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和负责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美国贸易谈判助理芭芭拉·维塞尔（Barbara Weisel）一起坐在谈判桌前。TPP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十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大型地区自由贸易条约，奥巴马政府希望可以在几周之内完成谈判。当时，我是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顾问，因此成为国际贸易条约劳动标准方面的国会最高负责人。
此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国会知道奥巴马政府在保护美国劳动者免于与来自低工资贸易伙伴的劳动者进行不公平竞争方面采取了那些措施。我问了维塞尔一个在我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白宫对民主持何态度？”维塞尔问此话怎讲，我解释说：国会民主党大部分都支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美国只能和民主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其他民主国家也这么认为。比如，英联邦成员之间的贸易协定就包含这样的条款。其中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发达民主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权利、发声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和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解决童工问题、建立八小时工作制。我们通过这些权利提高了我们自身的生活水平，现在也不能让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缺少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所需的基本自由的劳动者直接竞争。
但我的解释并没有起到效果。维塞尔言简意赅地说，对于民主“我们没有立场”。我追问，对于类似越南的情况，白宫打算怎么处理。在越南，14岁的儿童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这里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游行示威权，没有罢工权，也没有集社权。“哦，没有民主也可以拥有劳动权利，”维塞尔坚持说。我要求她举一个例子，她拒绝了。
在现实中，非民主政权永远不可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独立劳工组织。这就是穿越达豪（Dachau）大门的首先是工会主义者的原因，也是波兰团结运动给前整个苏联阵营共产主义权力造成生存威胁的原因。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被越南和中国等国家吸引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工资低，而是民主权利的缺失保证了劳动力廉价的状态可以维持多年。比如，2008年中国修改劳动法后，苹果、惠普和其他中美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成员成功地游说限制了中国劳工权利的扩大。
尽管中国不是TPP谈判的参与方，但TPP允许新增成员，我们大可以认为，中国会成为殷勤招徕的对象。前美国贸易谈判罗恩·柯克（Ron Kirk）就指出，他“热切期盼”中国加入TPP条约。
但TPP其实根本不是“贸易”条约。反之，它是公司游说集团的工具，目的是达到他们目前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说服立法者的目的。比如，制药公司要求TPP强制所有国家授予处方药12年的专利期限——这增加了它们的利润，延缓了来自廉价仿制药的竞争。类似地，烟草公司也在寻求利用TPP禁止发展中国家——它们代表了最大的烟草市场——采取对其产品的新的管制措施。
TPP最具争议的内容（如果采取的话）是允许私人公司起诉外国政府采取了对其期望利润造成消极影响的政策。比如，如果越南强制要求给予员工六周时间的产假，外国工厂所有者可以起诉越南政府，要求越南要么取消这一法律，要么赔偿公司提供这一福利的成本。私人法庭将负责审案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根本不可能向法院或其他民主问责当局提起上诉。
于是，这就是TPP带来的未来：波将金（Potemkin）式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选择旗帜和假期，但无法通过可能减少国际投资者利润的法律。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将被竞争无情地打压到这些工资更低的贸易伙伴的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劳工将发现改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在名义上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TPP的谈判过程是最高机密，甚至立法者也无从看到谈判中的全部内容，尽管公司游说集团在起草过程中被视为伙伴。这并不奇怪：在美国，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近五百万个，实际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大部分选民，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反对更多的此类条约。
至少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急匆匆地完成TPP谈判背后的驱动力毫无疑问是希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把此事完成。而这本身也不利于民主。事实上，尽管美国宪法规定“监管与外国有关的商业”的权力全部掌握在国会手里，但奥巴马政府正在敦促立法者授权所谓的“快车道权力”（fast-track authority），这样一来，立法者便无权再对TPP条款或参与方置喙——甚至也无权通过任何方法改变条约内容。
作为政治学家，我有时会被问及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会实施违背大部分选民利益的法律。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并且是通过推翻所有对民主本身的承诺完成的。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TPP，该条约几乎肯定将构成所有签约国保护——甚至形成——中产阶级的最大单一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