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社会众多改革中，与老百姓财富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引发社会更多关注。相比其他改革，金融改革尽管也伴随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但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能出现金融改革的同步大幅推进，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越发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热钱跨境流动越发频繁、外汇储备被动高位累积，诸多现象暴露了我国开放金融潜在问题所在，更有评论指出我国陷入经济大国与金融弱国的尴尬局面。
货币金融涉及多个领域，全局性的金融改革往往伴随金融风险上升乃至金融危机的出现，各国推进金融改革非常谨慎，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就尤其重要。尽管中国坚持审慎渐进推动改革，但金融改革的路线图却并不清晰，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尚未完成，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也被外界视为低于预期，当前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及难点有待理性客观评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中国金融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及一行三会为监管部门的金融体制，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取得了较快发展。2013年世界《银行家》杂志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10名商业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分别名列1、5、9及10名，同时，2013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和超过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资产总和，2014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99万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央行资产也因此超越美联储、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央行，中国金融体量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其与外部的深度联系，也加大了对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乃至全球经济影响的能力。
然而，相比商品市场来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改革显得颇为滞后。2001年加入WTO以后大幅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大量物美价廉商品出口至全球各地的同时，世界各国的商品也加速进入国内市场，国际贸易快速提升，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在金融危机之前曾经高达65%，而当前依然高达50%左右，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有半数以上与外部有关系，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之后，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这体现了商品市场高度开放的事实，而中国当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更是预示中国承接商品生产的全球产业分工。
商品市场的持续开放亟待金融体系也同步开放，为中国全面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奠定基础。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改革稳步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经常项目可兑换、QFII、RQFII及2014年以来力推的“沪港通”，都有力加强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外部的联系。然而，截至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依然没有放开，外部资金与人民币依然没有实现双向自由流动，缺乏贸易投资背景的资金跨境流动还需要借助“热钱”等非常规渠道，同时，汇率、利率等人民币资金价格机制仍未实现市场化改革，这些事实都预示金融开放改革有待深入。
虽然中国金融开放改革滞后的现象日益突出，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增长并且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这种成就的取得显然离不开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潜在的问题是，当前金融开放改革滞后到底有什么负面影响？如果还能像之前那样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那么当前金融开放改革滞后并不值得关注。然而，结合实际来看，当前金融开放改革滞后已经滋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构成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
第一，金融开放改革滞后引发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根据IMF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储蓄达到了4.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而跃居成为全球拥有储蓄最多的国家，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国内并不缺乏资金。然而，中国目前每年仍然从外部吸收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是资金与技术、管理经验等多种资源，国内资金与其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但近年来各地对资金的渴求依然在引进外资决策中占据主要位置，这体现了中国储蓄缺乏有效的转为实体经济投资的金融体系。
第二，金融开放改革滞后引发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难题。外汇储备由少到多、由短缺到充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2014年上半年3.99万亿外汇储备凸显了中国国际支付能力的增强。意大利2013年GDP为2.07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是其1.9倍，是同期英国GDP的1.6倍、法国GDP的1.5倍、德国GDP的1.1倍，体现了中国外汇储备体量巨大的事实。但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管理难题。一方面，巨额外汇储备没有支持微观主体进行实体经济投资，而是购买了外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这种模式不仅导致外汇储备容易受到外国央行通胀政策的侵蚀，而且产生金融资源体外循环的现象。另一方面，近年来外汇储备增量被动累积的问题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存量由2008年的1.9万亿美元飙升至3.99万亿美元，外汇集聚央行而不是像日本等发达国家“藏汇于民”，究其原因，本质上是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引发的央行被动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由此促使央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潜在也揭示了金融开放改革滞后的挑战。
第三，金融开放改革滞后促使中国出现货币超发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中国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购买外汇储备，客观上形成了高外储与国内高通货并存的事实。中国央行通过发行30万亿元左右的人民币购买了4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引发了国内货币高增长的问题。当前，中国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首位。对此，央行为防止通胀而被动通过发行央票、国库现金存款及大幅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超常规手段回收过量货币，艰难地实现了通胀率适度的目标，即2000—2013年CPI平均增速控制在2.3%左右的水平。大量非常规措施的实施预示货币高位运行乃至超发的事实，然而，中小企业却出现融资难。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尽管贷款利率已经实现自由浮动，但存款利率依然是行政管制。当前较低的存款利率定价导致商业银行正常贷款利率较低就能获得盈利，而商业银行抓大放小的特性促使其贷款倾向于风险较小的大型企业，大企业由于商业银行放款利率较低而对资金构成无限需求，因为大企业可将贷款得到的资金通过其他渠道转手贷给其他微观主体而获得利润，结果是货币超发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此矛盾局面揭示了金融体系亟待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多年来中国金融开放改革滞后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冲击。而且，金融改革并非互相独立，而是相辅相成，某项改革滞后将制约其他改革的稳步推进，从而可能导致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陷入恶性循环。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开放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将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截至目前，相关重大改革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何当前仍然难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这客观上需要结合当下的环境进一步厘清当前金融改革深化滞后的原因所在。
第一，宏观经济稳定性制约金融激进式改革。资本与劳动、技术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金融改革必然影响资本的配置，对宏观经济稳定性构成冲击。比如，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影响之前享受低利率的大型企业的资金成本，相关企业可能因此面临困境甚至破产，而先前依赖存贷差保障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可能大幅缩窄，支撑房地产发展的廉价资金流入将因此大幅减少甚至逆转，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急剧上升，反过来影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将陡升。这些反映了金融改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而一步到位的激进式金融改革可能将相关风险骤然放大。
第二，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滞后阻
碍金融改革进程。尽管金融改革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较大影响因素，但如果抗风险能力很强，那么金融改革也能持续推进。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仍在发展，尚未形成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尚未确立就是一个例证，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率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以来，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构建了存款保险制度，为保障金融体系乃至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仍然未能构建这一制度。综合的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的滞后成为金融改革如期推进的巨大障碍。
第三，渐进式改革倒逼金融改革停滞。我国的渐进式金融改革不是各项改革前后有序分别推进，而是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等各种改革渐进同步推进，选择香港等离岸市场、上海自贸区等进行试点，借助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等手段促使离岸市场规模扩张，这些措施对于促进金融开放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离岸与在岸市场的利差、汇差引发了显著的热钱跨境套利、套汇活动，去年香港“货物一日游”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当前渐进式改革的担忧。为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相关部门采取了更加严厉的资本管制，自贸区等金融试点相比之前更加慎重，导致相关金融改革步伐出现显著放缓。
第四，体制利益阻碍金融改革推进。当前的金融改革是对之前不合理的金融制度的调整，属于“非帕累托效率”的改革，必然触动相关部门的利益。利率市场化将引发依赖利差收入的商业银行的利益损失，享受行政管控低利率的企业利益也将受到影响，汇率市场化引发的汇率波动增大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时也增大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压力。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改革决心和执行力，那么金融改革推进速度或力度都可能低于预期。
第五，发达大国政策溢出效应影响金融改革。资金与其他要素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不容易监控，资金跨境流动不必经过海关，瞬间就可能在世界主要国家出现资本的频繁进出。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货币发行国在本次危机以来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营造超低利率环境，中外利差客观上将引发资本的跨境流入诉求，而2013年年底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改善促使美联储启动退出QE的计划，反过来可能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出，发达大国的政策溢出效应不仅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而且影响我国国际金融稳定性，短期内可能引发汇率的非理性波动，加剧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影响或者干扰了汇率、资本账户等金融改革进程。
金融改革滞后具有其内在的根源，但也突出了潜在的问题，未来如果不加快推进金融改革，那么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可能受到制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表明了政府对金融问题的重视。然而，正如上面所说，金融改革牵涉诸多方面的内容，必须创新改革思路，否则或难改变先前改革迟缓甚至停滞的问题，对此，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诉求，加快金融改革必须实现四大转变。
一是从注重宏观稳定向注重风险管控转变。改革可能引发经济社会的波动，过分注重宏观稳定可能束缚金融改革的手脚，反之，如果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应对金融改革风险的能力，那么金融改革更快推进就有可能。一方面，必须加快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等制度建设，提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重点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适时实施地方政府透明的发债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地方政府融资透明、可控，降低金融改革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从注重试点综合推进向注重改革顺序分类推进转变。这是目前离岸市场引发套利、套汇给出的启示。从顺序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需先行，汇率紧跟其后，最后才是资本账户可兑换。当前我国已经实现了贷款利率市场化，未来可以考虑先构建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增大存款利率上限并最终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促使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稳步实现经营模式转型，降低对利差的依赖，做大做强国内金融机构，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创新。在此基础上，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重点考虑增大汇率波动区间，理顺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最终在合适时机推行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促使国内外金融市场有效联通。
三是从注重自下而上倒逼改革向注重自上而下主动改革转变。金融改革区域化试点所推出的各种政策可能滋生利益洼地，货币资本会借助包括热钱在内的各种渠道进出实验区域而导致短期内资本频繁大幅流动，由此可能引发金融试点情况失真，不仅干扰金融改革的有力推进和滋生资本大规模流动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导致财富超常规再分配，有权获得试点的微观主体可能成为直接受益者。当前上海自贸区或者各种金融实验区的相关改革低于外界预期，表面上体现了金融改革的渐进性，实质上揭示了金融改革亟待进行顶层设计的现实。
四是从注重外部影响的被动应对向注重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转变。宏观货币金融政策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必须创新思路，通过G20或者金砖峰会等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倡导世界各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政策，为我国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