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的趋势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除了中东北非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因深陷“阿拉伯之春”政治动乱和战争泥潭而通货膨胀率提升之外，全世界其他各大区域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首要的特点是通货膨胀压力总体上趋向减轻，在工业品、特别是原料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一趋势不因其它国家和地区放松货币政策而改变。
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突出表现在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下降的趋势上。2013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6%，环比下降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0.6%。今年1—4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1%。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在从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的13个月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一直下降，同比只有4个月份上升，分别为2012年4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和2013年2月，2013年3月同比涨幅为0，其余8个月同比下降；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一直下降，同比只有4个月份上升，即2012年9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和2013年2月，2012年4月同比涨幅为0，其余8个月同比下降。
即使2013年4月仍然保持上升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其涨幅也不高。从2012年6月起，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连续8个月保持在3%以下，2013年2月突破3%达到3.2%，3、4两个月就再次回落到3%以下。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1995—2004年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3.0%，2007—2011年在3.3%—5.9%之间（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时除外），2012年回落至2.6%（参见表1），通货膨胀压力总体减轻趋势更为明显。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除了中东北非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因深陷“阿拉伯之春”政治动乱和战争泥潭而通货膨胀率提升之外，全世界其它各大区域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已经成为普遍趋势，表现为消费价格指数2012年全年涨幅低于2011年全年涨幅，2012年末涨幅低于2012年全年涨幅，2013年一季度涨幅低于2012年末涨幅。欧元区3月份CPI同比涨幅仅有1.73%，涨幅为2010年8月以来最低；美国4月份CPI不经季节调整同比上涨1.1%，为2010年末以来最低，季节调整后下降0.4%（预期为下降0.3%）；日本仍然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就总体而言，摩根大通（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Ｃｈａｓｅ＆Ｃｏ.）汇总的非正式全球通货膨胀指标在过去两年里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13年第一季度为2.4%，且预计第四季度全球通胀率指标可能降至1.9%，为数十年来最低水平（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期间除外）。
海外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无助于推高通货膨胀及其对华传导
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途径有三条：刺激增加消费需求，刺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推高作为上游原料的初级产品价格。然而，在当前情况下，主要经济体上述三条途径几乎全部失效，致使宽松货币政策在过去两年和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当前中国及其它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的趋势发生在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连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际，而宽松货币政策通常被视为助推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格外值得关注。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途径有三条：刺激增加消费需求，刺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推高作为上游原料的初级产品价格。然而，在当前情况下，主要经济体上述三条途径几乎全部失效，致使宽松货币政策在过去两年和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推高通货膨胀压力：
在消费需求方面，主要经济体失业率较高、债务负担仍然沉重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可能。正当次贷危机记忆犹新之际，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银行都心有余悸，减少负债是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的倾向，一批重债国家还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措施压缩公债规模。居民个人及家庭债务负担沉重限制了消费者举债消费的能力及意愿，重债国家的财政紧缩措施普遍包括裁员、减薪和压缩社会福利等项内容，失业率较高和压缩社会福利不仅压低了工资水平，而且恶化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减少消费、压缩个人及家庭债务相应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决策。
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方面，债务负担同样抑制了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的能力与意愿，重整财政、压缩政府开支又制约了政府投资的能力与规模，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和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阴晴不定的宏观经济走势使得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放松货币政策，融资成本降低，尚不足以激励投资增长。
在初级产品价格方面，新世纪初以来的初级产品价格连年成倍上涨的牛市“超级周期”总体上已告终结，无论是美欧日央行先后实施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还是一批重量级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采取的降息举动，都无法改变经济增长不甚景气、实际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疲弱而产能已经大幅度扩张的现实，决定了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无法造就全面、大幅度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经过长达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下游制成品的盈利空间已被压缩到极限，进一步减少了实体经济部门对上游初级产品的真实需求。特别是矿产资源，由于其开发、产能扩张的周期较短，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矿产资源产能扩张已经太大，且非传统替代能源等增长很快，并无多少价格上升空间，继续下跌压力沉重。未来10—20年间可望出现的某些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压缩相当一部分矿产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核能技术的进步将构成对其行情的最大威胁。只是农产品生产所需土地日益稀缺，需求则持续上涨，且生产周期难以压缩，产能难以迅速提高，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价格存在一定上升空间，甚至在整个初级产品市场指数下跌时仍有可能保持上涨。
在实践中，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走势的疲软已经难以遏制。2002年至2011年初，除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后一度行情暴跌外，全球初级产品行情总体持续上涨。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1571.30点、143.153点、190.54点，2011年1月3日分别为3174.4点、162.444点和460.5057点。2011年初级产品行情明显下行，2011年12月28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2705.1点、140.6948点和427.3271点。
2012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某些指数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2011年初的水平，而且价格回升、上涨主要体现在粮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矿产价格总体上仍然下跌了。2012年1月3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2935.4点、144.1561点和436.8926点，12月11日分别为3071.3点、140.6186点和443.9199点，亦即2012年末路透社商品指数和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两项高于2011年12月28日和2012年1月末，但在此期间，纽约市场西得克萨斯轻原油期货价格从99.36美元/桶下降到98.48美元/桶，再下降到85.79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A级铜现货价格从7502.0美元/吨上涨至8485.5美元/吨，然后下降到了8070美元/吨，美国市场2号软红冬小麦FOB价格从6.82美元/蒲式耳上涨至7.1美元/蒲式耳，然后再涨到9.18美元/蒲式耳。
2012年末和2013年1—4月，国际初级产品市场颓势更为显著，逐月下行，4月份下跌尤为突出。到2013年4月22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2862.4点、130.9605点和421.1268点，比2012年12月中旬全面下降。
进一步考察全球货物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变动。1995—2004年间，制成品、石油、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年均涨幅分别为0.2%、9.0%和0.1%，2012年分别为－0.5%、1.0%和－9.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其涨幅分别为1.0%、－2.3%和－0.9%。
海外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趋势的对华传导
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疲软，必然减轻甚至逆转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汇率连续稳定升值，进一步加强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和逆转的趋势。
过去数十年来的中国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输入性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
——需求溢出机制。即通货膨胀发生国内需求增长，进口增加，导致出口国出口增长，并通过外贸乘数使收入和支出均增加，倘若供给增长跟不上由此造就的需求增长，过度需求的压力将推动出口国国内价格上涨。此时货币当局若增发货币跟上物价上涨步伐，就形成了通货膨胀。
——流动性机制。即通过流动性增长而实现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流动性机制又包括贸易形式和资本形式，前者即通过贸易顺差实现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为“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央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而被动全盘购入美元——被动投放基础货币——流动性过多而推高通货膨胀”；后者是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东道国流动性增长，进而被动地输入通货膨胀。
在上述三种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中，价格机制对中国影响最为显著，流动性机制中的贸易形式影响趋向减弱。因为流动性机制输入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外汇储备增量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而在近几年的外汇储备增量中，贸易顺差所占份额总体上是趋向下降的。笔者整理了1990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消费价格指数、外汇储备增量等数据，发现历史记录也不能充分证实贸易顺差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相反，中国从1990年代起便已经从初级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且初级产品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中进口资源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相应地，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下游商品价格全面上涨的作用越来越强。由于初级产品进口规模巨大，仅2010年初级产品净进口额就高达3508.39亿美元，按年末人民币汇率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折算，约合23235.01亿元，相当于中国当年ＧＤＰ（397983亿元）的5.8%，比当年中国贸易顺差占ＧＤＰ比重3.0%高几乎一倍，中国当前通货膨胀输入的价格传导机制相当突出。正因为如此，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疲软，必然减轻甚至逆转了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汇率连续稳定升值，进一步加强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和逆转的趋势。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趋向下降，上游原料部门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跌尤为显著，其根源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此。
四、农产品、人力成本和房地产价格正成为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源泉
近一年多以来，中国CPI和PPI背离、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消费价格指数仍有上涨的现象日益显著，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源泉日益转向农产品、人力成本和房地产价格。
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特别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减轻或逆转，不等于各项价格指标全面下降。近一年多以来，中国CPI和PPI背离、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消费价格指数仍有上涨的现象日益显著，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源泉日益转向农产品、人力成本和房地产价格。
食品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于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这已经是数年来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常态，即使在2009年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0.7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仍然上涨0.7个百分点。中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涨，相当程度上便源于此。2013年4月份CPI同比、环比均上涨，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便认定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导致鲜菜价格上涨较多；今年东北亚春播也因气候异常而比往年推迟7—10天，可能导致玉米、小麦减产，进而加大未来夏秋收成与粮价压力。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人地关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点决定了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农产品价格存在长期上涨的趋势。
商品和服务供给所需投入可以划分为上游产品（包括原料、能源、设备等等）、人力和土地三大类，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演变已经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人力成本快速提高阶段，人力成本日益成为通货膨胀压力的推动力量，对服务价格的影响尤为显著。前两年正值通过价格机制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暴涨压力较大，服务价格涨幅不如消费品价格强劲。2011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4.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0%；2012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2.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5%。随着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行，人力成本上涨对通货膨胀压力、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涨现象的贡献日益凸显，也因此出现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价格涨幅高于消费品价格涨幅的现象。
基于中国人力成本可望持续较快上涨的趋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保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大于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价格涨幅高于消费品价格涨幅的趋势。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价格涨幅将在一定时间内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涨幅，直至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半成品进口明显增长而抑制其上涨趋势。在服务价格中，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价格涨幅将继续高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电信、金融、保险），因为前者只能现场提供，且通过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不大；后者通过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较大，且可以通过后台业务外包、设立后援中心等方法异地提供服务，借助异地较低的人力和土地成本来抑制成本上涨。
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深入发展，农村人口密度日益下降，农村区域的消费日益不具备规模经济，其商品和服务消费价格上涨将高于城市。
五、中国通货膨胀走势的溢出效应
就短期而言，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食品供需及其价格走势对粮食净进口国的影响。就长期而言，这种溢出效应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布局及其进口影响将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通货膨胀及其压力的走势必然存在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就短期而言，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食品供需及其价格走势对粮食净进口国的影响，这一溢出效应可能影响到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性。就长期而言，这种溢出效应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布局及其进口影响将日益凸显。
如上文所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于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已经是数年来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常态，今年前4个月的气候异常又给食品价格上涨增添了不少动力。我国农业部已宣布今年春播要推迟7—10天，其它东北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美国研究结果表明，5月中旬之后，玉米播种每推迟一天，收成就会减少1%，这一变动有可能导致东北亚玉米、小麦减产，进而加大未来夏秋收成与国内外市场粮价压力。这一价格变动如果发生，无碍我国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全局，但粮食消费高度依赖进口且国际支付能力有限的国家会受到较大冲击，如朝鲜和一些阿拉伯国家。
如表所列的20个国家中，中、美、日、韩、印、南非6个非伊斯兰国家，无论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如何，食品进口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都很少达到10%，即使以人口极度密集而闻名的日本也不例外。换言之，这些国家的食品进口不至于对其国际收支构成太大压力。但另外14个伊斯兰国家食品进口额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几乎全部超过了10%，即使沙特这样的高收入石油输出国也不例外，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叙利亚超过20%，也门竟高达42.6%，且呈上升之势。
食品进口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高，一方面决定了进口国国内粮价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大，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时，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国家居民生活受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对进口国国际收支构成了较大压力，如果该进口国国际清偿能力有限，该国经济稳定将受到威胁。在两者同时发生时，该进口国社会稳定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在防范社会动荡方面，阿拉伯国家基础先天不足，外加近年后天失调。与社会组织严密的朝鲜和其它东亚国家相比，阿拉伯国家社会组织本来就松弛得多，由于两年多的大动乱进一步使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几乎一切权威都荡然无存，引爆动荡的临界点大大降低。遭遇同样的粮食供给及价格上涨压力，朝鲜不出问题，在阿拉伯国家就可能出问题。同时，富裕海湾石油输出国捐助的能力与意愿因初级产品行情下滑而有所削弱，进一步加大了此项风险。唯一有利于其降低社会动乱风险的因素只有经过两年动乱，人心思定的情绪有所上升，但能否压倒动乱因素，仍在未定之天。有鉴于此，倘若再度出现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我们在对外经贸等方面不可低估该区域社会动荡再度升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