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危机爆发已近三年，只有顽固的乐观派才会说最坏的时候肯定已经过去了。一些人注意到欧元区二次探底已经结束，因此认为紧缩措施起到了效果。但那些仍处于萧条之中、人均GDP仍低于2008年前水平、失业率仍高于20%、年轻人失业率仍高于50%的国家肯定对此不敢苟同。按目前的“复苏”节奏，等到回复常态的时候，恐怕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十年很久了。
美联储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美国的持续高失业对此后几年GDP增长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失业率比欧洲低40%的美国是如此，那么欧洲增长前景真可谓暗淡无光了。
首先需要的是对欧元区的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需要做些什么：
·真正的银行联盟，成立共同监督、共同存款保险和共同清算机制；否则资金将继续从最疲软国家流向最坚挺国家。
·某种形式的债务共同化，比如欧元债券：欧洲的债务/GDP比率低于美国，因此欧元区可以和美国一样以负实际利率借贷。更低的利率能解放资金用于刺激经济、打破危机影响国紧缩加重债务负担、债务负担拖累GDP进而债务愈加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使落后国迎头赶上的产业政策；这意味着改变当前的指责游戏——当前这样的政策被视为干预自由市场而不被接受。
·不仅关注通胀，也关注增长、就业和金融稳定的中央银行。
·停止反增长的紧缩政策，替之以关注投资于人力、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增长的政策。
在欧元的设计构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其设机构向认为，保持低通胀是增长和稳定的必要和几乎充分条件；让央行获得独立地位是确保人们对货币制度信心的唯一办法；低债务和低赤字能确保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资金和人力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能确保效率和稳定。
这些构想的每一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独立的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发酵期间的表现远远差于独立性较差的领先新兴市场央行，因为它们对通胀的关注分散了对金融脆弱性这一更加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
类似地，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拥有财政盈余和较低的债务/GDP比率。危机导致了赤字和高债务，而欧洲一致通过的财政约束既不能促进从危机中快速回复，也不能预防新的危机。
最后，人力的自由流动与资金的自由流动一样看似有效果；生产要素会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但来自危机影响国的移民掏空了疲软经济体，他们之所以移民，部分是为了躲避偿还遗留债务（其中一些是坚持私人损失应该社会化的欧洲央行强加给这些国家的）。
内部贬值——降低国内工资和物价——也不能充当弹性汇率的替代品。事实上，通缩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忧虑，它增加了杠杆，也加重了已经过高的债务水平。如果内部贬值是很好的替代品，那么金本位就不会成为大萧条中的问题，十年前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时也不至于被迫放弃比索盯住美元。
没有哪个国家曾经通过紧缩重塑繁荣。在历史上，少数小国运气不错，可以靠出口填补公共支出收缩后出现的总需求不足，避免紧缩的萧条效应。但欧洲出口自2008年以来几乎无增长（尽管一些国家的工资有所降低，最显著的是希腊和意大利）。全球增长如此萎靡不振，出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塑欧洲和美国的繁荣。
德国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团结力，宣布不应该要求它们掏钱填补挥霍的南欧邻国的账单。从各个角度讲，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首先，欧元债券和其他类似机制所带来的低利率将使债务负担变得能够治理。不要忘了，二战后美国就背负着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但随后几年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如果欧元区采取了上文罗列的措施，德国应该不需要填补任何漏洞。但在欧洲目前所采取的顽固政策下，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债务重组。如果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继续坚持现行政策，它们也将与南欧邻国一样付出沉重代价。
人们引入欧元是为了带来增长、繁荣和欧洲统一感。但事实上带来的是停滞、动荡和分裂。
本不必如此。欧元可以拯救，但光靠欧洲承诺的漂亮口号是不够的。如果德国和其他国家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如果没有足够的团结让政治运转起来——那么欧元可能会为了拯救欧洲工程而不得不被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