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其从政治角度的评价最为详细而又中肯，他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四库全书》甚至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十七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后学谈读通鉴的体会：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者七，即为成学”，通鉴即为此七中之一。
阅读并研究《资治通鉴》不仅是我个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来，在党校工作的三尺讲坛上，我讲授了无数次有关《资治通鉴》的专题课。怎么讲授才能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从什么角度讲授可以让更多的受众从《资治通鉴》中有所受益?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古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
唐代诗人张若虚有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心人性。知人论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恶，这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决定以人为主线评说《资治通鉴》，窃以为，这种方式是今人阅读《资治通鉴》的相对捷径。
至于怎么评说，个人以为要特别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什么叫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历史文化素养，而历史文化素养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为什么要强调学者眼光?《资治通鉴》毕竟是九百多年前问世的史学专著，随着后世学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司马光时代的很多定论已经不成立了，这就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关于苏秦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基本沿袭司马迁的观点，但是随着长沙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的出土，现代学者的主流观点已经完全颠覆了这段历史，但普通大众可能并不了解，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说。
至于现代视角，窃以为关键要强调两点：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论衡·艺增》);二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对他的功过得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要有鲜明的超越历史局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善恶褒贬，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评说历史不是为了评说而评说，而是要鉴古察今，鉴往知来，进而对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信仰乃至对人类基本价值准则、历史公正与社会公正加以维护。这才是我们读史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为政者的人格修养依然是为政的主导方面，并且是克服诸多政治弊端必不可少的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借前人的成败得失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