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公共外交，以塑造地区认同为核心，通过支持学术研究、深化民间交流和加强舆论引导，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在推动东亚一体化方面迈出了新步伐，逐步突破了既有的合作障碍，向着机制化和长效化纵深发展。
相比欧洲、北美、南美等地的一体化，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不在于地区经济交往总量少，不在于地区利益互补差，也不在于地区社会交往少，地区一体化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东北亚地区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东北亚地区最根本是缺乏建构共同利益的条件，即地区政治认同，这也是决定一体化能否取得进展的最直接和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如何跨越政治上的地区认同障碍，便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关键。
那么，何谓地区政治认同呢?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认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地区认同”就是一种“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而且“地区”概念本身就存在“认同”的含义。地区政治认同就是在集体上将地区看做是政治上一致的身份认同，包括文化价值认同、安全观念认同和政治身份认同。
从地区政治认同的三个维度来看，东北亚地区的政治认同仍然存在很大问题。
一是文化价值认同存在分歧。在东北亚地区，尽管各国都十分珍视所谓的“东亚价值”，却一直没有重新构建起文化上的认同感，日本构筑以其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记忆对中韩等国的伤害至今难以磨灭，加速了东亚文化圈的中衰与裂变。同时，政治制度的差异还进一步扩大了此种地区文化认同的分歧，比如日本和韩国作为西方最富裕国家的成员，对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心存疑虑，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左右了他们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最基本看法。此外，对历史传承下来的领土现状和文化遗产的认识上，东亚国家还存在深刻的分歧。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韩之间的竹(独)岛之争、中韩之间的高句丽之争即是；中日韩之间还存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争端，如中韩之间端午节文化遗产之争。
二是安全观念认同裂痕难平。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在地区安全观念上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任何一方的强大都被其他各方看作是一种威胁，比如南北韩之间，尽管金大中时期的“阳光政策”试图缓解南北双方的安全困境，但朝核问题的严重化令合作安全观化为泡影。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使两国一直在安全问题上心有余悸。此外，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力辐射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歧，加剧了地区各国在安全上的不信任，故而，该地区长期缺乏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共同威胁意识和共同安全观念。
三是地区身份认同遥不可及。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他者认同”和“归属认同”。“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和特征的认定，这种身份是该行为体自身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就自我认同而言，尽管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各国总体上坚持东方文化，但政治上却体现为身份分裂，东北亚至今没有形成“东北亚人”的共同身份认同。就他者认同而言，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都是地区性大国，他们的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抗衡，也都不愿意联合起来平衡美国的地区影响。就归属认同而言，中日之间、南北朝鲜之间，甚至同属于美国盟友的韩国和日本之间，都缺乏同舟共济的地区政治认同。比如在日本人常问题上，韩国通过推动“咖啡俱乐部”加以抑制，令日韩关系十分紧张。
为了克服中国崛起而在各国舆论中泛起的“中国威胁论”，推动地区政治认同的形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公共外交上日益活跃。2003年外交部新闻司内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全面负责公共外交事宜；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的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把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作为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工作重点之一；在2009年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明确把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中国公共外交突出表现在处理亚太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以公共外交推进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尽管中国软力量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但它“强化了在邻近的亚洲赢得朋友和影响舆论的努力”。具体来说，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公关外交，倡导地区合作观念。领导人的公关外交，是营造地区合作观念最有效的武器。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外出访问中，各种与公众直接接触的活动日益增多，比如到对方国家的高等院校中发表演讲、接受对方媒体的现场采访、与相关企业员工开展联谊活动、举办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宴会活动、安排到某些旅游景点游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领导人们在非正式场合的活动在公众中的形象传播和塑造效应要比正式场合的活动大得多。
以中日交往为例，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期间，专门安排与当地立命馆大学学生打棒球，专门与日本青年进行面对面交流，到日本的代代木体育公园进行晨练，与日本民众进行锻炼交流，访问日本农家，总理的“亲民”形象给日本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与两国经济界领导人、友好团体主要负责人以及青少年和民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并接受日本媒体的联合采访，阐述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在短短5天时间里密集出席了55场活动。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到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从福田康夫首相的“迎春之旅”到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中国政府的公关外交，逐渐突破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形成的冰冻，将中日关系引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于中日韩首脑会议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开展媒体外交。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外交影响力的放大器。为了不断改进对东北亚地区的媒体外交，中国政府努力加大对媒体建设的投入，改善体制，逐步加强国际广播和对外宣传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搞好基础设施，包括国际广播、驻外通讯机构、记者招待会等，加强跨国媒体合作和媒体外交，逐步扩大中国在地区合作舆论的引导力。
以中韩媒体合作为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日本、韩国等同家有关部门多次举办中韩媒体论坛、“10+3”媒体合作论坛，比如2006年的中韩媒体经贸文化高层论坛、
2007年的中韩高层媒体论坛，推动中国媒体和韩国媒体、日本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关系，通过媒体之间的采访、新闻交流、节目交换，向彼此国家民众介绍两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中国加大媒体外交力度，推动韩国MBC电视台、首尔电视台、《朝鲜日报》和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许多著名的媒体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办事处，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平台，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各个方面，全方位地集中报道中国事务和中国发展对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澄清彼此误解，进而为地区合作创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第三，推进文化交流，深化地区各项合作。在国家间关系中，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中国的儒教文明和“孔子学院”在东亚甚至世界各地的传播和扩散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表现力量。克服主观意识形态偏见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靠交往，特别是两国民众围绕教育、科学、文化、历史、宗教等领域展开的深入广泛的交往。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意义，近年来已经得到中国政府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部长蔡武认为，“我们正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不仅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以中韩教育文化交流为例，近年来，随着中韩双方的交流越来越紧密，“韩流”和“汉风”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韩国许多影视演员和流行歌手成为中国青少年的偶像，而韩国也出现了“汉流”，汉语成为许多韩国人学外语的首选。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家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首尔落成挂牌后，引发了“孔子学院热”，到2009年4月，韩国已经建成13家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为韩国朋友提供了不出国门就能了解体验中国文化的窗口和课堂，成为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在华的韩国留学生约6.5万人，在韩的中国留学生约4.8万人，均居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的前列。双方每天有100多班的定期航班，近2万人往来于两国之间。每年人员的往来达600多万人次。两国大量的国民往来，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和距离，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韩两国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性协力伙伴关系。
在中国公共外交的推动下，东北亚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合作进程加快，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的局面，地区能源合作机制、地区经贸合作机制以及地区首脑峰会等机制化发展迅猛。尤其是在中韩关系上，已经明显呈现出合作势头加快的趋势，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定期举行，也是东亚三国走向合作大势所趋。2010年6月3日，为各国舆论所关注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全文公布，这份经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不懈努力得以通过的文件，详细规定了中日韩三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在机制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路线图，将三国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
中国公共外交的角色
总体来看，中国公共外交在东北亚地区合作中扮演了“理念倡导者”、“舆论引导者”和“机制推动者”的角色，随着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拓展，这一作用还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一，地区合作的“理念倡导者”角色。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具活力、实力最为强大和在该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东亚三国不仅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资源等诸多现实问题上心结已久，而且还曾面对自美苏争霸的世界地缘战略格局重重阻隔，阴霾不散的冷战思维也时不时地令东亚三国“近在咫尺却心在天涯”。然而，近年来，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鲜明态度和一系列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和公共外交行动，令地区各国对中国信心日足。韩日两国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正是在此种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不约而同地将东亚三国合作摆到了突出位置。显然，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身体力行地开展润物细无声的公共外交，把积极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摆到外交的突出位置，不可能产生区域主义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在朝鲜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会议、东亚峰会、“10+3”合作机制等方面，中国公共外交作为地区合作倡导者的角色十分醒目。
第二，地区合作的“舆论引导者”角色。尽管亚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各种版本的地区合作模式，但都没有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舆论主流。比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008年6月提出的“亚太共同体”，国际舆论反应冷淡；美国先后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亚太民主伙伴关系”和“亚太自贸区”也因为缺乏诚意而没有地区国家的响应；日本积极推动的构建日美印澳“四国同盟”和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倡议，也因为对日本历史上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疑虑而阻力重重。在地区一体化进展不顺利的关头，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倡导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推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推动建立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倡议，得到了国际舆论和地区各国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支持。中国领导人反复阐释的“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政策，以及中国推动“和谐亚洲”，努力和周边国家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等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地区合作的舆论，一些主张已经成为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
第三，地区合作的“机制推动者”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东北地区合作上从积极参与周边机制，到主动构建，逐渐在中国周围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机制的链条，区域多边制度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特征。比如举世关注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经过几轮谈判，尽管目前遭遇了困难，但东北亚各国关于建立东亚合作机制的呼声不断，学者们对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热情构想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外交积极履行大国责任，重视公共外交、政党外交和地方外事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此外，中国还积极与东北亚各国建立各种新型合作关系，在国家间关系定位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那种“结盟的”、“对抗的”、“敌视的”等亲亲疏疏的定位，在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中，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如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同于过去的结盟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难看出，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东北亚地区合作蓬勃地开展起来，成为产生地区合作机制和政治认同强有力的推动力。
东北亚地区是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也是矛盾最复杂和最敏感的地区，由于地缘政治、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地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一直进展缓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加强公共外交，通过领导人积极开展增信释疑的公关外交，推动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加强地区各国之间的教育文化和社会交流，以做地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其中扮演了“理念倡导者”、“舆论引导者”和“机制推动者”的角色。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东北亚地区一体化开始启动，包括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东亚峰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机制都在向前发展，尽管可能并非一帆风顺，但只要立足于公众和社会层面，长期打算，扎实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机制化就一定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