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尽管人均GDP仍落后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但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人民币也成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在中国的跨境贸易与投资中，人民币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计价货币与结算货币之一。中国出口商品的50%左右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而进口商品的30%左右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计价与结算，既帮助中国企业规避了汇率风险，又帮助中国企业降低了汇兑成本。中国对外投资的50%左右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而外国来华投资的75%左右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跨境投资大规模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前提，是境外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人民币。据测算，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存量，已经与中国国内的人民币存量大致相当。
中国已经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中国金融市场也实现了完全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中国广袤的国内市场，以及具有特色的中国金融机构，使得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在配置资产组合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重要选择。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一部分发达国家，均将外汇储备的25%左右投资于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与居民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融资，从而避免了货币错配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中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权利。
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组成的“大中华区”内，人民币已经成为自由流通的货币。除此之外，人民币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区域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货币之一。在很多实施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国家中，人民币已经成为货币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与中国具有密切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甚至直接实施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各国汇率的集体浮动，而人民币在其中扮演了锚货币的角色。在亚洲货币基金中，中国已经成长为份额与投票权最高的成员国。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态势。从区域上来看，南北美洲国家主要使用美元，欧洲、中东与北非国家主要使用欧元，而亚洲国家主要使用人民币。三种货币集体充当全球储备货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而有效地克服了“特里芬两难”，即维持本币汇率稳定与满足全球清偿力需要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在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承担全球责任之间的矛盾。全球投资者在三种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用脚投票，这为美国、欧盟与中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外部约束。在此前提下，三个货币当局都有强烈的激励去实施更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这一格局有效地克服了过去由美元充当全球储备货币而造成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与流动性过剩。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中国的份额与投票权已经基本上与美国或欧盟相当。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已经被取消，美国、欧盟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彼此制衡的格局。在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的定值货币篮中，人民币的权重也与美元、欧元相当。在治理结构方面，IMF定期根据各国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变化来调整各国的份额与投票权。除了进行危机救援外，IMF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主权资产管理机构，通过替代账户帮助有着多余外汇储备的国家管理外汇资产。在这一方面，中国是IMF最重要的客户之一。IMF也负责对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进行多边监测，以甄别、防范与预警系统性风险。一旦成员国爆发风险，IMF能够快速提供量体裁衣式的充足救援，贷款附加的条件性既有助于克服道德风险，也能够避免对成员国经济的负面冲击。
除IMF之外，中国也在世界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等国际多边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在份额与投票权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外，中国人也定期轮流担任国际多边机构的首脑。来自中国的技术官僚也频繁、大量地出任上述国际多边机构的中层管理工作。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还会不时发生，但由于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系统性的危机防范、预警与救援机制，一旦危机爆发，相关国家就能够采取对症下药的应对措施，以防止危机的传染与深化。因此，全球性与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有所下降，而危机的破坏性更是显著降低。
综上所述，在2030年，随着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上升，人民币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中国也积极地参与并试图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随着人民币的成长以及中国的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与日俱增。
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一梦想也绝非易事。笔者认为，要使得梦想变为现实，至少需要如下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十年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与出口拉动。然而当前中国投资率已经接近50%，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相当严重，继续提高投资率的空间不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国企业继续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的做法也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为了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二十年内持续较快增长，中国经济必须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平衡驱动的转型。而要完成上述增长模式转型，以下三方面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实现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三部门之间更加均衡的分配，以及降低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二是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高利润率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向民间资本真正开放这些服务业部门；三是加快推进包括利率与汇率在内的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些结构性改革措施注定会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其推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第二，是中国金融市场能否在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并尽可能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化货币的前提，是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更广、更深、更具流动性与开放性。中国金融市场的定位应该由为融资者服务转变成为投资者服务，提高市场透明度与监管水平。国内存在市场分割的主权债市场与企业债市场应该整合到一起，多头监管的格局应该转变为单一主体统一监管。在向外国投资者全面开放之前，中国金融市场应该先向国内民间资本全面开放。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中国政府首先应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其次应该避免资本账户的过快开放。
第三，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能否协调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避免大的国际冲突。其一，在享受了全球化红利的同时，随着自身规模与重要性的凸显，中国应该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政府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之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避免国内政府负外部性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二，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与双边合作，在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各种国际论坛与会议上，中国政府与相关机构应该成为重要议题的提出者。其三，作为曾经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前的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上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中国也应该将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阶段的跃迁。中国政府应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相结合，以克服国际社会内针对中国崛起的猜忌与抵制。
（作者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