，塞尔维亚人是有点失落，可是独立出来的克罗地亚人高兴得很。他们就喜欢原来的南斯拉夫分裂，不分裂怎么有克罗地亚的独立呢？不独立怎么能率先加入欧盟、改善生活呢？这不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么？世界从二战后初期的40多个国家发展到现在的将近200个国家，除了民族独立运动产生的新国家外，许多是从原来的国家里分裂出来的，你说国家分裂一定是坏事，其实是以中国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这世界不分裂就到不了今天。也有整合的时候，比如欧盟，比如越南和德国的重新统一。中国当然应当统一，但是其他国家应当保持统一，还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接受分裂的现实，或者其实分治比被强留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判断。“大一统”不适合所有国家，有的地方“小而美”更好。同样，根据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去衡量它的成功与否，也是片面的。
第四个是方法论的问题。现在美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已经走到了一个一切研究都非要有数理统计不可的阶段了。一些大学政治系招聘教员，不招地区研究的人，只招使用统计方法论的人。我的朋友李侃如教授和其他一些人都很郁闷。他告诉我，过去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里有一门课“美国总统”，American Presidency，或者叫美国总统制研究，好好的一门课，开了几十年，这几年却取消了。教美国政治不懂美国总统和总统制怎么行呢？取消这门课的理由居然是：美国历史上到现在才四十多个总统，怎么做量化研究呀？抽样的样本太少了。可笑到这个程度。但是人家大学政治系就是那么想的，那些做地区和国别研究、实证研究的，也拿它没办法。幸亏我们还没走这条路。当然数理统计这些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方法要为内容和观点服务。
第五个问题，涉及刚才许振洲老师说到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问题。这使我想起比较政治学做的社会调查，即所谓的田野调查，需要用好我们的国际资源和师生出国留学、讲学的资源。刚才郭静老师也谈到了。你看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有多少是从事外国政治研究的。我感受很深。从社科院美国所和北大国关学院这两个我工作过的地方出去美国的留学生，有几个研究美国的？他们到了美国研究中国，美国人到中国来也研究中国，我们觉得挺好挺好，但是从地区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肯定不好。中国人到美国应该研究美国，到日本应该研究日本。但是我们又没有权利限制人家，说出去了只许研究美国，不许研究别的。从长远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就只能用美国的方式方法和资料研究美国，很少进行田野调查。美国人统计说总统竞选中罗姆尼支持率现在跌落了一点儿，我们就这样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做独立的调查，更别说做数量分析了。从方法论上说，我们必须得有知识储备，得有人才，得有硕士生、博士生去研究外国，也得研究中国，这两批人加起来才能做好比较政治。
第六个问题涉及地区和国别研究。刚才有的老师发言，似乎把地区与国别研究视为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好像这两者是一回事儿。今天早晨房宁所长就谈到，比较政治学和地区国别研究的专业人员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拨人研究比较政治，偏重于从理论上去研究；另外一拨人是做地区和国别实证考察的。这两拨人很难给弄到一块去。你要跟一个研究尼泊尔的专业人员说，应该以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去研究尼泊尔，这挺难的，也未必合适。我在工作中有体会：地区研究不是只研究政治，而是同时涉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等，凭什么要以比较政治学为基础啊？还有人说，我是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的，为什么要学习比较政治学？你不能硬说经济学、历史学出身的国别区域研究者，需要了解比较政治。觉得国别研究应该是属于我们比较政治学科的，有点想当然，实际上得不到人家的认可。北大现在要搞2011协同创新工程“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在座的各位里有人可能认为他们应当重视比较政治学，我们会认为这是个基础。可是有关指导部门肯定不那么想，说不定还觉得比较政治学应该以“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为基础，把我们包容进去。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虽然有联系，但只能有限地交叉，不能完全融合在一起。
第七点是本国政治和外国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我觉得大家有共识，即比较政治必须包括中国政治，好像还没有人说要把比较政治当成外国政治。刚才宁骚老师提到规律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如果符合某种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有比较政治学上的意义，就得总结出来，向外国人说明白，还要用外国人能懂得的方式。如果你说中国成功是因为我们搞了中国特色，他就没法明白。首先中文他就不懂，你给他翻成外文，他还是不懂，因为我们没有从普适性的角度讲。研究中国政治而不懂比较政治学，或者钻研比较政治而不了解中国国情，都是不能在学术上钻深钻透的，也不能在国际学术界站稳一席之地。我们比较政治专业的建设，需要有国际眼光。
最后一个问题，钱雪梅老师提到、我也有同感的，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政治学，现在主要是比较国家，但是很少想到国家以外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比较。比如说民族、宗教、教派、非政府组织的政治行为，甚至是它们的某种政治机制，也应当进入我们的视角。比方说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我前一阵读到、听到，俄罗斯现在非常想把东正教抬出去，或者东正教想把俄罗斯抬出去，也就是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想相互利用。俄罗斯的东正教有意把它变成内外一体的体制，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中心，整合外国的东正教会及其信徒，从俄罗斯政府获得支持，扩大各自的影响和利益。东正教自己有一套很完整的体制。天主教也有自己的体制，基督新教则没有统一的领导，伊斯兰教也没有完整的跨国体制。伊朗的政教合一是例外，很值得研究。我们要是把视野放得更宽，不光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和吸引力就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