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
一 引论
近年来，中国外交调整、外交转型乃至外交改革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热门议题之一。相关文献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扩大，其他国家特别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忧虑和疑惧，并各自进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既往的国际战略、策略和外交政策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因此，中国外交必须调整、转型或者改革。应当说，上述思路和观点对于中国外交调整的解释无疑是有价值的，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由于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还由于内政对于一国外交的优先地位，因此，我们应当从观察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影响入手，解释中国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因，并由此出发思考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等具体内容。而在中国国内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近年来的焦点、难点，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所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调整，也许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做出更有价值的判断。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首先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就如何因应这种变化、进行中国外交调整提出若干建议。
二 简要的理论和历史分析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该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成果分享方式、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满足国民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执政者除了必须维持一个大体稳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外，还应当维持一个大体稳定和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都能得到有效运用。而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维持一个对本国适宜的国际环境，执政者就必须充分利用既有的外交资源，并进行合理的配置。概而言之，一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始终基于该国内政的需求特别是其经济需求。没有脱离内政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的纯粹外交事务。因此，一旦国家的经济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
其次，一国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恰当与否，对其国际地位、外交空间均有重要影响。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经济运行方式、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战略目标等因素不同，各个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绩效也有明显的差别。采用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并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扩大其外交空间。反之，采用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则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发展失败或者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从而严重削弱国家的硬实力，提升国际地位、拓展外交空间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最后，一国外交的质量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大背景下，一国外交事务与其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没有高质量的外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外利益均得不到有效保护；国家的对外关系可能处于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的状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可能此起彼伏。而一个在外交领域举措失当乃至严重受挫的政权，将面临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与他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执政者必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动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予以化解，从而无法有效地进行国内经济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一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该国外交的密切联系也确实存在。
首先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短缺，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日本经济对外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用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的话来说：“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大于任何一个工业大国。”而战败国的地位、非军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选择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这又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和具体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必须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确保主要国际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好与主要资源供给国家、毗邻其海上战略通道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中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但后者往往又与前者发生矛盾，由此导致日本经常采取一些看起来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外交行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面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威胁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不得不采取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别的“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占领，尊重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正当权利。这既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也与欧共体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招致这些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严重不满。又如，1989年之后，“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1990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此举同样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
其次看一下美国的案例。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较为优越；但与日本相同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对其外交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立国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除地理因素外，与其以农业生产为主且采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国际化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因此，它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强烈霸权色彩的门罗主义。专攻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著名历史学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写道：1812年战争过后，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影响。这些努力在1823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因此跃升为世界级大国。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与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美国的全球化”的20世纪前半期，美国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与其依靠高效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全力推进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发展方式，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资金、技术以及商品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础。美国也因此接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继续奉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转而采取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集约化方式；冷战结束以后，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实力由此进一步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甚至一度出现了“美国不得不帝国”的论调。但这种咄咄逼人的“帝国行为”也严重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强烈腐蚀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近些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种扩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采用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70年代末，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就内部而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依然低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该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质疑，并危及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外部而言，始于70年代初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世界贸易规模增加两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机会成本，继续采用该模式显然是没有前途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决意放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日本的开放，为此必须调整中美、中日两大双边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日本当时是排在世界前两位的发达经济体和创新基地。就国内生产总值(GDP)看，1980年，美国为2．77万亿美元，日本为1．09万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就专利申请量(居民与非居民之和)看，美国为104 329件，日本为191 020件，分别位列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就总储备(包括黄金)看，美国为1714．2亿美元，日本为389．2亿美元，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所以，与美日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外部市场的大小以及吸引技术、外部资金的多少。为了让外部世界放心，邓小平在1982年举行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郑重承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之后，历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对此加以确认，并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国策，服务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30余年来，中国外交放弃了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原则，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布局，逐渐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舞台”的布局，明确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国家利益结构并进行了相应的资源配置，建立了外交政策咨询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从“革命外交”向“建设外交”的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外交工作“为国内保稳定、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
基于上述概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前者起着基础性作用；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要深入理解一国的外交行为、外交政策乃至外交战略，预测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从分析其经济发展方式入手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路径。
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
要明确此次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和基本内容，必须深刻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否则，相关的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空洞、臆想的窠臼。
图：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领域、多层次的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增强。经验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国家竞争力的上升将有助于增强其整体实力，进而引发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各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现实也使其在技术领域需要依赖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只有不断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逐步降低这种依赖度，并逐渐使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可以预见，实现这一转变将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将趋于平衡。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产业机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都在升级，只是在不同阶段升级的速度有所差异而已。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变化迅速，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一降一升”。所谓“一降”，就是美、日、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的总份额从2001年的53%下降到2011年的44%。就国别和地区而言，中国对美出口从超过20%降至17．1%，对日出口从16．9%大幅下滑至7．8%，对欧出口则从15．4%小幅上升至18．7%。所谓“一升”，就是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大幅攀升。其中，东盟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7%升至9%，拉美则从3．1%升至6．4%。由此可知，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赖总体上有所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则有明显上升。《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如下战略目标：“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基于这一战略目标和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的贸易结构仍将延续上述趋势。而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第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结构将更为合理。一国的FDI与其经济发展方式、GDP总量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国际收支差额、外汇储备总量直接制约着该国FDI的规模，而其对投资领域和目的地的选择则不仅限于直接经济利益的计算，还有政治和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近年来，由于中国的GDP总量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国FDI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存量看，2003年为330亿美元，2011年升至4
247．8亿美元。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2011年，中国的O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就直接投资对象国看，最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从所涉及行业看，虽然分布广泛，但主导份额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均出现下降趋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境外投资战略目标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
第一，涉外中央部委的涉外职能将进一步凸显和扩大。这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还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都需要增强中央政府的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指导和服务能力。而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努力。
第二，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经济实力、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它们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将进一步上升。
第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将使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更为明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此相关联，普通公众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增加国内治理的难度，增加决策者和行政机构的压力。
总之，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它将引发多领域、多层次的变化，从而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态度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而这些变化和不同又会在不同层次上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关系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改变中国的全球、地区特别是周边环境，并将部分改变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行为方式乃至外交战略、政策和整体布局。因此，中国外交确实需要在恰当评估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以便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对于何谓“外交调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些著述甚至根本就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本文认为，外交调整是一国对其外交的构成要素、层次、内容进行部分或者全部改变的行为总和。从构成要素上讲，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制等；从层次上讲，涉及全球、地区、双边等；从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外交调整的最高层次是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即外交战略的重大变革，它通常意味着一国外交的改弦更张甚至是另起炉灶；在其之下则有外交转型(diplomatic transition)、外交改革(diplomatic reform)等区间。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此次中国外交调整主要是政策、策略、布局以及体制层面的变动，而非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重大更改，其精髓应当是延续中的变革，坚守中的维新。因此，它并非外交革命，而与外交改革、外交转型有所类似。
从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外交调整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三个不动摇。首先，坚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不动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要塑造这样的环境，既取决于我们对外部环境走向的准确判断，也取决于恰当的战略设计。如果说之前我们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引发的全球、地缘和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有利的话，那么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一判断的基础则是发达国家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成长而可能引发的全球、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因为近期出现的重大外部挑战而丧失。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和信心。不仅如此，中国还应当着力经营好并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为暂时性、偶发性的事件所动摇，从而为实现在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真正崛起争得更多时间。
其次，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战略方针不动摇。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该方针存在激烈争论，国外学术界特别是欧美学术界对此贬多于褒，但在本文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涵，特别是弄清楚“韬光养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不为外部世界的鼓噪或者曲解而心烦意乱，不为词典中的解释所拘泥，其实是可以得出明确结论的。如果像戴秉国国务委员所强调的那样，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像曲星教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是在“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为国际新秩序之为”，那么这一战略方针就必须继续坚持而不是予以放弃。我们必须始终明确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会继续增强，国际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但速度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快，幅度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大；大而不强、无力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无法全面、有效地主导国际事务的进程，将是中国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在提升自身力量、扩展国家利益、改善国际地位、增大国际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又必然与既有的全球和地区体系、秩序以及主要行为体发生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摩擦乃至冲突。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甚至有可能较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当然，如何基于变化着的现实，在两者关系上进行适当微调，有所侧重，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应有之义。
最后，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动摇。“不结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原则同样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放弃或者改变这一原则，与有关国家结盟，联手对付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所构成的威胁。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并不久远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抑或是对未来的基本预测，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结盟的实践则是不大可能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或者极度简化的理论推演。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放弃了“不结盟”原则，某些结盟对象国也确有意向对此予以呼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加深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恶化而不是优化中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从而与结盟的主旨相背离。
第二，将更多的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从国际体系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极适应者真正转变为积极建设者、主动塑造者。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特别是两者的经济维度———的受益者；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与前文所讨论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外贸易与投资结构改进有关，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发生的深刻变化所致。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经济衰退而忽视它们的发展潜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样，把过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放到这类国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随美(国)起舞”的外交政策设计和外交行为取向，要懂得“实者虚之”、“险者夷之”这两句中国古老格言所蕴涵的智慧，并在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以体现，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于具有相似历史命运和共同现实追求、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运用更多外交资源，巩固已有或者构建新的多样化、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要做好如下两点：一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特色化、成熟化，使其有别于现有的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国际经济地位，积极推动“七十七国集团”的转型，使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过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诚协作，互相帮衬，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集体成长，最终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对于周边诸国，中国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继续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耐心，运用最灵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关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疑虑和恐惧，力争形成厚基础、多支点、有活力、效益好的周边外交新格局。为此，除不断丰富双边合作的形式、机制和内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地区论坛等现有多边机制，在南亚地区适时创建新的多边机制。要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特别是妥善处理敏感而复杂的领土争端。要进一步发挥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帮助它们进一步强化与相关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要努力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安全影响力，将彼此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效转化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过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形式，深入发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增加彼此的区域认同感。
此外，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还要逐步容忍和习惯来自它们的批评，有效化解它们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与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行为，由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增加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方面的回旋空间。
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使得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所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多，内容将更加丰富，其形式上的创新将尤为必要。比如，随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行，新能源技术广受追捧，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该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外交礼品，用于具体的双边外交实践。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五，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中国外交有着多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新型外交官。新型外交官不仅要懂得高位政治，还(更)要懂得低位政治，特别是要善于进行经济外交。因此，外交官的经济知识和工作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虽然有经济专家深度介入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官员出任中国外交部重要职位或大使，但数量并不多。因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应当适当拓宽外交人才的来源，不断丰富其类型，不断增加其出口。要选拔更多具有世界眼光、掌握现代经济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济实践经验的人员，将其充实到各级各类涉外部门中去；与此同时，还要让那些年富力强的高级外交官到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涉外职能部门、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省级地方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要改变以往外交官主要在外交部和中联部之间以及在外交系统内部流动、高级外交官的选拔主要局限于外交系统内部的局面。在这方面，美、日等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由于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需求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也由于除外交部之外的国务院其他各部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涉外职能进一步扩大，加之普通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种变化，如何有效整合上述外交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使其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如何进一步提升外交部门与国内公众打交道的本领，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强化外交的社会基础，将是未来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应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决策体制、行政体制，以提高外交的统筹能力和决策效率；适当提升外交部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增强其权威和协调能力。
五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事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面对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应当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鉴于相关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外交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在此期间，我们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于决策者来说，要有决心、信心、耐心和细心，特别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深知“天下之以躁急自败”的道理。对于研究者来讲，则要在明势、识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重难点问题，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