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祖国可以在身居欧盟之外的情况下表现完美。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党员甚至认为英国可以做得更好，许多保守党中的“欧洲怀疑派”也作如是观。他们梦想着英国成为西方的新加坡，成为一个伦敦金融城指挥下的商业帝国。
这就是首相卡梅伦认为有义务为英国人民提供公投机会决定是否留在欧盟这一简单决策的原因。卡梅伦个人并不希望英国离开欧盟，但他知道，未来英国政府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主赞成。
承诺中的公投期在2017年，为时尚远。许多东西会在这段时间中发生改变。如果欧元区有所进步，那么身处其外的国家怎么做将无关紧要。此外，其他欧洲人也许会同意卡梅伦，更加紧密的欧洲政治联盟毫无必要，如果他们有选择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板上钉钉的话。
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有多少欧洲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答案部分取决于国籍。小型北欧国家，如荷兰，传统上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没有英国，它们就得受法国甚至更多地受德国左右。而随着二战记忆的淡去，越来越多的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身处强大德国的卵翼之下不再感到不安。
但德国本身可能更希望保有英国这一伙伴，以免单独面对地中海国家。文化仍具有重要作用。而德国人与英国人有着诸多共同点——比和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多得多。
法国则不同。最新民调表明，54%的法国人希望英国离开欧盟。而这可能也与文化有关。英国一直不太受法国人待见。戴高乐曾两次将英国拒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门外。与许多法国领导人一样，戴高乐对“盎格鲁-撒克逊”怀有深深的狐疑。在他的宏大观念中，法国天生是欧洲价值的捍卫者，欧洲价值在他看来和法国价值是共生关系。
1930年，丘吉尔如此评价他的祖国：“我们与欧洲站在一起，但我们不属于欧洲。”至今仍有许多英国人持有这一观点。戴高乐也同意这一观点。他曾经不无讽刺地指出，加入欧盟会让英国迷失自己的身份，这是件大憾事。
但文化和国籍甚至戴高乐沙文主义无法解释一切。欧洲的亲英和反英情绪有重要的政治根源。表示希望英国离开欧盟的法国人大体是左翼，抱有相反观点的更加右倾。原因不甚明了，尽管或许在于右翼包括了新自由派，这群人同意英国对商业和自由贸易的态度。
与全世界的左翼一样，法国左翼也支持高程度的国家控制经济以及以技术官僚而不是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对付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制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欧洲统一教父之一的让·莫内是这一倾向的写照——天生不相信政客的官僚。民主政治混乱而分裂的，充斥着折中主义。莫内对此深恶痛绝。他醉心于统一的理想。他希望能成事，为了避免折中，在政治上无所不用其极。
莫内和其他欧洲技术官僚并不反对民主，但出于迫不及待地让欧洲多样化的民族国家统一起来的狂热，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对民主的忽视。欧洲派知道怎样对欧洲人民最有利，也知道应该做什么。太多的公共争论或赖在公民及其政治代表的干扰只能延缓成事时间。因此，典型的关于“不可停止的列车”和“不可逆转的决定”的欧盟论调是：公民不应质疑伟大规划者的智慧。
这一对规划的强调是“欧洲工程”总是对左翼极具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法国是如此。对理想模式的技术官僚主义信仰，其内在性质是乌托邦。左翼还深深地厌恶民族主义——两次灾难性的欧洲大战的根源。
英国人正是在丘吉尔式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下抵挡住了希特勒的进攻，他们从来不感冒对民族主义的厌恶。他们也对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感到深深的自豪，这使得他们不信任得过且过的欧洲官僚。毫无疑问，这部分来自沙文主义甚至排外主义。谁能与外国人分享政治主权？
但简单地否定英国人对欧洲人推动更统一的做法的怀疑是不正确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如今，很多欧洲人讨厌欧盟官僚主义权力的扩张。英国对宏大欧洲计划的抵制可以称得上可能迈向官僚主义的实体（尽管初衷良好）的民主抑制剂，应该被视为纠正技术官僚乌托邦主义的必要措施。
支持欧洲统一者应该严肃对待针对其政治漏洞的批评。这样做是唯一确保统一的欧洲（不管以什么形式统一）民主和在经济上有益的办法。这也是欧洲需要英国的原因：不是作为离岸银行和商业中心，而是难以对付的、充满狐疑的和顽固的民主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