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将重点放在失衡问题上，也就是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每一个称职的政策专家都在忙着为刺激中国的消费提供解决方案。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但原因却并非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样。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没有被刻意压低。相反，它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这种误解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失衡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诚然，中国消费低于投资：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滑，而个人储蓄率却在上升。这必定会在贸易顺差中得到体现。贸易顺差指的是一个国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值。
但流行观点却认为，消费比重低主要是因为汇率和利率都被压低了。批评人士于是建议，加息为储户提供更多的收入，让人民币升值来使进口商品更加便宜，这样做将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进而降低贸易顺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在上周访问北京时再次强调了中国的汇率问题。
很多批评人士都忽略了这一点：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结构性转型，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3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如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各占50%，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力成本占产品价值约90%)的农业转移到了更为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劳动力成本仅占产品价值50%)。过去10年中，尽管个人收入的绝对数量在以每年8%到9%的惊人速度增长，但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却在下滑，下滑幅度的80%(相当于约六个百分点)可以通过这种转变来解释，而另外20%(相当于约1.5个百分点)则可以通过利率被压低来解释。
不过，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下滑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消费比重下滑的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尽管重要性比不上前面这个原因)是城市家庭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很多因素被指助长了城市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包括社会保障计划不力、人口老龄化以及为购房存钱。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国内人口流动。
农民工的储蓄率远高于城市居民，在某些城市，前者的储蓄率甚至是后者的两倍。由于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农民工未雨绸缪的动力更大，因此消费更少。在许多沿海城市，这些农民工在劳动力中的占比约有一半，这就是这一群体对中国个人储蓄率影响重大的原因。
总体而言，鉴于结构性转型对家庭收入下降和城市储蓄率上升所造成的影响，过去10年造成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中，约有七成可以归结为结构性转型。金融抑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仅限于那剩下的三成。
宏观失衡现象可能变得更加极端，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工人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经济活动上。只有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会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
观念的差异会影响那些旨在减轻中国贸易不平衡程度的西方政策。大多数政策辩论都在关注汇率和利率水平，因为集中关注这些足以吸引媒体的数据远比理解复杂的结构性转型容易得多。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60%至70%，这种转型无法忽视。无论汇率和利率水平如何变动，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大幅上升。
如果决策者想要减轻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影响，那么他们不该再建议人民币汇率或金融体系做出变动，而是应该关注城市化的细微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宣布，去年中国城市人口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决策者无法逆转城市化进程，但他们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如果农民工在打工城市享有户口或居住权，他们自然能有安全感，进而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水平。
让人民币升值从而降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这个选项对中国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这对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也没有多大帮助。相反，西方决策者应该帮助北京提升国内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水平。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就能变成逆差，进而解决中美、中欧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