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东地区分散了十年的注意力之后，奥巴马政府近年来的核心外交政策就是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当然应该是美国外交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后，亚洲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已成为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希望寄托。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另外，亚洲还是美国最棘手的战略对手——中国的老巢。
美国将会发现，亚洲已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中国现在是它最大的债主；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已开始了第三个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和政治中毒的十年期；曾经疏远过的印度和越南等国则已成为前景光明但要求甚多的伙伴。美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美国已被饱受战争的人民和令人窒息的政府债务负担紧紧攫住。
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如何才能适应变化了的亚洲。目前看来，美国似乎正以一种新战略和老战术的混合体来应对亚洲地区竞争者、盟友和伙伴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有些国家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担保人，有些国家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平衡者，还有些国家则将美国视为一个对手。而美国却缺少的三样东西：对亚洲新战略动态的仔细重估，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清醒评价，及经过深思熟虑的利益实现手段。
在对这些情况进行重估前，首先需要对美国在上世纪后二十五年间在亚洲取得成功的政策的支柱有一个正确认识。这就需要对亚洲地区的各种根本变化进行分析，这些已经发生变化的因素过去曾是承载支柱的基础，将来却可能变成损害支柱的原因。然后，我们必须在认识亚洲新形势后重新定义美国的利益，并找到维护这些利益的最好政策手段。
虽然1975年在西贡遭遇了失败，但是在接下来二十五年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取得了高度成功。这些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回报来自于战略性的投资。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区取得了高于任何地区且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跟着进入了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同时，由于涉及美国的政治紧张局势得到了有效应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未遭遇挑战。美国国内和与其他国家间的冲突稳步减少。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坦率而简单。
当时美国在亚洲的成功政策是由四根相互连结的支柱构成的。第一根支柱是：亚洲地区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寻求地区支配地位的能力。当时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十分贫穷且专注内政，没有精力寻求支配地位。而最富裕且充满凝聚力的国家却太小了。因此在没有国家争取地区领导权的情况下，亚洲诸国逐渐接受了美国介入该地区的现实。
但是，美国精心构筑了一个微缩版的联盟统治体系。这个体系的作用是让那些试图追求领导地位的亚洲国家付出极高的代价，从而使各国打消与美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念头，进而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正是在这套体系和过去历史的共同作用之下，亚洲唯一一个既富有又足够强大到有可能取得地区领导地位的国家——日本，放弃了支配这一地区的尝试。越战之后，美国自行下调了其在亚洲的存在感，亚洲国家也将美国视为一个介入程度较轻但足以维持地区秩序且不会造成威胁的秩序保证人。
而与第一根支柱紧密连接的第二根支柱，则是一条普遍植根于亚洲精英们脑中的观念。这些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环境绝不可被政治和战略上的争端威胁到。独立后的东南亚地区领导人们认为，敌对和冲突将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动荡。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稳定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反之亦然。这一观念很快传播到整个亚太地区，并引发了该地区接下来几十年间的经济繁荣。
美国提供了第三根支柱以帮助强化第二根支柱。美国允许亚洲国家在没有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建立不同的政治结构并自由探索经济发展模式，以促进国内财富增长和人才培养，并尽可能地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以日本为例，日本构建了一套外来投资无法进入的封闭经济体系，政府在外资无法进入的前提下对国内资本进行调控，并以制造业出口最大化为导向调整汇率。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学习了日本的发展模式。但是它们通过一种温和的威权统治对这种模式进行了补充，以压制那些阻挠快速发展的国内抵抗力量。
美国甚至还不顾本国贸易逆差屡屡攀升的实际情况，坚持向这些亚洲出口国开放庞大且充满活力的美国市场。而且，美国的联盟体系还允许亚洲四小龙在集中资源发展的同时缩减证券投资。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从未作出如此让步。由于搁置了野心和对抗，各国取得的回报很快地就证明了第三根支柱的正确性。因而这根支柱也就证明了前两根支柱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地强化了它们。而且，这还能在没有给予亚洲国家重要话语权的情况下激起它们对全球经济秩序规范和体系的忠诚。尽管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决议过程中仍然只能扮演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
第四根支柱则是美国与亚洲国家结成安全伙伴联盟并与其在贸易和投资上建立密切联系。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那些联盟网中的被动受益国，都已成为环太平洋贸易圈中的一员。北亚的制造业、东南亚的劳动力、澳洲的矿产能源，只要处在这一贸易圈中，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流向美国消费者。由于冷战的爆发，亚太地区与作为其传统经济腹地的中国大陆被分隔成了两个世界。而美国建立的这一贸易圈既补偿了亚太地区所失去的中国大陆，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的联盟体系还将联盟的安全和经济繁荣联系起来，这使得如下妥协能被更容易地作出：只要盟友和伙伴们的繁荣与兴起是在华盛顿的监视之下，那么美国就能更容易地忽视他们略不自由的经济和政治实践。同时，只要美国的士兵和飞机将继续驻扎在太平洋，繁荣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就会接受美元的特权地位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先地位。
而现在，维护着二十世纪后期亚洲局势稳定的四根支柱却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用以确保任何亚洲国家都无法竞争地区领导权的权力分配方式，也就是维护地区稳定的第一根支柱，已经被一套权力等级更加分明的秩序所取代。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超高的经济增长率、辽阔的疆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足以主张地区领导权的现代化军队，中国已经登上了亚洲权力金字塔的塔顶。
但是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十分拥挤，邻国又十分具有嫉妒心。有些邻国还因与中国有着重叠的领土主张或令人不快的历史关系而成为了直接的对手，比如日本、越南、印尼、印度，可能还有俄国。这些二流大国既不愿拱手将地区领导权让与北京，也不愿明确地站出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它们更愿意互相或者与美国建立一个不太正式的合作网，这些合作包括了投资基础设施、直接吸引外资、海上共同军演、合作开发能源与研发技术。
同时，这些二流大国的快速增长又引起了部分邻国的忧虑。这些二流国家的邻居们开始向中国寻求安慰，这又使得第三级软平衡开始形成。中国与印度邻国（原文是复数，因此并不特指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额几乎是中印贸易额的四倍。而北京在东南亚的亲密伙伴们则都长期生活在越南的阴影之下。亚洲精英们正在这一不稳定的动态变化之中进行着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
第二根支柱也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经过了五十年的经济增长，亚洲精英们当初达成的关于稳定和发展关系的相互谅解已开始逐渐被脆弱性[1]和争取应有权力的不稳定混合体取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们严重地依赖着能源和矿产的进口，而且这种依赖将有增无减。由于担心资源的合理价位发生变化和战略对手切断原料供应路线，亚洲各国开始产生一种脆弱感。同时，由于亚洲经济体突然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对亚洲怀有更多的尊敬。就这样，逐渐增强的脆弱性和不断上升的自信心开始掺入东海、南海、日本海、中印边界等一系列日渐升级的冲突之中。
第三根支柱也正遭遇着挑战。当亚洲经济体凭借着突飞猛进的经济成果而在全球经济领域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时，美国和整个世界再也不希望亚洲经济体在脱离监视且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作出政治决策。美国在和太平洋经济体贸易过程中有着逆差已不再是新鲜新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2]，并重估日元汇率；十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使得亚洲诸国在政治上与美国建立了更深的联系。美国和欧洲也利用中国希望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好处。
但全球经济危机却使情况发生了逆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萎靡使得亚洲经济体异军突起，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希望。这使得包括下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看清了西方世界对这场危机所应负的责任和西方敦促中国改革背后蕴藏着的伪善。亚洲经济大国连同例如巴西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开始在从世贸组织多哈发展回合到治理全球变暖等各种全球行动中发挥主要影响。这些国家的汇率估价、能源价格、金融政策和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亚洲范围。北京关于有必要结束美元作为全球单一储备货币的讲话、亚洲经济体在货币基金组织中逐渐上升的话语权、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作出的贡献，这些都显示了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经济的看法和优先权问题上，美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而且，这些随着全球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所产生的分歧，改变了美国与亚洲关系的含义。
而维护亚洲稳定的第四根支柱，即将安全与贸易和投资捆绑起来的模式，也已崩塌。中国开始重新成为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腹地。在过去十年中，制造业在亚洲各国各个生产部门间分配协作，形成了一套紧密的系统，而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个系统的中心。东亚和东南亚的工业化经济体向中国出口零部件，中国负责组装并出口制成品。东南亚地区零部件的出口量已经从1992年的一半多一点上升到了2007年的三分之二。这些出口零部件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中国，中国制造业者们从东亚地区进口零部件数量已经从1992年的16%上升到了2007年的46%。这种制造业的整合在别的方面也能体现出来。在经济危机爆发时，亚洲国家更多地是跟随中国成功的经济步伐而不是美国和欧洲。
亚洲许多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是中国的敌人，要么两者都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加强与美国联盟关系同时，也在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那些与美国并不是联盟关系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印尼和新加坡，也在对中国进行密集投资的同时，不断加强与华盛顿的安全联系。随着亚洲地区竞争激烈化和不稳定性的增长，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牵扯会变得更加不定。
几十年来，亚洲地区未来的权力等级结构第一次变得可以想象，这种权力结构将被一些国家所欢迎，而被另一些国家所惧怕。亚洲经济体是全球能源、矿产和食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也引起了关于供应链的系统脆弱性的担忧。这些后危机时代的亚洲经济体已经建立起了新的自信，并开始要求获得尊重和扮演更重要的全球角色。但是因为这种优势地位来得是如此突然，没有一个亚洲大国曾制定出全球经济和相关机构设置的清晰图景。对于这些亚洲大国的战略意图，我们仍需打上一个大问号。
因此，当前的新局势对亚洲国家和美国的战略选择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政府、地区性组织和评论家们提出了四点关于亚洲战略新局势的政策建议。可其中哪一条都没有充分考虑到造成亚洲战略变化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一些分析师和专家认为维护亚洲稳定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沿用确保了过去六十年稳定的老方法：美国的联盟体系。这一主张的拥护者们认为华盛顿和它的盟友和伙伴们应该为保持美国这套系统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继续投资。他们认为这将使任何想要追求领导地位的亚洲国家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而放弃这一念头。一套健全的美国联盟体系将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将确保该地区的繁荣并防止潜在的挑战者推翻该地区保持多年的安全秩序。但是美国实力减弱或者想要撤退的迹象却会诱使该地区的大国填补其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引起一段削弱强力竞争对手的时期。
这一战略不但赢得了美国两党的支持，还在不少亚洲国家和评论员中获得了强烈拥护。1996年以来，美国有系统地强化了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联盟关系。2000年以来，美国还大力发展与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尼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些都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对这一战略的欢迎。但也有一些专家质疑这一战略的可持续性。他们提到，在建立与华盛顿的联盟关系时，那些亚洲盟友习惯于付出比美国相对较少的代价。自越战结束以来，这些亚洲盟友从未被要求在该地区的联盟行动中付出任何代价（尽管有些国家在中东的联合行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国家在军力增长问题上更多的是考虑本国，而不是联盟和美国提出的要求。
但是，中国针对西太平洋美军军事部署的弱点而进行的军事建设和美国政府日益沉重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将要出更多的力了。而且，许多联盟的义务只靠金钱是不能解决的。在经历了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后，美国付出了不少鲜血代价。倘若当地的盟友们付出的鲜血代价仍远远少于美国，美国国内的公众将再也不会容忍这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干涉行为。因此，亚洲盟友和伙伴们为维护美国联盟体系而需要支付的“投资”，准确说是投入资源和作出明确的承诺，将会大大提高。但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没有足够的分量来认真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而那些最具分量的伙伴，例如印度、越南和印尼，它们却不愿更靠近美国联盟体系，其实只要稍微观察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和崛起之后面临的更多新选择，就能知道原因。
亚洲的动荡时代也使得华盛顿进退两难，它不得不将其对太平洋对岸的承诺增加了一倍。中国与那些小邻国在东海和南海日渐升级的摩擦正在把美国一步步引入西太平洋危险的陷阱之中。美国希望在这些水域维持现状的态度大大提高了菲律宾和越南在军事和外交上与北京叫板的底气。而对华盛顿来说，这些低强度的对抗意味着它将不断地作出两难选择：究竟是履行对盟友的承诺还是为了防止中国的邻国变得太张狂而冷眼旁观。是保持航行自由并使得盟友相信美国的可靠性，还是开出一堆空头支票使得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在与中国叫板时变得更嚣张，美国必须平衡这两者的关系。美国相对偏远的地缘位置和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在盟友面前不靠谱的表现更是加剧了平衡两者关系的困难程度。而对其亚洲盟友来说，维持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则是换取美国继续支持的最好保障。
第二条维持亚洲稳定的建议则是重点关注区域组织。东盟在处理地区紧张局势与争端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一些人相信，要保持亚洲未来的稳定，必须依靠多边机构而非双边联盟。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十加三、东亚峰会，这一系列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组织的蓬勃发展可以被视为东盟避免内部竞争原则的具象化表现。除此之外，该地区还举办过很多会议，例如东盟防长会议，美、中、印、日、韩、澳、新、俄等国国防部长间的会谈，还有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和许多联合军事演习与巡逻行动。而举行各种形式的地区性行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将亚洲从一个“现代”、“冲突易发”的地区转变为一个“后现代”、“后冲突”地区，就像二战后欧洲所做的那样。强化的地区主义通过推动各国之间的交往来防止形成权力等级体系和敌对关系。其主要手段是推动东亚各国通过救灾、联合军演、军事交流、维和、打击跨国威胁和二轨讨论[3]等方式进行反复接触。
考虑到这一地区多边会议的数量如此之多，后现代的安全秩序似乎正在逐渐形成。但是，这一系列狂热的构建互信行动是否真正对驱动战略敌对和导致动荡的深层原因形成了冲击，仍是值得怀疑的。亚洲诸国军费开支的趋势线告诉我们，各国间的防卫竞赛正在不断升级。过去十几年的历史证明，像东盟地区论坛这类机构，根本不能缓解诸如南海争端等正在进行中的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各国根本就不会通过这些机构来直接解决实际争端。2002年时，东盟创始国印尼和另一创始国马来西亚将两国在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群岛上产生的领土主权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进行仲裁，而非其他任何区域组织。亚洲的多边组织从争端搁置者转变为冲击吸收器和争端解决者，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可后者却是破解亚洲动荡难题的关键之匙。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对一些亚洲大国来说，这些区域组织倒更像是竞争的媒介，而非合作的载体。早些时候，北京表现出了对东盟十加三（中日韩）的明显偏爱。而东京则担心十加三的规模过小，会使中国掌握主宰权，因此希望将印、美、俄、澳、新五国拉进来。2005年初，中日两国为了各自的方案获得足够支持，在东南亚诸国间进行了一番狂热的游说。结果到了最后，两种方案都被付诸实施。中日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暂时可能会有所降温，但在未来一定会重新升温。因此与其说区域组织能够平息动荡，倒不如说它更容易制造动荡。
第三条建议则是将联盟和区域组织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对联盟体系增加投入以提高秩序挑战者的成本，美国与其盟友能够制止中国挑战现状。而作为对“硬”平衡的补充，区域组织则通过“软”接触引导北京在经过更深层次的接触后接受现状。这种方法通过软化强硬平衡手段造成的对抗，并关闭中国的其他选择，使其最后不得不与区域组织打交道。
然而，这种两头下注的方法，既没有克服联盟手段中存在的弱点，也没有克服区域组织中存在的弱点。要阻止中国的挑战，美国与其盟友必须对联盟体系进行充足投资，以使其具有绝对优势，这对它们来说无疑还是一个两难选择。而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对盟友的承诺，这仍是一个相同的难题。而且大量的证据都显示出，在北京加入区域组织的二十年时间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各个组织都已跟北京打足了“交道”。在这些亚洲组织中，北京看起来如鱼得水，甚至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组织既给了北京在地区事务上更大的话语权，又给那些北京极力避免讨论的话题设置了警戒线。因此，北京之所以敢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就是吃准了这些机构不会逆着北京的意思讨论解决争端的方法。亚洲地区的多边机构避免与变化中的权力秩序发生摩擦的倾向导致了亚洲各国对其他领域的大量投资，例如建设军备、拉拢联盟和构筑安全伙伴关系。
第四条建议则是协调各大国的权力关系使其达成共识。这条建议的拥护者认为，尽管现在竞争和动荡正在日益增加，但是亚洲大国终会达成关于避免冲突的必要共识。亚洲各国首先应达成如下共识，即冲突不是解决紧张局势、领土争端和相互之间误解的手段。如果各大国共同将其奉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准则，那就没有一个单一的大国能够挑战这套共识体系。这套处理国与国之间竞争和纠纷的亚洲共识体系将主要依靠各国之间达成的承诺，承诺中应包括参与国拥有的特权、各国拥有的权利和它们维护地区秩序与稳定时应承担的责任。一些拥护者认为，这意味着中美之间将不得不达成一项共识，即两国在该地区都具有正统的领导地位，这将要求华盛顿不得不承认北京有着比目前情况下更大的领导作用。
与美国联盟体系和亚洲的区域组织不同，亚洲共识体系在目前仍然只是一种理念。其前景如何并无先例可供参照。但是，就像其他几条建议一样，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平复当前亚洲的动荡时代，仍值得怀疑。毕竟，只有各个成员国对一套稳定且可接受的秩序由何组成形成了相容的基本概念，其达成的共识才是可以持续的。这对亚洲各国来说似乎还十分遥远。关于地区和全球秩序，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许多领域都有着根本的分歧，这其中包括了关于区域和全球组织的组成方式和管辖范围、关于主权和外部干涉的规则之争、全球市场的运作方式。对美国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大国融入现存秩序。尽管我们不知道北京是否为其反对的现存秩序准备了一套替代方案，但是在北京看来，答应美国的要求与成为其跟屁虫无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机构中各国谈到这些分歧时的冷淡表现，可倘若要推动形成一套亚洲共识体系，类似的分歧是无法回避的。同时，这套体系还要求中国、美国和其他亚洲大国承认自身与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这更是会削弱这些国家的兴趣。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正在上升，而美国则在走下坡路；可在美国人眼里，美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只是暂时的，中国的崛起则注定是昙花一现。只要亚洲大国在各自的期望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它们就不太可能就相互的作用和特权达成共识。
随着亚洲各国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眼前所见的种种政治决策实际上都在使这个地区变得更加动荡。无论采用优势战略还是两头下注，两者都有增加局势动荡的风险，而强调区域组织与大国达成共识，则都是纸上谈兵之说。华盛顿应该回到过去，采用曾在上世纪后二十五年取得高度成功的亚洲政策，即致力于稳定亚洲的战略动态。
但美国对亚洲新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则必须有所改变。美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亚洲已不再是那个相对缺乏竞争的亚洲，亚洲地区的竞争已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它的盟友及伙伴不应再指望着用一套简化版的联盟政策来打压地区强国。相反，华盛顿打压北京的最好方法应该是利用亚洲国家对其的恐惧并结合一套平衡的手段，与跟美国进行直接军备竞赛相比，这套手段将使得北京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在利用新的竞争态势以维护地区稳定这点上，美国与亚洲诸国有着相同的利益。
幸运的是，亚洲地区还存在着另一个战略新动态，这一动态可以帮助实现稳定，减少当地竞争。亚洲新兴国家在关于能源、矿产和食品供应上的脆弱性是实现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因素提醒着各个国家，如果竞争失控，那些支撑它们取得权力与成就的根本基础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在关乎安全和繁荣的抉择中，亚洲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分歧。为了各国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被继续培养，因为这会给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对抗套上一个紧箍咒。同时，亚洲国家应怀有戒心，防止其过度地依靠北京。（美国）应防止北京吸引亚洲国家向它靠拢，并形成一个排外的经济体和政治集团。
如果美国在接近亚洲时采用了错误的政策，那它将会加剧这一地区的动荡，并将整个世界引入一个动荡的时期。但是作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影响亚洲地缘政治的非亚洲国家，一个能从亚洲稳定和繁荣中收获利益的国家，美国将发挥中心作用，帮助亚洲在这个世纪达到稳定。要做到这点，美国必须回归原本在亚洲取得显著成功的政策——了解造成动荡的原因，并帮助该地区迈向和平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