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正在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成长为全球经济中心和地缘政治中心，这是当前的国际共识。同时，亚太也是国际冲突频仍，麻烦不断的地区，未来5～10年亚太国际冲突有加剧趋势，这不仅是国际共识，更是可以预言的国际政治现实。这两个“国际共识”，尤其是后一个“国际共识”，要求亚太建立一个能有效覆盖全区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求抑制亚太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适应亚太崛起为全球经济、政治中心枢纽区的大趋势。
所谓安全机制，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巴里·布赞的话说，就是“国家集团通过心照不宣地探索解决安全困境自我行为或通过对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假设，进而解决它们的争端或避免战争”。[1]简而言之，安全机制有如下特点：第一，它通常是行为体的利益既不完全协调、又不根本对立的产物；第二，它可以在其参与成员存在敌对关系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建构，旨在通过相互沟通、交流缓解敌意，并通过均势或相互威慑阻止以武力解决利益分歧；第三，它可以抑制冲突，并为最终解决冲突做铺垫，但它难以完全、立即化解以及解决全部冲突。因此，它的安全作用是初步的，有条件的。
冷战时期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典型的区域安全机制，完全符合前述特点，也符合巴里·布赞有关安全机制的定义。当时，美苏在欧洲冷战对抗，并各自引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跟进，美国引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引领华沙条约组织。这两大军事集团各拥有数百万大军以及数以万计的坦克、大炮、战机和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数百次的核武器。美苏及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的矛盾与冲突一旦升级为战争，不但会导致欧洲大战，也可能导致足以毁灭欧洲、毁灭地球、毁灭全人类的世界大战。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为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由苏联及华约倡议，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相关国家举行赫尔辛基会议，草拟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决定举行两大军事集团对立成员国参加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此后举行的欧安会正式会议上，两大对立集团的数十个成员国虽然就“边界问题”、“加强相互信任的措施问题”以及“人员和思想交流问题”、裁军问题等展开过多次激烈交锋，仍未能最后解决全部问题，但对立双方毕竟坐在一起，通过交换意见、分歧，缓和了矛盾，加深了理解，建立了一定的互信、共识，对于消除欧洲战争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美苏倡议建立的核不扩散机制也具有前述特点。虽然相关方在核扩散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该机制也未完全堵死核扩散漏洞，比如，未能阻止以色列及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跨越核门槛。然而，通过建立核不扩散机制，毕竟增进了相关方对对方核立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球核扩散的速度、烈度与范围，对国际安全、尤其是核安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前的亚太明显需要一个这样的区域安全机制：能覆盖全区域、有效增进理解、弥合分歧、抑制冲突，以期预防局势紧张甚至走向地区战争。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亚太正在成为国际矛盾最集中、最多发的地区，因而也正在成为国际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近年接连发生的朝核危机、“无瑕”号事件、“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泰柬边境冲突以及新近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都反映了亚太安全困境与“安全赤字”的严重程度。
首先，亚太地区领土、领海争端多，矛盾复杂，且有集中爆发、破坏地区和平之势。自东而西，依次有俄日“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竹)岛之争、中国与日、韩围绕东海、黄海领海划线之争及苏岩礁、钓鱼岛归属之争、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的南海之争等。此外，泰柬之间、中印之间、印巴之间等，也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
其次，亚太各国围绕能源、资源争夺而进行的战略竞争形势严峻，尤其普遍存在严重的跨界河流水资源争夺。其中，最典型的如湄公河流域水资源之争以及中印之间有关雅鲁藏布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分歧。南海各主权声索国与中国竞争南海主权，背后也有争夺油气资源的利益驱动因素。
第三，历史问题之争。主要是日本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期间侵略亚太各国，给亚太不少国家造成巨大伤害，而日本方面迄今仍不能直面其历史罪责并诚心认罪，尤其是不能对其长期侵朝、侵华历史反省、认罪、补偿，因而不能见谅于亚太各国，尤其是不能见谅于中、朝、韩各国，致使日本与这些国家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第四，冷战残余难以荡除，例如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大陆与台湾也未能实现统一。尤其严重的是，尽管美苏冷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结束多年，亚太不再存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所谓“苏联威胁”，而美国仍在亚太保持以对付“苏联威胁”为依据的“前沿部署”，并继续维持、强化同样以应对苏联为依据的复杂同盟体系，包括美与日、韩、泰、菲、澳等五国之间的五对双边同盟关系及其组成的“辐辏式”同盟结构。
第五，因复杂严重的领土、领海争夺、冷战残余和冷战同盟体系的存在及由此产生的战略上缺乏互信，又导致亚太陷入军备竞赛不止的恶性循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报告宣称，2012年亚太地区(不包括美俄)的军费开支总和已经超过欧洲，并称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表明全球军事力量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亚太。[2]
在亚太军备竞赛中，印度一马当先，其2012财年的军费开支较上年增长17.6%，达400亿美元。[3]东南亚尤其成为亚太军备竞赛的重灾区。2011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为245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3.5%。预计到2016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将增至400亿美元。[4]
不仅如此，亚太各国还普遍大量采购先进军事装备。印度于2012年4月19日成功试射了“烈火-5”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射程可覆盖中国沿海主要城市和几乎所有的核心地区，并能携带核弹头。且印度还在加紧开发射程可达8000-10000公里的“烈火-6”型弹道导弹，其首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号”计划于2015年投入现役，而其国产核潜艇“歼敌号”则有可能在2013年投入现役。印度还斥资上百亿美元大举采购法、美等国的高性能战机，又与俄联合开发载重量达20吨、可在简易跑道起降、适于高寒地区作战的大型运输机，并准备先行采购45架，以加强其在喜马拉雅山山地的远程投送和补给能力。
在东北亚，日本在大力加强其导弹防御系统(MD)的同时，不仅确定以F-35为下一代主力战机型号，以直接对抗中、俄正在研制、开发的J-20、T-50等第五代战机。日还在完成新一代FPS-5国土防空雷达部署的基础上，着手开发下一代FPS-7新型国土防空雷达。日本海军新建成的排水量达19500吨的“超级驱逐舰”上铺有直通甲板，一旦战略需要或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下决心，这种“超级驱逐舰”可随时改造成起降固定翼飞机的袖珍型航母。朝鲜虽然最近一次远程导弹试射计划受挫，但朝不会放弃该项计划，且有可能继续推进其核计划。朝在其新宪法中强调朝已是“核拥有国”，正是朝要继续搞核开发的正式宣示。韩国也不甘落后，要求修改2001年美韩之间有关韩国导弹射程不得超过300公里、有效载荷不得超过500公斤的协定，力争使其导弹射程增加到1000公里、有效载荷超过1吨。2012年4月开始，韩已着手部署射程达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在前述美韩协定的规定范围之内)。
在东南亚，印尼2006年军费开支仅为26亿美元，2012年增至80亿美元，其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进口军事装备。用这些钱，印尼新从美、俄等国进口了包括F-16战机、C-130运输机、海军战舰等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
2012年1月，印尼又签订总额为11亿美元的军购合同，增购潜艇、坦克。越南增购了7艘以上的新护卫舰以及订购了6艘俄制“基洛级”潜艇。菲律宾为增购军事装备，2011年军费开支也增至24亿美元。
目前，世界上进口军事装备最多的前五个国家都在亚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等。新加坡只有区区几百万人，2012年军费开支竟高达97亿美元，并名列世界军事装备进口国前五位置。[5]
除上述五大领域以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军备政策对亚太军备竞赛尤其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奥巴马政府宣示未来十年美国将继续加强驻亚太军事力量、继续保持11个航母战斗群不变；并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开辟新基地，进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6]美还计划向新加坡派驻4艘新型濒海战斗舰，其中第一艘
2013年即可到位。同时并加紧在达尔文港与迪戈加西亚群岛之间的科科斯群岛修建军事基地，使之能起降无人机，以加强美军对印度洋及龙目海峡等国际航道的控制。在2012年6月初落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进一步明确宣布美国虽然将从中东和欧洲收缩，并因财政困难而裁减军费，但美在亚太的军力不会受影响。他还宣称美将把11艘航母中的6艘及60%的海军舰艇部署到亚太，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区，以使美在大西洋与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之比由目前的各占50%调整为40%对60%。他还表示美将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投放兵力所需的能力”，包括增购隐形战机、新远程轰炸机、新的电子战系统和通讯系统等。[7]不仅如此，美国还是亚太不少国家进口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国。如美计划向日本提供F-35战机及其制造技术、向韩国提供巡航导弹、在黄岩岛事件高潮时向菲提供战舰，以及向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机、“佩里”级护卫舰等。美国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海空侦察、不时刺激朝核问题及南海问题，导致亚太国际关系长期“适度紧张”，以及坚持其在亚太的庞大同盟体系和“前沿部署”，也是导致亚太军备竞赛加剧、军事安全形势严峻的重要根源。
2012年6月2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文称美正与泰国加紧磋商如何启用泰国一个由美国建造、曾由美军使用、现已废弃的大型空军基地，并称美还寻求越南金兰湾海空基地的使用权以及寻求扩大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使用范围等。这些消息固然有传闻性质，但并非空穴来风，它反映了亚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战略紧张氛围，而这种战略紧张多半与美国的东移战略及继续强化在亚太的“前沿部署”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跨国犯罪、毒品问题、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以及海盗活动、移民等问题也越来越困扰亚太，同样要求亚太各国通过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共商应对之道。
亚太目前虽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更亟须一个能有效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然而，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安全机制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安全机制则是另一回事。
当前亚太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尚停留在一些次区域积极进行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阶段及次级安全机制建设阶段。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区域安全机制，但它的覆盖范围仅限于中俄及中亚国家，甚至不包括蒙古。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发展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区域安全机制虽然覆盖面较广，但空论多于行动，所谓“二轨”空论又多于“一轨”空论，尚处于安全机制建设的“受孕期”，甚至还未到安全机制建设的“孕育期”，更未到安全机制建设的“预产期”。在某种程度上，“香格里拉对话”也是一种安全机制建设，但它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弱点如出一辙，只不过它开始打上较重的“一轨”印记。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是近年运作较为成功的安全机制，但它仅限于朝核问题这种单一议题，且目前再次陷入“死机”状态。APEC及“东盟+N”等机制覆盖面较广，但它们主要是经济、贸易机制，与安全机制不搭调。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与日、韩、澳、菲、泰之间的“辐辏式”同盟体系也是一种区域安全机制，但其本质是通过结盟方式，以牺牲亚太部分国家的安全感而加强另一部分国家的安全感，是一种具有冷战色彩的机制，非但不能消除亚太“安全赤字”和安全困境，反而是亚太“安全赤字”及安全困境所由产生、放大的主要根源之一。因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同盟体系的存在，亚太各国不但不会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反而会加剧不安全感。即使是参加该同盟体系的日、韩、澳、菲、泰等国，也是如此。它们未因其“辐辏式”同盟体系的存在而感到更安全，而是感到更不安全。
冷战后世界各主要区域都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区域安全机制，例如：欧洲—大西洋地区有不断扩大的北约，前苏联地区有一个“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非洲有“非盟”等。甚至最近动荡不止的大中东地区也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什么经济不断成长、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尤其安全形势严峻又亟须一个有效、能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的亚太反而未能构建出一个这样的机制？原因究竟何在？
就客观原因而论，亚太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之所以滞后于欧洲、独联体以及非洲甚至中东等区域，在于其天然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可具体分解为如下层面。其一，亚太地理范围太大，从亚洲腹地的蒙古往南到澳洲，从印度半岛往东到美国西海岸，纵横各超过万余公里，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区域都难以比拟的，单这一点就能解释在亚太建立一个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有多难！其二，亚太不仅地理上硕大无朋，而且地理特征具有多样性，倚陆跨海、半陆半海，有日本、澳大利亚、印尼这样的海洋性国家，也有中国、印度这样倚陆跨海的国家，还有蒙古、尼泊尔和中亚等内陆国。历史上，这些国家因海洋、高山阻隔而分割为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等相对独立的次区域板块，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超级地理板块。其三，亚太是世界各大区域中最年轻、且是唯一一个正处在发育过程中、尚未最后定型的地缘政治板块。亚太概念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广为流行，其地理范围一直在扩张，其老资格核心区是马六甲海峡以东的“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等。其后，随着印度等“向东看”、澳大利亚等“向北看”，亚太范围不断扩大。现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因亚太重要性增大，正越过太平洋“向西看”，要“变脸”、“变身”为亚太国家，积极融入亚太。[8]正是由于还处在继续发育过程中，亚太尚未建立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又在情理之中。其四，亚太人文、政治条件复杂，具有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在政治上，亚太既有中、朝、越、老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韩、澳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既有像日、澳这样具有所谓“后现代性”的最发达国家，也有中、印这样具有所谓“现代性”的新兴国家，还有缅甸等“后现代国家”；宗教文化上，既有信佛的缅甸、越南、泰国，也有信基督的菲律宾，还有信真主的印尼等，亚太各国人种、语言、文化也多种多样。凡此种种，使亚太很容易出现次区域安全封闭、自保局面。尽管亚太经济在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在加快，并正在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但亚太要克服以上种种分散性，最终形成亚太共识、亚太认同，必定有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若无亚太共识与亚太认同，建立以亚太为大单位的区域安全机制的建设之路漫漫。
就主观因素而论，亚太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之所以滞后于欧洲、独联体以及非洲甚至中东等区域，在于亚太有主导能力的大国，如印度、日本、印尼、澳大利亚、韩国等未主动、积极发挥主导或推动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主导作用。综观世界，任何一种安全机制建设都与大国的主导和驱动作用分不开，如欧安组织有赖于美苏等国的主导与推动；核不扩散机制缘起于1963年美英苏订立《核不扩散条约》；非洲统一组织则由埃及、尼日利亚等大国主导。而在亚太，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区域大国坚持维护以确保其自身绝对安全为宗旨、仅覆盖部分国家的“辐辏式”同盟体系，甚至谋求把印度、越南等区域大国拉进去，致使亚太仍深陷于所谓“安全困境”之中。中国则因长期受孤立、排挤，甚至不得不被迫应对美、日、澳、韩等组织的同盟体系，因而也一直对推动区域安全机制建设持消极态度。其结果是，尽管亚太安全困境与“安全赤字”严重，安全局势严峻，却一直未能启动有助于消除“安全赤字”，解决安全困境，缓解紧张局势、促进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进程。
既然明确了亚太亟须打造有效率的、能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也明确了亚太一直未能着手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主客观原因，如何进行亚太安全机制建设就有了眉目。
首先，亚太各国要努力冲破种种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加强亚太认同，打造亚太共识，为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创造基本平台和政治环境。未来亚太地区最终将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南北美的环太平洋各国，总人口接近40亿，是欧盟人口的8倍—10倍，超过世界人口数的一半；国家数量大约是欧盟的2倍，不会少于50个，其中包括世界上四个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加中美)、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印美及印尼)、世界经济前三强(美中日)。从政治禀赋看，亚太集中了世界上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中美俄)、世界九个有核国中的六个(中美俄印巴朝)和世界上十支最强大军队中的七支(中美俄印日朝韩)。从经济规模看，大亚太目前仅参与APEC的21个成员国，其GDP总量就占世界同比的54%，其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占世界同比的44%。[9]从发展前景看，大亚太范围内有中印及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巨大的劳动人口和市场需求，有中亚、俄远东地区、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美日等国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如这些经济要素能有机融合，亚太经济增长空间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大。考虑到北美经济增速高于欧洲，以及亚太区域化会不断发展，到2020年前后，包括北美在内的大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极有可能向占世界比重三分之二的高位攀升。亚太上升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不但是历史大趋势，也符合亚太各国，尤其是老亚太各国的普遍利益和愿望，亚太各国有理由为此而骄傲，更应为促进亚太认同，加强地区整合而努力。
其次，在促进亚太认同、亚太共识的基础上，加强亚太各国积极打造区域安全机制的战略共识。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亚太各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并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的愿景，除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等等之外，加强地区安全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化时代，安全是共同的、相互的，任何国家都不可以以牺牲其他国家安全的方式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亚太各国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尤其是区域安全合作，才可能促进安全，确保安全。通过建立能覆盖亚太全区域、亚太各国均平等参与其中的亚太区域安全机制，才有可能在机制上保证亚太各国从区域各国共同安全与利益的基础上理解对方，消除误判，化解分歧，并采取共同措施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应对各国在领土、领海主权上的分歧及加强战略互信等。
第三，要采取积极措施扫除有碍于区域安全合作和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种种障碍，尤其要采取积极措施肃清冷战残余，包括肃清冷战思维残余和作为冷战残余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可以说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坚持维护并扩大其“辐辏式”同盟体系是冷战残余的集中表现，已构成亚太安全机制建设的最大障碍。亚太不可能一方面有一个美国主导、由部分国家参与、威胁另一部分国家安全的具有冷战色彩的同盟体系，另一方面又构建一个由区域全部国家参与的安全机制，二者之间——即美国主导的“辐辏式”同盟体系与拟议中的亚太安全机制之间——具有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主导的亚太“辐辏式”同盟体系解散或转型是构建亚太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四，整合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各类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次区域安全机制，使之服务于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亚太现有的区域机制主要有APEC、“东盟+N”等。这两个区域性组织虽然以促进经贸合作为主旨，但为构建区域安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包括其地理范围规定、其开放性、其相对平等的运作模式等。亚太次区域合作机制如前所述，包括上合组织、六方会谈机制、中日韩合作机制、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等等。这些次区域机制、尤其是次区域安全机制，不应被视为构建全区域安全机制的对立物，而应被视为构建亚太全区域安全机制的砖石和准备阶段。如整合得当，这些次区域机制或可构成未来亚太区域安全机制的基础。
最后，在构建亚太安全机制过程中，亚太大国要承担对亚太安全的“大国责任”。美国搞“战略东移”已经迈开了实质性步伐。一般认为，美国搞战略东移，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符合亚太崛起的大趋势，是美国最终以亚太国家身份全面“融入”亚太的积极举措，对亚太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不无正面意义。然而，美国搞战略东移的军事色彩太重。美在大中东和欧洲搞收缩、缩短战线，却向亚太增调军力，尤其在亚太新辟基地，扩大“前沿部署”，加重了亚太非美盟国的不安全感，对亚太局势紧张和军备竞赛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美国作为在亚太有巨大影响力的外围大国，把亚太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以“离岸平衡手”自居，也不利于亚太国家推进亚太认同、亚太共识。美国如不调整这些短视性的冷战思维残余，其战略东移就会由“融入”亚太变成“侵入”亚太，就会阻碍亚太认同的形成。若如此，亚太就难以消除障碍，也难以构建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
【参考文献】
[1][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24
[2]James Blize， etc.， “Asia Defence Spending on Course to Pass That of
Crisis-hit Europe”，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12.
[3]Rahul Bedi， “India Ups Defence Budget by 17%”， Jane""s Defence Weekly， March
28， 2012， p.14.
[4]The Economist， “Military Spending in South-East Asia： Shopping Spree”，
March 24， 2012， pp.29-30.
[5]The Economist， “Military Spending in South-East Asia： Shopping Spree”，
March 24， 2012， pp.29-30.
[6]Geoff Dyer， “A Less Pacifi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7]Panetta： New U. S. Defense Strategy， Asia-Pacific
Policy.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6
/201206026706.html.#ixzz1xVxSfBVq(上网时间：2012年6月25日)
[8]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M].现代国际关系2012，4：8-9.
[9]Staff Writer， “Obama to Emphasize U. S. Role Across the Pacific Rim”，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10， 2011，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