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至10年，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走向如何？美国、欧盟、俄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会面对怎样的战略机遇与困境？这些主要行为体的大战略调整中会有怎样的变与不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美国：财政困难
现今美国的大战略遇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即财政困难。美国大战略的根基在于财政，财政出现了困难，也就束缚住了美国所有的手脚。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应对财政困境与资金不足——这一情况被称为美国的“财政悬崖”（fiscal cliff），即美国政府又一次触碰到其主权债务的“天花板”。美国正在寻求突破这个“天花板”。如果不能突破，美国的信用就会降级，美元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实际上，这种情况会削弱美国的国家能力。在此种困境中，美国国内政策难以推陈出新，对外战略也难有新的动作。如何应对财政困难是美国的第一要务。然而，这一财政困难在我们可预期的时间内没有解决的可能。现在，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整个经济结构都在调整。举例来说，如今想要到美国读书或访学，拿到奖学金或访问学者资格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因为它的教育开支都受到了较大约束。实际上，因为财政困难，美国大战略规划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实现。
财政困难首先制约了美国的新型工业革命，即“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突破点之一是把最新的能源技术与最新的网络技术相结合，使清洁能源能够整合到传统的化石能源网络中，建立一个智能电网系统（smart grid）。在传统技术中，我们不能将清洁能源产生的电力放在运送化石能源的电力网上。有风的地方有风能，有太阳的地方有太阳能，但是这些清洁能源无法在传统的电力网络中传送。所以，在只依靠风能发电的地方，在没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不能发电；同理，在没有充足阳光照射的时候，只依靠太阳能的地方也会出现供电不足。如果新能源不能进入传统电网，那么还得依靠传统化石能源来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低碳的目标还是实现不了。需要指出，清洁能源的优势是可持续利用，它的劣势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清洁能源不能进入传统电网，它的优势也就无法发挥出来。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必须解决这一限制问题，这也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根本突破点。换句话说，有效使用清洁能源的前提之一，是开发出一个智能电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把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放在同一网络中传输。有了这个技术，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就会大大降低，许多大战略问题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化。例如，如果清洁能源得以充分利用，主要大国对于中东石油资源的争夺就不会那么激烈。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推理，如果美国不因为石油而进攻伊拉克，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会这么激烈吗？恐怕不会。如果清洁能源可以发挥其效果，全球变暖的进程也会大大放缓，为争夺海洋资源与航道安全而引发的冲突也会减少。
新型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内容是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的高度融合，例如3D打印技术（3D printing）的发展。只要得到所需材料，通过程序设计，这一技术就可以把所需的东西直接制造出来。所有的生产可以定位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需求，而且会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今这两个技术都已经在美国成型。但是，如果要把先进的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需要人力资源培训和市场、物流、销售等方面的重新组合。美国现在有这个技术，但是缺乏把先进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的资金。资金不到位，技术就难以发挥作用。美国首先要着手解决财政问题。有了资金支持，才能使新型工业技术投入到大规模生产，才能带来经济复兴。
美国的财政困难也影响了其军事战略。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正在减少。因为财政问题，美国的武器质量在短时间内难以提升，武器数量也会因军费开支的减少而减少。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到2020年，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比重会升至60%。但美国还要照顾其在国内、欧洲、非洲等地区的军费开支，中国的军费开支则基本上都用于亚太地区。到2020年，中国军费开支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开支大致持平，都在2000亿美元左右。如果那时中美军事技术的差距能缩小到5到10年范围，美国就会认识到，其军事优势即将丧失。美国是一个非常迷信武器技术的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要领先中国20年以上才会感觉自己有优势。并且美国在西太平洋需要10000公里的作战半径，而中国只需要2000公里的作战半径，美国的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它在西太平洋的超长作战半径抵消了。比如，美国需要有覆盖全球的GPS，但中国只要有覆盖西太平洋的“北斗星”就可满足需求。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正在缩小，有可能缩小至10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如果技术差距可缩小到10年以内，军费开支又大体相当，那么亚太地区的军事结构就会完全改变。在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不能与中国军队打地面战争。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也基本上放弃了与中国打一场核大战的可能。现在，我们更可以确保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发生一场核大战，美国只会可能在海空一体战上与中国展开较量。如果十年内中国能缩小与美国在海空领域的军力差距，那么美国也会逐渐放弃海空一体战。这就是说，武器技术决定了美国的战略选择。但是资金又决定了美国的武器技术。因为资金不到位，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正逐渐缩小，亚太的军事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今后5至10年里，很多国际事件还是由美国的战略决定。但美国的战略由它的能力决定，而这种能力又由它的资金决定。美国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些先进技术转变成生产力需要资金。缺少资金，转变就难以启动，这是笔者的基本判断。需要指出，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由美国的财政状况决定，但是资金确实是最根本的前提；这里也不是说当今美国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而是说由于受到资金的制约，美国无法大幅提高其战略能力。由于财政困难，美国大战略的规划难以真正实现。
二、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与结构性矛盾
欧盟在现今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二是欧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两个问题使得未来5至10年内，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出现了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顺差”。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006 年欧盟是最大的对华投资方，其投资额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有贸易出口顺差，但时至今日，出口顺差已经成为“老掉牙”的词汇，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投资顺差国。欧盟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处理，现在最多能做到防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PIGS)的完全崩溃。要让五国财政状况改善为盈余几乎不可能，欧盟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只是降低债务的增加速度。欧盟如果能让五国财政紧缩到维持基本平衡，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现在，五国的财政已经紧缩到不可忍受的程度，这引发了其国内近乎革命性的危机。以希腊为例，2010年希腊的国民工资削减了近50%，2011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削减30%，2012年又在2011年的基础上削减了近30%。2013年希腊的国民工资将仅相当于2008年和2009年的20%左右。希腊的老百姓都快过不下去了。但即使这样，欧盟还是不满意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如果希腊不继续紧缩财政，欧盟就不会继续提供援助。我们对欧盟债务危机最乐观的期待，是实现当年财政严重紧缩下的收支平衡，也就是债务不再增加，但是旧债的本利仍然无法偿还。
美国大战略的问题在于资金不足，欧盟则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债务在不断增加。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在一体化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欧盟已经分裂为有钱的欧盟和没钱的欧盟、债权国组成的欧盟和债务国组成的欧盟，存在严重的利益不均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一体化难以推进，但是这也不代表欧盟会出现真正的分裂，会回到多国货币的时代。当前欧盟一体化的主要问题是在未来五年内防止欧元区发生分裂。
欧盟大战略中的结构性矛盾，在于英、德、法等大国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在欧盟的利益。英国一直持有独立坚挺的英镑，常常自说自话并游离在欧盟之外。德国是现今欧盟成员中唯一保持经济繁荣的国家，其财政、贸易和投资都处在盈余状态。凭借制造业的巨大优势，德国在欧盟扩张后获得了更大的制造业市场。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实力差距——德国拥有巨大的制造业优势，而欧盟其他成员国难以追赶德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此种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因而也就有了“德国人的欧洲还是欧洲人的德国”这样的问题。欧盟其他成员国认为德国有义务援助它们，减免其债务。德国政府认为可以出资，但却要求更多的权力，使欧盟的规则向利于德国利益的方向转变。欧盟中也存在“英—德—法”之间的相互牵制，这种相互牵制导致欧盟缺乏一个领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表欧盟说话。例如，欧盟虽然有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但是其他大国若想有效地解决问题，还是要与英、法、德等国单独协商。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欧洲拥有民族自决的传统积淀，它与欧盟倡导的一体化理念也是相矛盾的。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这种矛盾也对欧盟的整体发展形成制约。一句话，债务危机与结构性矛盾，使欧盟在未来五年难以恢复为强有力的经济体。欧盟的大战略规划受到了严重限制。
三、俄罗斯：关税同盟与西伯利亚开发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调地缘政治的国家，其地缘政治观念比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要强。自沙皇俄国以来，俄国的地缘战略是建立一个安全边疆，把东欧国家变成俄罗斯的地缘屏障。俄国在莫斯科以西都是大平原，没有任何安全屏障。因此只有把边疆向西推得越远，俄国才会觉得越安全。事实也证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是很快就推进到莫斯科城。为了获得更加安全的战略空间，俄罗斯要么把西部小国变成它的盟国，要么吞并这些国家。现在，俄罗斯的战略是用独联体来恢复其战略空间。但是这又不易做到，因为美国已经把“楔子”牢牢地打入了以乌克兰为代表的独联体国家内部。美俄在乌克兰存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冲突，即双方都想把乌克兰拉入自己的同盟，两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乌克兰领导人的频繁更换，就是美国“楔子”战略与俄国缓冲战略斗争的体现。
为了应对战略空间的收缩与北约东扩的压力，俄罗斯开始运用地缘经济战略来弥补地缘政治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的成立。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前苏联 80%的土地，其地缘政治与经济能力不容小视。俄罗斯大战略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结合。俄白哈关税同盟已经影响到了上海合作组织，也有力地压缩了北约的战略空间。俄罗斯正在运用关税同盟把西方国家的东扩挡在外面，而不是用另一个“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俄罗斯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
俄罗斯大战略的另一重要转变，是开发东部的西伯利亚与沿海地区。伴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也正在向这一地区转移。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主要的资金与市场来自欧盟。但是，当前欧盟的经济状况让俄国感到。未来5至10年从欧洲拿到资金的希望不大。俄罗斯把目光投向了拥有丰富资源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也部分缘于俄罗斯对美国战略东移会损害其利益的担心。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亚洲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而其中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会不保。所以，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带动了俄国战略重心也转向亚洲。新一届俄罗斯政府建立了一个新部门——远东发展部。这一部门就建立在俄罗斯与中国交界的黑龙江黑瞎子岛附近（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在东部有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俄罗斯东部的丰富资源可以转化为战略资源，这是俄罗斯独一无二的优势。能否开发好西伯利亚地区，是俄罗斯能否重振雄风的关键。但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也缺少资金。俄罗斯要实现东部开发，一定要与中国合作。中国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是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的必要条件。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其目的已经从共同对付美国和日本以及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转移到开发西伯利亚本身。中国可以在与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中得到巨大好处，这也是中国解决自身资源不足的出路之一。开发西伯利亚为中国与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新的战略合作点。
在中俄两国的历史关系中，政治与安全因素常常是主角。例如，两国为对抗共同威胁而展开的合作。但在西伯利亚开发战略启动后，中俄关系中的经济共同利益就会不断上升，甚至会在未来5至10年中成为中俄关系的主要支撑点。如果俄罗斯不开发东部，那么中俄两国现有的共同经济利益会越来越脆弱，两国在中亚的争夺也会越来越激烈。俄罗斯启动西伯利亚开发战略，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即防止西伯利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并防止俄罗斯东部变为一个“黄色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其东部，中国也需要根据俄罗斯战略变化的新动向，重新设计战略结构，例如鼓励中国企业家加大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投资，以争取在未来战略合作中的有利地位。
西伯利亚北部的北冰洋是一个战略要地。最近几年，北冰洋冰盖的融化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科学家的预测。北冰洋的融化，将开辟出北冰洋航道，这意味着整个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的贸易走向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大大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好望角等战略通道的依赖度。从欧洲到美洲，通过白令海峡就可以直接到达。各国一直担心南海或马六甲有被封锁的危险，但是北冰洋航道开通后这些问题都将不复存在。为争夺航道控制权而进行战略规划的必要性也会大打折扣。例如，中国如果要控制马六甲海峡，至少需要20年的战略投入，并且要认真处理与其他大国的海域争端问题。这无疑会增加很多战略风险，甚至可能升级为战略对抗，有可能要面对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的摊牌情形。因此，北冰洋航道的开通对各国大战略的影响不可估量。北冰洋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北冰洋海底是一个巨大的石油盆地。北冰洋附近地域，例如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加拿大、纽芬兰、北海等地，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如果北冰洋继续融化，北冰洋的新航道和丰富资源就可以被加以开发利用。不过，对北冰洋的开发也会引出一个新的争端：北冰洋周围都是大国或发达国家，谁来控制北冰洋资源会成为一个新的战略问题。
四、日本：经济萎缩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压力
日本曾经当过亚洲的老大，并且仍未放弃做老大的意图。但是现在日本需要面对双重压力：内部压力来自经济萎缩，外部压力来自中国崛起。最近日本右翼势力上升，就是内外双重压力的结果。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日本的民众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民众就会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日本的这种状态在未来5至10年内不会改变。在经济困难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将会继续表现出心态恶化、政治强硬、军事力量不断扩张的取向。
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二战前的那个日本。首先，日本的国民表现出的战斗力已不如以往，日本的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没有那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其次，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亚洲，尤其依赖中国。正因为如此，在钓鱼岛事件中，部分中国人自发抵制日货的行动使日本在华经济受到了冲击。不过，由于很多日本产品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国内生产，抵制日货就相当于抵制中国自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众需要及时转变思维。第三个原因是美国还在继续控制日本。美国不会允许日本成为军事上和战略上完全独立的大国。美国会用日本牵制中国，但是不会允许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或第二军事大国。美军不会离开冲绳，离开冲绳就相当于离开亚洲。70%的美国亚洲驻军部署在日本，因为日本是第一岛链的核心。没有日本就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一岛链也就没有第二岛链。美军的关岛基地只有在第一岛链的屏障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美军一定会保护第一岛链，美国会驻军冲绳，并且会继续控制日本。因此，与其说是中国要美国离开亚洲，不如说是日本要美国离开亚洲。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强大到日本不可能与中国摊牌的地步。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政府在后期的妥善处理，就使得日本不敢再有动作。中国在海上争端中是主张搁置争议的，但是如果对方无理“得寸”、寻求改变现状，那我们就跟着改变现状，“进尺”以对。只要日本“得寸”，中国就“进尺”，以强硬对强硬。美国可以站出来调解，只要对方把“得寸”的地方退回去，中国也会恢复原状。中国实行“得寸进尺”的策略，既可以尽量避免与他国大打一仗，又可以保护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在这次危机处理中获得的经验。
五、印度：大国之梦
印度自视为未来的亚洲老大。未来印度的发展动力，首先在于人口优势。目前，印度的12亿人口中，有7亿是青少年人口，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重则在不断加大。与中国相比，印度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增长。印度的第二个优势是西方民主制。部分因为其政治制度仿效西方国家，印度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中颇有“发言权”——当今国际公务员系统的中高层中，有大量的印度籍官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限制，远远多于印度。印度的第三个优势是英语。凡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印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量的英语人才。印度有如上几个优势，因此认为自己赶超中国不是问题。印度早就有大国梦想，尼赫鲁曾经坦言，印度应该做世界上一流的领导者。[18]印度的精英阶层一直有这样一种“大印度”观念，西方国家也希望崛起的印度能对中国形成掣肘。中印两国之间有边界争端，历史上有麦克马洪线问题，两国也曾发生过战争。印度一直没有忘记这场战争，中印之间潜在的边界冲突将长期存在。
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中印两国过去的双边贸易额非常低。做一个简单对比：在1999年，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为200多亿美元，中印之间只有50多亿美元，而新加坡1999年的人口只有印度的1/250。与小国相比，印度拥有巨大的人口与市场优势。最近五年，中印贸易飞速发展，现在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中印贸易额很快就可以达到上千亿，印度也即将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印两国有三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人口规模大；其二是经济增长率高；其三是两国都有一个正在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考虑到两国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预期中印的贸易量不仅会超过日本，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不过，中印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被很多人忽略了。很多人只看到中印之间的潜在冲突和两国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并没有看到两个市场相结合的巨大潜力。
结语
以上就是本文对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战略走向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表面上是战略和安全因素居首位，但实际上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第二，五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面对一个结构转型期，都会与中国存在一些利益竞争、利益摩擦与利益冲突。在这种结构转型期中，中国必须尽量避免这些利益摩擦与冲突转向对抗的方向。第三，所有这些大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在朝着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继续增加与这些大国的相互依存度。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中国更为平缓地应对自身地位上升中的各种挑战。如果这一时期我们不是增加与各大国的相互依存度，而选择战略对抗，那么中国的战略环境将变得非常危险。第四，当大多数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时，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过去的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合作关系，又成为一个新的战略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看到中国自身的战略缺陷与不足。如果我们只抓住对方的弱点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我们就会被自身的战略弱点所牵制，甚至会败于自身的弱点。现在，我们败于他国战略的可能性较小，而败给自己的可能性很大。当前，中国最大的对手不是其他大国，而是中国自己。因此，中国的大战略必须内外兼顾，以内为主。中国把内部结构调整好，尽可能地修补自身战略弱点，中国的外部环境就会改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大国不重要，与其他大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影响巨大。但是，任何一个大国对外战略的成功，都离不开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大战略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效地解决内部问题。再强调一下，中国大战略的最大对手，是中国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