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创造就业岗位的经济是令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解释说，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十一大经济体，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相互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它们都因为拥抱经济全球化而繁荣起来。但是，由于历史的差异和灾难，这些国家相互缺乏信任。莱曼写到，“中国、日本、韩国无论单个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供应链，都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市场经济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东北亚的单个国家或区域整体的经济力量。”儒家价值观能够解释中日韩三国对教育作为经济推动力的重视，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已经削弱了旅游业和其他文化联系。莱曼认为全球治理能树立一个强调互信与合作的更好榜样。该地区的冲突和仇恨只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自从20世纪末以来，东北亚就已经成为世界全球化的核心力量。但该地区日益明显的民族主义幽灵，现在已经威胁到经济全球化为该地区带来的繁荣。
中国著名的改革者和经济学家郑必坚在2005年10月《外交事务》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写道，“中国人做出的最重要战略选择是拥抱经济全球化而不是与之保持距离。”他指的是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这场改革的速度、强度和广度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东北亚，认识到“拥抱全球化”必要性的第一个国家是19世纪末期的日本。日本在1930年代与世界孤立，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重新参与到全球市场经济中去，为世人提供了大量低成本、高质量的商品，并创造出全球知名的商标品牌。
接着是韩国，1961到1979年军事独裁者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该战略的成功使韩国成为唯一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从极端贫困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繁荣国家。
今天，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十一大经济体，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三国共同反映了21世纪全球经济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全球供应链的出现。苹果的iPhone、iPod 或者 iPad或许是美国人的设计和品牌，在位于中国的台湾公司组装后贴上“中国组装”的标签，但是这些东西还包括来自韩国、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键部件、零件或技术。全世界的数十亿消费者都依靠来自东北亚供应链组装的产品并从中获益。
图：中国的工厂将苹果的产品组装出厂行销全球
与此类似，许多国家如澳大利亚、莫桑比克、和秘鲁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为中国提供商品而被带动起来，包括制造供应链上的产品。
中国、日本和韩国是相互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自1970年代起，日本就已经开始向海外投资了，韩国的海外投资开始于1990年代末期，而中国也在最近开始了所谓“走出去”的战略。因此，国际化的东北亚公司为全球创造了数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同样，虽然日本在过去30年来一直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海外援助的重要来源之一，最近韩国已经从援助接受国转变成了援助国，而中国从2009年起已经为非洲提供了比世界银行更多的贷款。在中南美洲，中国开发银行提供的援助比美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地区银行和世界银行加起来还多。
虽然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在某些方面有差异，但它们有很强的相似性。显然，工业化的日本提供了“示范效应”。韩国经济结构与日本很相似，最明显的是大企业集团的主导地位，韩国的家族企业是模仿日本的财阀（后来被称为经连会）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在197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敦促国人“向日本学习”。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儒家社会，学者们认为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三国都特别强调教育，他们普遍觉得教育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日本、韩国无论单个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供应链都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市场经济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东北亚的单个国家或区域整体的经济力量。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个足以令人警惕和担忧的问题。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或许拥抱了经济全球化，但他们显然还没有拥抱对方。虽然偶尔做出弥合旧伤疤的努力，但东北亚三国常常表现出极端的缺乏互信。这种相互不信任有时候产生深刻的仇恨，这一点常常从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大爆发中表现出来。
在中国人和韩国人看来，怀疑和民族主义情绪指向日本是因为其过去的侵略行为，他们认为日本没有悔罪，目前的表现就是东海的领土争端。这些纠纷在最近几个月里迅速升温，东亚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日对抗的警报已经响起。作为一种反应，日本重新出现了强烈的反中和反韩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显的集体遗忘和对过去罪恶的否定所促成。最新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曾经在东条英机战时内阁任职，虽然证据确凿，他仍然否认二战期间日本在朝鲜或其他地方有使用慰安妇的行为。
在韩国，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以及对平壤政权的模糊支持也留下后遗症。日本和韩国更担忧的是中国未来的目标。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担忧并非东北亚独有。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也担忧中国明显的民族主义领土扩张野心，印度则疑虑重重地看待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被遗弃的梦想。民族主义是中国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三个经济体的主导地位和它们通过全球供应链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集体影响力最重要。今天必须认识到，虽然拥抱全球化为三国带来了繁荣，这与仍然拒绝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北朝鲜形成鲜明对比，但它决不能确保相互信任，更不要说确保和平了。
虽然历史不会重演，而且对比从本质上说往往令人讨厌，但我们很难不把21世纪初期东北亚的情况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情景进行对比。正如在1930年代那样，如果经济严重恶化，很可能加剧东北亚各国民族主义者的紧张关系，但是日本的经济情况即使大幅度好转，也不一定保证将缓和民族主义者的紧张关系。经济发展本身似乎并不能战胜民族情感。
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游客曾经频繁前往其他国家旅游，但游客数量最近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且，随着“流行歌曲”包括（粤语流行歌、中文流行歌、日本流行歌、韩国流行歌）越来越多地形成一体化的东北亚区域音乐空间，但是民族主义的杀伤力也在上升，日本放送协会的新年流行音乐节今年就取消了韩国歌手的演出。这令人忧虑。
因为排外情绪是非理性的，除了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之外，很难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对国际社会来说，第一步或许是认识到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危险性。如果摩擦在东北亚的火药桶上点燃火花，将立刻产生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对全世界都异常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全球治理得到改善，东北亚的治理也将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