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在北京召开，正如公报背景所阐述的，我国在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快速度建设的城镇化进程以后，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城市病，水系污染、城市安全等。就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模式，需要适应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改变。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报透露出七大要点：
一是强调城市工作要尊重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以后的城市工作，不仅仅是住建局、规划部门或国土部门一家的事，需要财政、产业、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协作协同。而城市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多部门协同，以人口市民化为例，不仅需要进行户籍改革，还需要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多个领域的配套改革。除了系统性之外，城市的发展自有其规律，人口的流向、空间的布局、产业的选择，并不是纸上画画能够规划出来的东西，而是由市场选择规律决定。由此，未来的城市规划，是融合了经济、产业、空间、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规划，需要更加的客观科学，才能一张蓝图干到底。
二是更加尊重人本和自然。“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为人民”“公众参与”等字眼，不断出现在行文中，也意味着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都需更加的人性化。与人性化相呼应的是尊重自然，2013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曾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文字，此次公报也提出了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城市里面也需要再现“绿水青山”，看得见“好山好水好风光”，少了原有的改天换地、挖山填湖的气魄，而只有与自然相和谐的城市才更加宜居。所以类似于云南提出的城镇上山、园区上山等大幅改造自然地理地形的城市建设，已经迫切需要改变了。
三是城市的规模控制至关重要。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并非可以无限的扩张或成长。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如今深陷雾霾围城、人口膨胀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痛，就是城市无序扩张的恶果，如今要以业控人、产业疏解，已是亡羊补牢之举。正确的城市规模界定，需要综合测算城市的土地空间、水电气资源，以及产业支撑等多个要素，而非一味做大人口规模，以获取土地指标为目的。
四是城市安全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全国总共四个直辖市一个特区城市，今年就有上海、深圳、天津三个城市出现了重特大城市事故，而且均是死伤惨重，为建国以来所罕见。这些一向强调管理的直辖市和特区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安全隐患可想而知。没有城市安全，何谈让生活更美好？未来的城市安全，需要通过城市大数据的分析研究，通过对项目选址、人流集散规律等综合层面的风险评估，来发现城市中的安全薄弱点，防患于未然。
五是城市管理被提到了重要的高度。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走过了大规模粗放扩张的阶段，城市建设以后，只有通过科学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才能发挥效用。因此，公报明确提出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加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这需要构建出一个新型的“政府-社会-市民”体系。
六是中西部的城市群建设，有利于推动就地城镇化。公报明确提出，要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要形成健康的城市群，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联通，更重要的是产业方面的协同发展和错位发展，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站在区域的层面，梳理自身发展的资源禀赋，明确比较优势，才能免于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利于协同发展。
七是“常住人口市民化”或将加剧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状态。公报明确“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推动本地农民市民化，而且是外来常住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这意味着，从四川出来打工的人口，不仅可以选择在四川就地城镇化，还可以在长三角某个城市就地城镇化。这项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将加大具有人口吸引力的城市的竞争力，使得竞争力差的城市更加边缘化。
本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其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一脉相承，中国的城市发展已处在一个转型期，从土地经济转向后土地经济，从粗放发展转向内涵提升，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从行政主导转向以人为本。要实现上述转变并不容易，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城市建设，大多被资本和权力左右，被以投资和GDP为重的政绩考核模式所左右，政绩指挥棒如果不转向，难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