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紧缩政策的讨论已成为本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热门话题。其中缘由不言自明：这边美国的复苏才刚有一点苗头，那边欧洲又开始重新滑向衰退。这种局面对于整个财政巩固进程来说堪称一大祸害——而该进程又是欧洲最为钟爱的。
但笔者却得出了一个与达沃斯不同的结论。在本次论坛中本人负责主持一个名为“东亚新语境”的议程，期间来自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的高级代表都发表了演讲——除了日本代表外的所有人都拥有应对1990年代末期灾难性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一手经验。
作为主持人，笔者忍不住也把他们拉进了上面那场美欧之间的辩论。但我并没有让与会者们去推导紧缩政策将对这些过度负债的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何种影响，而是询问他们在1990年代末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的经历。
坦白地说，我对我所听到的一切感到吃惊。与会者都同意以下两点：首先，他们一开始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谓的有条件援助条款感到厌恶，韩国人至今依然充满鄙视地将这一痛苦的调整政策称之为“IMF式危机”。其次——也是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同意执行这一政策，而且从事后看来，这些极为痛苦的调整也是值得的，因为深受危机重创的各国经济都被迫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为当今亚洲的突出经济表现铺平了道路。
从表面上看，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为水深火热的时候，所谓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总产值下跌了8.3%。而在一直被视为亚洲新工业化国家龙头的韩国，当年实质GDP萎缩了5.7%。也就是在那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那些条件严苛的援助和调整项目——亚洲自己的紧缩政策——开始启动了。
而在这些项目实施之后，各国的经常账户收支——所谓东亚增长奇迹的阿喀琉斯之踵——随之从逆差转为顺差。在东盟五国方面，1996~1997年度平均相当于GDP4%的经常账户逆差戏剧性地逆转为1998~1999年度的6.8%顺差。而韩国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从1996~1997年度相当于GDP的2.8%经常账户逆差变成1998~1999年度的8.6%顺差。
从那以后，各国就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两年之内，亚洲大多数受灾经济体都重新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而且都不是临时性的回光返照。自1999年始，东盟五国经历了GDP年平均增长率达5%的十年(韩国则达到了5.5%)。简而言之，这种短期的紧缩行为并不会导致长期性的负面效应，而且紧缩在某种程度上是灾后复原所必不可少的，事实证明，其带来的长期好处不仅持久，而且令人震惊。
这让我们这些亚洲之外的人领悟到了三个教训：首先，有付出才有收获。只有很少发达国家的人能体会到1998年受灾亚洲国家所经历的那种严峻的总产值收缩状况，更别说拿出将紧缩加诸于本国经济之上的勇气了。事实上，那种经济紊乱以及对一个原本自信的国家的侮辱都是灾难性的(当今的希腊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一旦那些泡沫被挤走，亚洲的后危机复苏也是强劲且可持续的。
其二，在亚洲后危机调整过程的初期阶段，货币将扮演一个泄压阀门的重要角色。随着各国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亚洲货币汇率急跌——韩元对美元下跌28%，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菲律宾比索下跌约37%，印尼盾下跌近80%。
最后，除了结构重整之外无路可走。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结构调整项目主导了整个金融部门，但同时还有一些着眼于税制和支出改革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并不全都遵照IMF的严格条款执行，却也在大幅增强亚洲竞争力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美欧两方都不应该忽视上述任何一个教训。虽然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单一国家很显然缺乏货币方面的灵活性——而这也是欧洲与1990年代末的亚洲最明显而重要的区别——但为了刺激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也不应阻止欧元贬值。而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元。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更别提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了。
最后，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接受异常严苛的IMF策略来作为接受援助的代价。因此富裕发展中国家是否能采取同一条路径还有待观察。20年前，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行天丰雄(Toyo Gyohten)合著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一书中就特别指出了在危机处理方案上那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在为弱小的贫穷国家提供咨询时，那些小国只能俯首听命；当面对强国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转身又变成了仆人。”
或许1990年代末亚洲危机给我们最关键的教训是：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成败最终将取决于权力政治——也就是说，一个介乎于短期权宜之计和长期战略之间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是西方依然在纠结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