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迫使国际社会反思其弊端，西方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目前无论是欧洲推崇的高福利“莱茵模式”，还是美英推崇的完全自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均因其固有的缺陷而陷入困境。过度放纵的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导致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思。这从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列为主题可见一斑。
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经济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其成因异常复杂：在全球化环境下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失控；美国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且市场贪婪，疯狂信贷，居民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必然后果；深层原因是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严重脱节，以及美国经济与美元霸权为所欲为使然。
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引发诸多次生危机，而后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迫使有识之士反思，意识到当前西方的发展模式存在固有缺陷。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坦言：“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特别是危机期间，西方国家政府以发国债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实际是变相“劫贫济富”，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金融机构。此举引起西方社会普遍不满，也使金融界与富人成为众矢之的。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认为：“金融系统应该认识到，因为危机，公众的愤怒都在指向他们。信任已经被破坏，我们应该重视这件事。银行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自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强调，银行业造成的麻烦不仅限于金融领域。人们憎恨它们通过变得“大到不能倒”而把纳税人绑为人质。银行已经偏离其基本社会职能——通过发放贷款、承销证券和为企业提供咨询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不择手段赚钱的机器。其背后受到政府的蛊惑，政府则听信投资银行家，并对其委任高位。
美欧等经济已被企业集团垄断，垄断资本利用金钱操纵国家政权，使之为其经济利益服务。金钱与政治“联姻”使“民主”徒有虚名，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诉求的工具，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扩大，特别是华尔街的穷奢极欲与普通百姓在金融危机下的生活困境形成鲜明对比。银行家贪婪、高管薪酬过高、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是迫使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现行制度未能兑现预期，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富有人群“获得了过去30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金融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成为“全球超级富裕精英的现金奶牛”。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表明，美国民众对现行体制缺陷极度失望。在代表99%的抗议者中，不乏憎恨“公司贪婪”者、抗议社会不公者、失业者、反战者、环保者、无家可归者，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对现状不满，对政府救助华尔街而华尔街行径依旧的愤怒。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美国社会正陷入极端不平等，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近80多年来最高点，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为10%。社论指出，抗议运动表明当前美国经济并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中产阶级，扩大贫困人群，可能制造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工作却无工作的永久性下层阶级。当富人从危机中复原并重新兴旺，中产阶级却仍挣扎在衰退中，而华盛顿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政府需要将公共政策重点从保护银行业转向推进充分就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表示，美国面临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美国社会正在加剧两极化和美国治理体系过于频繁的功能失调，而国会已成为美国两极化的中心和无休止鏖战的战场。
反思制度弊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是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内容。IMF副总裁朱民指出：“整个金融市场过去20年不断发生危机，所以在市场、监管、政府和公众利益之间产生很大调整。”施瓦布则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毫无疑问，后危机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模式已难适应新发展，各国都需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