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6日，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泛希社运）在议会选举中落败，两党在议会300个席位中分别得到108席（新民主党）和41席（泛希社运），总票数未达到绝对多数要求。由于议会中七个政党似乎都不可能成功组建新政府，希腊将会在6月17日举行新一轮选举。然而，未来选举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即便一个改革导向的政党能够在选举之后掌握政权，它也面临“无法说服欧盟、欧央行和IMF相信要求进行的调整真的在政治上可以持续”的风险（Annunziata 2012）。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加，欧元区本身的前景也阴霾一片。一年以前各方都认为退出成本难以承受，对财政联合寄予厚望。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欧元区之内，希腊等边缘国家出现混乱成本高于退出成本的迹象，核心国家德国从拖延战术中能获得的收益边际递减。欧元区外，不利于欧洲联合的因素持续发挥作用。欧元区解体风险上升。
一、边缘国家可能从退出中获益
一年以前，多数学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常严重，但欧元区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崩溃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欧元区解体的代价实在太高”。UBS在2011年9月的一份研究认为，希腊这样的弱国如果退出欧元区，将会招致主权债务违约、企业违约、银行体系崩溃、国际贸易崩溃等一系列后果，就连理想中的货币贬值也基本上于事无补。退出欧元区第一年的人均成本高达9500-11500欧元，随后几年的人均成本依然高达每年3000-4000欧元，合计相当于第一年GDP的40-50%；德国这样的强国如果退出欧元区，也将招致企业违约、银行体系资本重组、国际贸易崩溃等后果。退出欧元区第一年的人均成本达到6000-8000欧元，此后每年成本达到3500-4500欧元，合计相当于第一年GDP的20-25%。除经济成本之外，欧元区解体的政治成本也十分高昂：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变得毫无意义，欧洲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也将大打折扣（Deo,Stephane,etal 2011）。
一年之后，希腊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颠覆了“退出成本不可承受”的想法。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财政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顾问John H. Makin所言，“退出欧元区，希腊比目前的情形也不会再糟糕到哪里去。下一个问题是西班牙是否会效仿希腊”（Makin 2012）。
曾经在《大预测》中为世人描绘“2021年美国因为经济危机而向中国籍IMF总裁申请援助”的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甚至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做法将引起其他未退出的成员国的嫉妒。在退出欧元区之后，通过巨幅贬值，希腊将很快重新走上稳健增长之路，“如果希腊能推行适宜的政策以快速地重建和稳定宏观经济，它或许将增长得更快更久”。到2013年，希腊已经重新走上恢复之路，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被紧缩政策折磨的国家还在危机中挣扎，它们国内的选民一定会向政府施压，要求退出欧元区。“希腊的经历将根本性地扭转这些国家留在欧元区中的激励”（Subramanian 2012）。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Michael Pettis对希腊、西班牙等国留在欧元区的前景进行了分析，结论也是这些边缘国家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其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是，外围国家处于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地位，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这意味着对外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在现行欧元区框架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另一个理由是，当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无法做出迅速反应，特别是对于危机国家的救助，往往会与欧元区核心国的诉求相冲突，货币政策无法应对经济冲击，这将导致金融危机出现螺旋式的下行变化。除非“德国和其他核心国家改变它们的经济政策，刺激本国消费，减少本国储蓄，以使得外围国家的贸易逆差得以调整”，或者“外围国家通过持续紧缩和维持高失业率，使得工资和价格下降至合理水平，并通过各项举措鼓励企业发展”。但是显然，前一个诉求德国人不会同意，而后一个选项将被边缘国家的选民极力抵制。最后的选择只可能是希腊等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Pettis 2012）。
从历史经验来看，债务货币化是债务国“解决”或走出危机的有效办法，而退出欧元区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希腊等国进行债务货币化的前提。那些1990年代金融危机中的违约国家，无不是通过贬值走向了复兴。债务货币化伊始，它们都经历了急剧的紧缩。但衰退只持续了一到两年，经济便触底反弹。韩国以6%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长了9年。尽管违约浪潮席卷了系统内几乎所有的银行，印尼也以5%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了9年。此外，阿根廷的增速接近8%，而俄罗斯高于7%（Subramanian 2012）。历史经验证明，金融危机并不会终结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债务货币化可以让它们枯木逢春。
二、德国可能不愿继续埋单
欧元区内部最具影响能力的是德国。德国会不遗余力地挽救欧元区吗？答案是，不一定。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开始，对德国的指责之声就不绝于耳。这些人认为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受益者（Wolf 2010），也是危机的制造者，应当对欧债危机负责。正是因为德国等核心国家持续存在经常账户盈余，并且将这些盈余不断通过本国银行业对外围国家提供贷款，才最终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难以为继（Pettis 2012； Stockhammer 2011）。他们还指出，德国之所以能产生大量贸易盈余，与其强劲的出口和价格优势有关，而这些又被归结于德国具备灵活性的劳动力政策——德国能够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以促进整个经济的竞争力（Young and Semmler 2011）。这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的做法等同于将失业出口到其他国家，并被贴上了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的标签（Bellofiore，Halevi，and Garibaldo 2010；Cesaratto and Stirati 2010；Cesaratto 2010）。
从德国的立场来看，上述指责完全不能接受。有学者指出，德国根本不是欧元区的受益者。欧元区成立之后，德国资本更多流向外围国家，降低了国内投资，拖累了经济增长。1995-2005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率在欧元区国家中也就是比敬陪末座的意大利稍好一点而已（Sinn 2010）。当前，德国享有顺差地位本身亦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工人和企业的痛苦调整等等，而逆差国才是事实上不可持续的一方。限制德国的贸易盈余实际上会削弱欧元区整体的竞争力，反倒是逆差国才应该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改革，提升自身的产出水平和劳动效率，从而减少自身对于进口的依赖，并使得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最终使得失衡情况得到调整（Weidman 2012）。
从德国的角度看，边缘国家违约已经是对德国利益的损害，如果还要德国的纳税人为深不见底的债务泥沼不断买单，以维系一个原本为了限制德国扩张而联合起来的欧洲，对新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并无条件接受的。德国没有意愿减税或者降低储蓄，是因为它仍然想在欧元区独善其身。德国现在在欧元区的情况，与当年美国面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时的情况非常相似。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在80年代初，但是直到1989年，美国才出台布雷迪计划，实现对官方资产的减记。而在此之前，美联储通过干预利率，使得美国的银行能够获得充足的利润，以实现资产的重组，而丝毫不管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今天，德国很可能也采取一种拖延战略，它可以等待，将危机的时间尽可能拖长，使得本国银行业积累足够的资本以避免卷入以外债贬值带来的银行业危机之中。这在本质上，与80年代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无两样（Pettis 2012）。问题在于，希腊等边缘国家愿意留在欧元区内接受失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命运吗？
欧元区外部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会乐见欧元区的完整与强大吗？政府的外交辞令中或许如此吧。但卧榻之侧，谁会容他人酣睡呢？
有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一个衰落中的美国会更加关注国内的问题，而无暇对外部世界过多地施加影响。然而，美国衰落就像世界末日，总有人预测却一再被推迟。1988年，亨廷顿写道，“现在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论的第五次浪潮的顶点了”（Huntington 1988）。那个时候，最可能取美国而代之的国家是日本。但是随后，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并且直到现在仍在失去下去。而美国，依旧屹立不倒，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货币统一之后的欧洲，正是继日元之后，最可能取美国地位而代之的经济体。欧元的出台让欧洲一体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欧元自创设伊始（甚至之前）就作为美元霸权的挑战者不断被诸多学者讨论至今（Tavlas 1997; Galati and Wooldridge 2009）。从经济规模看，欧盟也的确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缺乏财政联合的货币一体化所具有的脆弱性暴漏无疑，欧洲经济的恶化正在腐蚀欧元和货币联盟的政治基础，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正在上升，欧元区崩溃也由小概率事件变成被严肃分析的对象。这样的局势，不正是在向着对美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吗？
不可否认，欧元区无序的主权债务违约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冲击。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Mark Vitner所作的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这可能让美国GDP增长率在2012年下降2.05个百分点，在2013年下降2.77个百分点，同时还可能伴随通货紧缩的压力。失业率也将由当前的9%上升至少2个百分点。OECD的预测对美国更悲观一些，如果欧元区国家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美国的GDP在2013年可能为此下降2.5个百分点；如果一国或若干国退出，则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将带来更大的政治经济动荡。美联储假定美国受到的冲击与雷曼公司倒闭的冲击相似，则美国GDP将收缩8%，失业率会攀升至13%。即便如此，美国并非无法应对。事实上，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家庭及私人企业部门去杠杆化成效显著，对房地产的依赖显著降低。当年的抗风险能力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实体经济，美国都具备了更大的缓冲能力（Dawson 2011）。如果考虑到欧洲动荡给美国及美元带来的“安全岛”效应，则美国承受的冲击会更加有限。
更关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带给美国的是局部的、一时的、可承受的冲击，同时带来的却是重大的战略性的长期收益。在美国历史学者赫尔曼（Arthur Herman）看来，今日的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驱动西方文明引擎并作为美国文化和科学之家园的欧洲。今日的欧洲，是“一个在冷战之末，经由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帝国”。他不无欣快地指出，“欧洲的所作所为将会埋葬自己。欧洲面临规则与制度的崩溃。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垒，面对第三世界移民问题的失控，欧洲人束手无策。希腊债务危机只是这个体制中一道最明显的伤痕，证明其不得人心之处比比皆是，缺乏效率之举与日俱增。长此以往，个人自由将被扼杀，工作机会亦会消亡，经济增长限于停滞”。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显示，“没有哪个伟大的帝国像今日的欧洲这样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欧洲的死亡，将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欧洲正在崩溃，中国步履蹒跚，印度和巴西正在开全面自由市场改革的倒车，我们成了最后的稳定增长的经济体。新的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最好能为此做好准备”（Herman 2012）。
赫尔曼的观点在美国企业界也能得到一些人的共鸣。例如，美国商业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认为，“欧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希望勾结在一起损害美国，因此不必为（欧元区的崩溃）而担忧。”特朗普认为欧洲陷入麻烦并非美国的灾难，美国甚至可能因此重新获得更多的权力，这对美国是一件好事。
四、新兴经济体援欧面临内部约束
拯救欧洲的希望，也曾被放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身上。中国有这样的能力或意愿吗？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一个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欧洲，将为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赢得更大的战略自由度，它们没有理由不援之以手。但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出手面临至少两重约束。第一，国内已经形成不满于“穷国救助富国”的强大舆论，这对于援助欧洲将带来巨大的阻力。第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增长可持续性存在重大争议，决策者很难做出政治决断，愿意为未来的中速甚至低速增长承担“援欧失策”的责任。
从目前的情况看，新兴经济体似乎表现还不错。以中国为例，高盛公司在2003年预计中国GDP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到2008年它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2028年。2009年，《经济学人》信息部预计中国在2021年久可以超过美国。前文提及的Subramanian也很乐观，认为中国的增长将持续下去，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恢复近代衰落之前的荣光，GDP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美国只占12%），到2030年贸易额将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和主导者。民间的调查也似乎印证这样的观点。在一项针对22个国家民众的调查中，15个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取代美国的位置，成为了“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其他国家中，认同上述看法的民众也在增多。例如英国2009年34%的受调查者认同上述观点，到201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7%。并且与拉美、日本，土耳其和东欧等地相比，美国“那些最长久也最亲密的盟友”反倒对美国的看法更加悲观（Nye 2011）。
但上述看法并非没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对中国的增长趋势做线性外推是不合理的。一则中国可能难以保持之前的高速增长，再则当前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中的未知因素太多，中国能否完全避免其影响还未可知。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无论军事、经济还是软实力资源，中国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会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放缓的问题。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国内一些人误判了形势，过于乐观，要求放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策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这将影响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中美两国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将让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除此之外，国内政治变动、环境恶化、公共卫生问题等都可能影响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让中国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折戟沉沙。
鉴此，短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被认为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国，其对援助欧洲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建设需要经年累月，而崩溃都是一哄而下”，危机之中的谨慎往往是放任更大危机出现的肇因。
假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们决定出手援助欧洲，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他们之间应该达成某种协调，通过一种共同行动的方式来开展援救。说服国内民众支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比说服他们支持本国单独行动要容易得多。其次，他们应当选择一种兼具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救助方式，例如像日本承诺的那样通过购买IMF的债券来提供援欧资金。鉴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争取到不低于美国国债利率的收益率，这样就可以把援助欧洲解释为全球范围内优化资产配置的一种方式，从而规避“穷国救助富国”的指责。第三，他们应当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维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无论欧元区是否崩溃，欧洲实体经济放缓几成定局，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负面影响将会传导到新兴市场。对此如果缺乏预案（比如降息刺激增长），他们没有底气作出救助欧洲的决策。
欧元区在难中，欧洲正在走向崩溃。这显然与欧元区的创建者们的愿望相悖，他们甚至没有在条约中设立退出条款。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没有财政联合的货币统一将带来危机，但认为足够严重的危机才是促进欧洲国家进一步走向联邦的动力。危机之下，要么是人的行为的调整。例如，更认同来之不易的欧洲联合，更加勤奋，更注重有效率的投资和生产，等等。要么是制度的退化，退回到各自为政的威斯特伐利亚欧洲。时至今日，无论欧元区的内部还是外部，放任欧元区或欧洲一体化进程崩溃情况出现且因此受益者的势力占据了上风。继苏联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就要见成败之分晓，这场触及人性的考试，欧洲能顺利通过吗？我们推测，它极可能不得不面临未来补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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