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崛起的指标
谈中国的崛起大多指的是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和总量。就速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超过当年“日本奇迹”，平均不到6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自1978年以来GDP增速远远超过预期，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已达5. 8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对于这一估计，很多人认为过于保守，最新的预测已将中国在实际 GDP(按平价购买力换算)上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提前到2016年。［1］另外，中国在外汇储备上已达3万亿美元之多，为世界之最。这一数字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汇还不到2亿美元。［2］就现代通信而言，中国不但是最大的通讯市场，而且还拥有世界最多的消费群体。至2011年，中国有10亿手机用户，7亿网民，远远超过美国3亿的手机用户。中国高档消费者维持了欧美奢侈品生产者的生计。中国崛起还反映在制造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一，中国生产和消费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和钢铁，1/3 以上的工业金属。［3］中国崛起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说起资本市场人们通常将目光转向纽约、伦敦、东京甚至香港。而近年中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资本市场。［4］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指标的好坏，左右了世界股票市场的南北走向(中国股市除外) ，中国经济的发展牵系着世界经济的繁荣。
二、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意义
首先，中国崛起导致中美两国深度的相互依存，表现为中美经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利益有高度的纠缠性、捆绑性。美国的中低档消费品大多产自中国，价格便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的大众消费水平，抑制了通货膨胀； 而美国人享有的低放贷利率也得益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就中国而言，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有利于中国的充分就业。中国制造业的提升和高科技发展，也都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其次，导致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化。中美贸易尽管摩擦不断但却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进口国。而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2000—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达468%(见图1) 。对华贸易增长速度之快有力证明了贸易互惠原则，同时也证明那些对中美贸易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们是错误的。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了美国对华出口自中国加入世贸后，一直是呈增长态势(见图2) 。中国市场对美国中小企业尤为重要，成为这些企业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从2000到2008年，美国中小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17%。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中也存在三个迷思。
迷思1：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太大。按美国商务部2010年的数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730多亿美元。然而这一数字并没有反映出美国企业在华销售的利润。从2000到2008年，美国在华企业的销售增长了431% ，2008 年的销售达870亿美元。［5］20另外，美国商务部数字没有包括美国对华服务行业所赚的利润，而美国对华服务出口也一直呈增长态势，2008年超过两百亿美元。近些年东南亚一些经济体将原来对美国出口的商品转到中国加工，再从中国出口到美国。这样，原来美国对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赤字便算到了中国头上，增加了中国对美国贸易赤字的贡献，使其从2000年的19%增加到2010年的43%(见图3) 。
迷思2：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从图 4的数字来看，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开始了对美元升值之旅，到2008年，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并没有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反而上升(见图4) 。可见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并没有直接关联。
迷思3：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及廉价劳动力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饭碗。但数字表明美国还是拥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只是美国的第八大投资国，排在爱尔兰之后。［6］19还有一种观点指责美国在华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美国需要的商品并将其产品返销美国，从而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但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出返销美国的产品数量很小，不到9%，大部分是销售在中国市场，占70%以上。［6］20
实际上中国是近年来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统计数字表明，自2000年以来，有47个州的对华出口呈3位数的增长，远远超过对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对华出口最多的 15 个州，其中南卡罗莱纳州对华出口增长了1596%之多(见表1)。
再次，中国崛起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威胁者”。造成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基于以下几个谬误。美国广传的“中国威胁论”是建立在西方“力量转换理论”之上的，即在世界体系里兴起的大国会受到具有霸主地位大国的限制、围堵，从而必须用其膨胀的力量对现有体制和大国发起挑战以建立新的力量结构。19世纪德国的崛起便是验证该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然而，近期研究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够解释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上世纪美国与英国的力量转化和美国霸权的建立，相对来说是和平取得的。英国在美国不支持其苏伊士运河战争并釜底抽薪后，最终退出世界霸权之争。［7］历史上有人把德国的崛起描绘为“暴发户”，而暴发户的概念内涵有二：一是从来没有过如此经历，二是拥有从未有过的力量(财富) 。没有当过大国的经历而拥有大国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大国应有的地位和承认，那么动用武力来得到自己认为应有的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与德国相比，中国的崛起与德国崛起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重大不同则是中国有过作为一个大国的经历。中国在19世纪初就曾拥有世界GDP的22%之强。［8］40而这一经历对中国再次崛起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中国会以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其世界地位，毕竟中国是过来人。其次，由于没有“暴发户”式的诉求，中国会慎用武力。当然，中国当今崛起的世界环境与当年德国崛起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在此不再讨论。
就世界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威胁论”也站不住脚，无论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与西方相比都不占优势。中国现有GDP大概是美国的1/3 强一些，而人均GDP则不到美国的1/12。中国的军费开支，即使按西方的估计也只有美国的1/5—1/6。如果加上西方整体的军费开支，那只有其1/10 左右。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落后于西方，无法构成对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威胁和挑战。［9］37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崛起的，没有必要挑战或推翻当今的国际体系。首先，传统力量转换理论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通常受到霸主国的打压，不承认其大国的地位和利益。但中国的崛起已在现有国际体制内取得了大国地位和权利。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各大国际组织里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表决力量不断提升。美国也一直拉拢中国来维持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次，中国在现有世界体系内有切实利益。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大大增强，成为当今世界最大贸易国之一。再次，不管中国政府如何表述，中国也是现有世界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也就是说，一个有秩序、相对稳定的世界，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两大外交战略目标。
三、中美关系中的三大问题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中美两国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已经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国关系虽摩擦不断、争论不休，却也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并逐渐走向成熟。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已得到全面发展，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两国政府与人民的交流日益扩大。尤其是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和沟通机制也在制度化，从州省间到政府各部委以至最高层领导人间定期和不定期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对话机制都已建立，而军事交流平台也在逐渐搭建。用一位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的话说，中美两国之间无话不可说。即使如此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三大问题尤为重要，每一项如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三大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双方政治制度分歧和战略互疑。按其重要性排列，这三个问题可按序分为次要、重要和最重要。
首先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对台军售是中美建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签有三个公报，但一直没能约束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中的对台军售条款。美国政府以此为理由从未履行三个中美公报中有关对台军售的承诺。而恰恰相反，美国在1992年总统大选后，布什总统更是打破了美国多年执行的1984年中美两国达成的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的规定： 即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不能超过之前的军售水平，将F-16战斗机卖给了台湾。而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中国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的预定访华，中断了中美军事交流，支持朝鲜在“天安舰”事件中所采取的与韩国和美国对立的立场，从而给予了美国战略重心高调东移的时机，增强了美国对华显示其在亚太地区强大实力和霸主地位的意愿以及对亚太地区诸国的影响力。虽然2010年对台军售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至今还有影响。然而，中国的崛起对军售问题的直接影响是使其在中美关系中越来越边缘化。近年中国国力和军力的增长已远不是美国对台销售几十亿美元军备所能抗衡的。台海两岸军力的不对称是绝对的，军售已不是一个军事问题，也不是像有人所称的战略布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即中国领导人通常所说的“主权”问题) ，亦是关涉到一个崛起大国的面子问题。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的反制能力会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军力的提升)［10］127－148，反制手段会变得更有力和多样化。这势必提高美国对台军售的成本，减少对台军售的效益。美国的政客会越来越感到对台军售得不偿失从而转向主动解套。对台军售虽为中美关系中的三大问题之一，但要看清其逐渐边缘化的趋势，不能让其影响中美关系大局。是为次。
中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是第二大问题。所谓政治问题是指由两国政治制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和价值观摩擦(如政治制度、人权等) 。这一类问题是伴随中美关系发展至今挥之不去的问题。但是，这一类摩擦随着中美两国多年的磨合，双方已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包容，特别是两国已建立了种种默契和机制予以控制和解决。中美关系在这些方面已积累了很多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美对话渠道畅通无阻。关键是通过沟通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进而就事论事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另外，中美两国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把政治分歧与两国的国际合作分开处理。也就是说两国在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马上解决时，如何把握住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尽量使其不受政治分歧的影响。虽然人们通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反过来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国际经济的繁荣对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有关键的影响。是为重。
应该说中美关系当今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是中美两国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以及对各自战略意图的误判，从而可能导致一系列潜在的战略布局上的对抗，引发中美两国的冷战。有人会说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11］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与国家安全及战略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更何况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至于地缘政治的竞争，那也是与安全、战略及经济利益分不开的。然而，细分中美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关系，是合作大于竞争。因而，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还是战略猜忌。由于2010年的美国对台军售和“天安舰事件”，中美两国围绕军事交流、美国在南中国海和黄海军演，直至南中国海问题，开始了一轮具有冷战意味的针锋相对的外交对抗。深究这一系列外交摩擦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猜忌而导致的。
就美国而言，中国近年来军力发展强劲，军费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尽管中美两国近几年有些军事方面的交流，但中美双方对相互的战略底牌并不清楚，相互猜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近些年军备发展透明度颇有微词，认为中国的军力发展有其隐蔽性目的。［12］虽然中美关系一直在全面发展并深入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中美之间没有建立起根本的战略互信。这才是制约中美两国关系的根本性因素。最近，中美有些学者已开始注意到战略互信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3］笔者也在2010年谈到战略互信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建议“战略互信的建立，应该从军事对话和交流开始，建立军事互信，然后逐步升级到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对话，通过战略对话，消除战略模糊，明确各自的战略目标，然后根据相同或不相同的战略目标，协调双方和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14］。
在中国，也有人对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颇有微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当然，美国大张旗鼓地战略重心转移，其时机选在中美关系微妙之际的2010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遐想。但是仔细想来，美国这一战略转移是一迟到的又是必然的转移。任何战略重心的布局都是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为经济服务的。二战后美国重兵布局欧洲，是因为美国经济的繁荣依赖于欧洲经济的复苏，美国的主要投资和贸易都在欧洲。新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重心早就由欧洲转移到了亚洲，无论对外投资还是对外贸易，亚洲都已超过欧洲成为美国对外经济的重点。也就是说，如没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国早就将其战略重心东移。［1556－63［16］应该说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更多的是其迟到的全球军力重新布局的实现，以保护其至关重要的亚太地区经济利益和所谓超级大国地位。
当然，这一客观因素还不能完全解释美国为什么在2010年高调重返亚太，还有两个主观因素不可忽略。一是东南亚有些国家对其日益加深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感到不安，因而采取两面对策，即经济上依靠中国，政治上靠向美国。不少国家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表示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希望美国主导亚洲事务。［17］二是奥巴马政府2010年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从对华寻求积极合作转向对华强硬。这一转变的原因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的误判和不作为。误判是中国政府认为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得刚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这表现为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上台便首访中国，望中国能“同舟共济”。中国政府把这一举动看成是向美国施压的机会。另外奥巴马本人在竞选中采用了不批评中国的竞选战略，同时当选后马上决定在任期第一年访华并做出不会见达赖喇嘛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建立积极合作的关系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回报。然而，奥巴马2009年访华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积极回应的信号空手而归。紧接着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包括反对美国提出的对伊朗禁运、否决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等。颇受刺激的奥巴马决定向中国展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硬软实力并开始对中国强硬。应该说，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并不是主要针对中国，虽然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有所改变。这一判断极为重要，关系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的建立。当然，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也应与中国有个真正的沟通，美国有责任向中国解释其新的亚太战略的内涵和目的。这对建立中美战略互信至关重要。2012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的访华，是否能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不断的多事之秋，与中国政府在亚太战略问题上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使双方真正认识到太平洋之大，不仅能容得下中美两国，而且还能找到共同的利益。中国政府似乎准备听取美国的立场，官方媒体已具体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要求美国予以澄清：1) 美国亚太战略是要直接插手亚太事务还是要亚太的和平与繁荣？2) 美国在亚太国家双边争议中的“中立角色”；3) 美国对建立中美军事互信是否有诚意。［18］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以及一些中国官员意图宣布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双方的战略猜忌。美国认为中国将把南海作为自己的后院，排除其他势力在此地区的影响和利益。中国则把在南海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归结于美国在背后的怂恿和作祟。［19］中国领导人在把南海是否定为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应慎重行事。一国核心利益，不可随意触及，更不可随意挑战。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诸多国家有争议，与越南和菲律宾更是冲突不断。如果像这些国家都可以随心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引发冲突，那中国保卫其核心利益之能力，岂不将引起公众质疑。南海问题就是领土纠纷，不必牵扯到核心利益，而应该按领土纠纷问题来处理。中国近年来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上已积累了很多谈判经验。除谈判外，在应对南海主权争端上，中国的对策应是重双边、稳现状、求合作。
冷静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必将美国因素联系到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主权争端上来。自“天安舰事件”引发的美韩黄海军演，到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冲突以及近日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中国有些媒体和学者都指责美国在幕后煽风点火，暗示中国与南海诸国在领土主权争端上，美国在明里暗里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且不论这些指责根据不足，大多属于猜测和推论，无法证明其对否。有人会把最近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设立三沙市的强烈反应看成是干涉中国南海事务的典型表现，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改变了其在南海领土争端中所持的“中立立场”。而且美国国务院的表态已被美国批评者认为是“贸然发声”，给南海局势火上加油，招致了中国的强烈反对，无助于南海紧张局势的平息。［20］即便美国在争论中站在中国的对立国一方，支持这些国家的领土要求，那也不等于在为领土交战时，美国就一定会出兵帮助这些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拒绝支持其天然盟友英国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而战，并在英国和埃及战争中釜底抽薪致使英国最终败退苏伊士，便是很好的佐证。［21］75－78更何况南海诸国与美国的关系，还远比不上美英盟国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就事论事，把领土争议与中美战略利益区分开来，切忌影响到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中美两国在南海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的冲突。此为最。
四、今后的中美关系： 两个“超级”大国的并存与合作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应该没有什么争论，甚至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把中国看成一个超级大国，大概还是有很多的争论。［22－23］比如超级大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等。近来美国颇有些言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见顶，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呈现出不可持续性，把中国最近的经济调整看做是“中国崛起的终结”［24-25］。诚然，近期中国经济的调整会放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正是为了保证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何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放慢，也远在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上。由此而断定中国崛起的到头，未免武断。当然，应该看到，由于经济速度的转慢，可能激发激化各种隐性的和现存的社会矛盾，但这更能逼迫、促使改革深化。中共十六大报告曾做出一个判断，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机遇的窗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一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从经济学人的预测数字来看，中国的发展也尚未到头，其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换算) 将在2018年赶超美国。［26］但是，中美两国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国，都有其内在的问题。而各自内在的问题必然导致两个大国相互依赖，合作双赢。
首先，美国是一个正在衰退的超级大国。主要表现是其过度的全球军事布局的扩张，而支持其全球扩张的经济实力在衰退，从而出现保罗·肯尼迪所描绘的“帝国性过度扩张”，对全球所承担的义务已有力不从心之感。描绘美国衰退的数字很多，这里只举一个数字。美国现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国债达16万亿美元之多。近期的联邦财政预测表明美国2013年用于偿还国债利息(还不是本金)就占其政府花费的7%，高于其教育花费。［27］试想美国何年能还完其债务。而且每年还本带利的钱，将大大影响美国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包括军费开支。经济衰退必将影响到美国的军力发展。尽管美国的军费开支遥遥领先世界各国，但不能认为美国公众将会无条件支持如此高昂的军费。事实表明，美国公众舆论已开始反对政府维持高水平的军费开支，要求减少军费预算，优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不管是在蓝色的民主党选区还是红色的共和党选区，74%(红色)和80%(蓝色)的选区支持削减军费。［28］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总体实力的下降，加之国债的拖累，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国内政治将围绕政府削减开支、重分蛋糕展开激烈斗争，而民意将对是否维持高昂军费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上升，却是一个刚性有余、柔软不足的大国。借用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29］中国有一个举国体制，强有力的领导动员和组织能力，集中的财力和资源动用力。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弹性，主要表现有四：一是由于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使得国家与社会重叠太深，社会没有足够的自治空间。政府直面老百姓，容易引起直接对抗。如果国家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政府就能够有一定的超然和弹性，就可避免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必然惊动中南海。二是法制的健全和其权威性的树立。司法制度的健全，可以更好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很多问题由司法程序来处理，而无需政府干预或事必躬亲。一个国家法制的好坏，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权威性。法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国民自觉地遵法守法是衡量一国体制是否有弹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是社会压力的释放机制尚未健全，容易导致怨气聚积，极端发泄。在这方面媒体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之大。媒体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不但可以让人们说出心里的话(心理压力释放) ，而且能够及时反馈社会压力点在哪里，及时找到对应政策。第四，政治体制的弹性还来源于一个政治制度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价值观包括诚信和合法性，是人民和政府价值观的统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能够体现民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软实力。
中美两国内在的问题导致今后的中美关系必定是朝合作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合则双赢，斗则双输。这一结论是基于三个关键的因素：
其一，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和多斗少。两国没有领土纠纷，各自敬仰对方的文化。在重大的国际关系和战略利益上，两国大多时间站在同一战壕里，为共同的利益并肩合作，相互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都加入了反战同盟，二战后，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冷战高潮时期，中美再次联手，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美国从战略利益出发，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再次崛起，弥补了美国在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秩序时的力不从心。而中国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完成其历史性的崛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在国际战略利益上有了最大的公约数。中美两国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最大利益攸关者。
其二，中美两个大国都有其软肋和各自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相互冲突性问题，而是根源于各自国内。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和对立。相反，两国更需要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美国一些人士前几年提出的所谓 “中美国”，到后来又提出“G-2”一说，是有一定道理的。［30］［31］215－239．虽然这一概念没有被中国政府接受，认为是美国想借用行为规则来“捆绑”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但此后的国际形势发展表明，中美两国关系建立一定的行为准则，相互约束，合作共赢，有利于两国的沟通和战略互信的建立。中美两国各自的脆弱性决定了相互需求、相互依赖的关系。
其三，中美两国都是拥核国家，在国际关系史上，尽管核武器时代不长，但拥核国家还没有相互开战的先例。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用的是代理人战争，而各自在接受了古巴导弹危机教训以后，加强了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一直不断地在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核武器决定了当今大国之间的基本关系，那就是大国战争是必须要避免的。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零合博弈将很难再现于今后的国际关系中(不排除局部的零和博弈) 。
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以美国为鉴，不应在全球事务中争当老大。当老大是有责任和成本的。美国在冷战后可谓是一国独大，一国超强，而事物发展规律是盈满则亏。美国自海湾战争到现在，虽然在维持国际秩序上取得一些成就，但耗费巨大，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国力在走下坡路。试想，中国将来崛起后取美国而代之，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将走下坡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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