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一直是在“冷暖交替、跌宕起伏”中蹒跚前行。继20世纪90年代初短暂的所谓“蜜月期”后，随着北约东扩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俄美所谓“大家庭式”的关系急剧冷却；普京上台后，以“9·11”后合作反恐为契机，俄美关系重新“柳暗花明”，然而，不久随着美国小布什总统东欧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出台，以普京在慕尼黑欧洲安全问题会议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抨击性演说为标志，俄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主动“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与之达成系列成果，俄美关系也因此重新“转暖”；然而好景不长，以2013年末岁初乌克兰危机为开端，“重启”后的俄美关系再次走向紧张并呈现急剧升级对抗之势。围绕本轮乌克兰危机问题，俄美双方不仅有言辞激烈的相互攻讦与责备，而且伴以频频的军事动作与恐吓。伴随着这一进程，所谓的“新冷战”说亦不胫而走。那么，面对突然而至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自的战略考量与应对如何？双方的此轮较量是否会演化成一场新的“冷战”对抗？对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作一一探析。
一、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战略博弈
本次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①本质而言，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较量是“俄美之间所发生的一场重大地缘政治博弈”［1］，是双方遏制与反遏制、挤压与反挤压的角力与对抗，背后隐含着各自深刻的战略考量。
近二十年来，乌克兰在俄罗斯眼中一直是一个虚弱、不稳定及不大可靠的伙伴，它不仅经常在俄能源产品过境输往欧洲方面制造麻烦，而且其“东西摇摆”的对外战略也让俄罗斯大伤脑筋，而2004年“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政府所奉行的激进“亲西方”政策，更是让本来就不“顺畅”的俄乌关系“雪上加霜”；及至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由于乌克兰在对外关系上重新恢复了传统的“东西方”平衡战略，从而使得此前“剑拔弩张”的两国关系出现改善迹象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政权却又突然倒台并将俄乌关系重新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于乌西部亲西方势力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发动的基辅“二月革命”，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一戏剧性事件完全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病态行为，“俄罗斯领导人一贯高度关注的是，乌克兰的主要政治势力不能对俄罗斯持敌对性的态度。”［2］
这里的原因不仅在于，乌克兰乃是俄罗斯历史及宗教的发源之地，它牵动着俄罗斯人的历史和民族情感，“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绝对不是简单的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的开端是所谓的基辅罗斯公国，那里是俄罗斯宗教的发源地。乌克兰在数百年时间里是俄罗斯领土。”［3］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卡拉加诺夫甚至声称，“就算是独立的乌克兰也依然是俄罗斯历史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俄罗斯国家与文明的摇篮。”［4］同时更为现实的原因还在于，新上台的乌克兰政府必然将变本加厉地挤压俄语空间和排挤亲俄势力，从而彻底逆转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本已回暖的俄乌关系；此外让俄罗斯更为忧虑的是，一个由亲西方精英集团及充满反俄情绪的民族主义分子控制的乌克兰，必然会重新“捡回”尤先科时期所奉行的西向战略——经济上融入欧盟，安全方面加入北约，“乌克兰新的执政当局，显然会废除2010年通过的国家中立法案，极力通过加入北约行动计划”［5］，而这不仅与普京促使乌克兰加入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的设想格格不入，而且与俄罗斯促使乌克兰在安全问题上至少保持“中立”的立场背道而驰。
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成为美国事实上的盟友对俄来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普京明确指出，“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于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在挂满了俄罗斯军人荣誉的城市将出现北约的舰队，从而对俄罗斯的整个南部地区构成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昙花一现，而是非常具体……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去塞瓦斯托波尔是到北约海军那里做客，他们最好是到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这里做客，而不是相反。”［6］
而对于西方在乌克兰这场“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俄罗斯认为，西方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令人不齿的角色：起初是强加给乌克兰必须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择其一的选择，其后是支持反对派与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进行对抗，再到后来更是公然地站在反对派一边，强迫乌克兰政府屈服让步和纵容反宪法的制度颠覆，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是美国及其盟国系统化运作的结果……是西方在军事占领后苏联空间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步骤，其目标是实现北约的进一步东扩，使北约的军事机器更加逼近俄罗斯的边界，同时也是对吸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计划失败的一个复仇性动作。”［1］
虽然俄罗斯方面曾经多次警告：企图通过“联系国协定”将乌克兰拉入西方阵营特别是吸收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的做法注定会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灾难与牺牲，并且必然导致俄罗斯的坚决反对，然而，“西方却对俄罗斯发出的声音置若罔闻，继续把乌克兰变成新一轮地缘政治争斗的‘炮灰’。”［4］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旋即发生了转向，“防御”与机动灵活的一面变得毫无踪影——莫斯科开始了反击，主要目的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在理想的情况下，则促使其转而加入欧亚一体化进程，以重塑所谓的“俄罗斯世界”。在这一目标框架下，俄罗斯提出了两项任务：其一，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形成强大震慑。莫斯科鼓励克里米亚就其地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并与俄罗斯合并，目前这一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其二，促使乌克兰实行联邦制，避免整个乌克兰都被基辅掌控，同时让加入北约的任何一个步骤从技术上讲变得不再可能。为了向乌克兰当局施加压力，于是俄罗斯军队开始在俄乌边界附近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以各种方式支持乌克兰说俄语地区的政治盟友。普京在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联邦会议演说中声称，“在乌克兰现在以及将来都将生活着成百上千万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将永远会通过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去捍卫他们的利益。”［6］从而表明了对乌危机决不袖手旁观甚至可能强力干预的姿态，同时也借以警告华盛顿及布鲁塞尔不要进行干涉。
（二）西方对俄罗斯的反制
冷战结束以来，出于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通过北约和欧盟向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同时通过在乌克兰等国策动“颜色革命”等方式力图将这些国家拉入西方阵营，破坏由俄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活动就是致力于让乌克兰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完全脱离俄罗斯，彻底改造后苏联空间以使其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7］
为了避免让乌克兰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华盛顿不间断地向乌克兰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提供帮助，并公开支持他们的活动，美国欧洲与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曾经不止一次地承认，“为了支持乌克兰人民建立一个更加强大和民主的政府的意愿，美国从1991至2013年间共付出了50亿美元的援助。”［7］
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种种举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快做出反应，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冷战意味的惩罚性措施，比如，暂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及反导问题谈判，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可以用于军事领域的民用技术，暂停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计划等；而在马航客机坠毁事件后不仅立即启动了对俄罗斯一轮接一轮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反制，从象征性的签证禁令到向黑海及其周边地区派遣航母战斗群，再到2014年9月英国威尔士纽波特市北约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增加在靠近俄边界地区军事存在的“战备会”，如此等等，目的就是要“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在理想的情况下实现其制度的变更——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推翻普京政权，或者引发俄罗斯人民起来反抗普京的统治”［8］。面对西方的强力行动，俄罗斯则在经济、政治层面强化反制裁范围，甚至发出调整相应军事战略部署的威胁。简言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发酵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制裁与反制裁的不断升级，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关系很快便倒退至“濒临”冷战的状态。
实际上，早在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乌克兰的地缘战略争斗就已经开始，2008年8月在乌克兰与格鲁吉亚两国急欲加入北约背景下爆发的俄格“八日战争”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时至2008年，西方的扩张就具有了赤裸裸的进攻性，并且差一点在2007~2008年间把乌克兰吸收进北约。这给俄罗斯造成了绝对不可接受的军事战略环境，并成了俄罗斯开战的借口。”［4］
虽然该场战争暂时“打掉了”格乌两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然而，欧洲人将东欧诸国拉向自己的野心并未泯灭，2009年抛出的所谓“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便是明证。从表面上看，该计划的目标是大幅度地提高与后苏联六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政治经济协作水平，深化这些国家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但在实际层面，却是西方进一步“肢解”独联体、欧亚经济合作组织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机制“庞大计划”的一个步骤，“是旨在政治‘攫取’后苏联空间并将其从俄罗斯影响下‘解放’出来一系列行动链条中的一个例行环节。”［1］
一旦“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付诸实施，将对俄罗斯形成一个由对俄不友好国家组成的环形圈链，这不仅使俄增强对独联体经济影响力的努力化为乌有，而且会使本来就日趋缩小的军事战略空间更加“化于无形”。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俄罗斯也未“坐以待毙”，而是推出了由自己主导的各式各样的后苏联空间军事、经济与政治一体化方案，2011年末普京总统竞选纲领中宣布的“欧亚联盟”战略构想便是对此的一个最好的注脚。该战略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主导的环俄罗斯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体，并最终将之塑造成为欧亚区域内的核心力量集团，“一个能够成为当代世界一极的强大的超国家集团”与“连接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9］
对于普京的“欧亚联盟”宏伟抱负，美国的执政精英认为，它体现了普京企图恢复苏联的野心，并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构成了威胁，“欧亚联盟是俄罗斯的一个‘专横的、反西方的、唯利是图的势力范围，几乎肯定会挑起类似19世纪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以及20世纪冷战时期的那种‘大博弈’。”［10］目前，克里姆林宫正在竭尽全力地遏阻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最低目标也是“让乌克兰中立，或者变成一个缓冲区，或者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11］；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在“开足马力”阻止乌克兰“倒向”俄罗斯的“怀抱”，在他们看来，“允许基辅进入莫斯科的‘轨道’意味着纵容俄罗斯帝国的复兴，乌克兰的亲西方政策和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剥夺莫斯科的历史世袭领地并动摇俄罗斯的专制制度。”［11］
也就是说，不管是布鲁塞尔，还是莫斯科，都把乌克兰视为自己地缘政治方案的一个重要成分，都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影响乌克兰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也都将乌克兰的“东西方”选择问题看成了一个“对抗性的游戏”，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危机所发生的战略博弈不断升级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新“冷战”是否降临？
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美关系急剧衰退并迅速陷入低谷，双方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和使用各式各样的威胁性措辞来声讨和否定对方。对于西方的种种举动，普京抨击道，华盛顿及其盟友遵循的不是国际法，而是“实力法则”，因为它们坚信其“特殊性”可以让它们对主权国家非法地使用武力，“它们拼凑同盟的原则是：‘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8］
对于普京的抨击性言论，北约副秘书长亚·弗什博则言辞凿凿地回应称，俄罗斯现在“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敌人”［8］。对于奥巴马在2014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把俄罗斯与埃博拉疫情、极端组织并列为当今世界和平安定三大威胁的攻击，俄罗斯也做出激烈反击，“奥巴马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相提并论，如此恶毒的攻击，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未曾有过，这种论调已经超越了‘善’与‘恶’的边界。”［12］双方你来我往如此激烈的相互攻击，不禁令人联想起20世纪“冷战”初期1946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莫斯科市选区竞选演说、英国首相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一年之后美国“杜鲁门主义”攻击苏联“极权国家”的场景，此外再加上双方“制衡与反制”的频频动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新冷战”说重新“泛上桌面”并炒得沸沸扬扬，“乌克兰危机表明，‘冷战’后出现的那个相对和平与和谐的时代实际上只是一个间歇……俄美关系已经转入冷战‘2.0’阶段。”［13］
那么，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此轮对峙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冷战”对抗呢？对此问题，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虽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双方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博弈呈现“螺旋般”升级之势，但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他们之间开启一场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实力政治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法则，“实力仍然和以前一样重要，国家确保其利益所依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14］虽然俄罗斯素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宏大志向，但从当前其与美国的实力对比来看，除了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与美国尚有一搏外，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远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冷战”对抗的能力和资本。实际上，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不对称、不平等的状态，换言之，今天的俄罗斯并不拥有当年苏联与美国所谓“平分秋色”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当年的苏联是第二号超级大国，具有全球性影响力，而目前的俄罗斯只能算是“二流”国家；当年的苏联拥有众多盟友以及“华约”等同西方对抗的军事政治组织，而今天的俄罗斯在这些方面几乎是“孤家寡人”；今天的美国不仅保留了北约和众多盟国，甚至其自身就比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物质优势：其经济总量大约是俄罗斯的八倍，而军事预算则是后者的七倍多；“冷战”时期苏联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时可谓“攻守兼备”，而多年来俄罗斯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始终处于战略守势。简言之，“鉴于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性，当前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冲突决非一场‘平等的竞争’，所谓的‘冷战2.0’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按照当代世界的尺度来衡量，俄罗斯的力量过于弱小了。”［5］
其次，今天的美俄关系虽然降到了“冰点”，但却没有伴随军备竞赛，没有全球意识形态之争，同时双方也没有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体系。俄罗斯现在不拥有一个放诸海外应者云集的强大意识形态，与当年的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相比，“新对抗与上次冷战的不同之处是它缺少意识形态的基础，这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竞争。”［13］
与此同时，“当今俄罗斯政策也不再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所决定，同时它也没有领导一个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而其正式的盟国都是小国。”［5］国际社会看到更多的仅是“一个在其自身边界以外力量影响受到某些限制、向国际法基本原则提出挑战的修正主义的俄罗斯……以两种体系强力对抗为形式的‘冷战’是不可能发生——因为不存在两个体系，世界已经变得多种多样”［15］。此外，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乌克兰危机本身对于国际体系来说也不具有中心意义，“与上一次冷战不同，本次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并不涵盖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或者说并不是全球性的。世界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两极世界，重要地区以及主要的大国如中国、印度都不愿卷入到对抗中去”。［8］
同时，它也没有成为世界政治以及冲突主要参与者首先是美国外交方针的组织原则，“这里一个比较合适的历史比较是，这场对抗更像当年的一场‘大游戏’——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今天的俄美竞争具有不对称性。”［16］
再次，目前的俄美对抗仍有一定的可控性。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无意将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而展开的对峙与对抗升级到“冷战”对决的水平，双方都“不容许所谓‘文明的冲突’蜕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可怕幻境”［11］。就俄罗斯而言，今后20年是俄罗斯实现复兴的关键时期，俄罗斯的首要利益是解决国内问题而非改变世界，是实现经济复兴而非抗衡美国霸权。普京明确指出，“我们自己永远不会谋求与我们的伙伴进行对抗，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相反，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构建文明的睦邻友好关系。”［6］
就实而言，因乌克兰问题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以及制裁与反制裁的“漩涡”，乃是俄罗斯不可承受之重，须知：莫斯科对西方的依赖比西方对俄罗斯的依赖要严重得多，为了实现资源型经济的多元化和在苏联时期建立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俄罗斯需要西方的投资和技术，“一旦这一渠道关闭，莫斯科将不得不极大地增加对北京的依赖，并毫无疑问地沦为一个小伙伴的角色。”［8］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关系的恶化还会促使俄罗斯的伙伴国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谨慎地拉开与莫斯科的距离，以避免损害自己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在俄罗斯构建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巩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计划中恰恰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外，与西方的新对抗还会耗尽俄罗斯的军事资源，从而削弱莫斯科应对其他安全挑战如北高加索的暴力与恐怖活动、不断加剧的中亚动荡局势等威胁的能力。回想当年苏联被美国“拖垮”的历史境遇，个中的滋味俄罗斯人体会得再深刻不过。实际上，在尚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基本上只能是守而不是攻，至多是守中有攻。就目前的乌克兰问题而言，俄罗斯的目标是确保乌东部反政府武装不被乌政府军消灭，继而站稳脚跟和扩大地盘。这一目标目前已基本达到，没有必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动干戈”。
就美国方面来说，一方面，美国与俄罗斯在反恐、打击伊斯兰国、防核扩散、防控埃博拉疫情、解决地区冲突等领域毕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与配合；另一方面，俄罗斯不仅是核武大国，拥有与美国“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能力，而且油气资源极其丰富，复兴潜力巨大，一味地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使其孤注一掷地走上“冷战”对抗之路，这对美国并无多大好处；此外美国必须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还在于，“在对抗中国——美国唯一的真正潜在的竞争者方面，美国也需要莫斯科。”［17］
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西方是否会帮助乌克兰的军队？答案是否定的。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8月1日的讲话当中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么做……甚至美国对克里姆林宫最彻头彻尾的批评者都不会号召去和俄罗斯开战。”［18］
这里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因而北约并不负有保护乌克兰的义务，在可以想象的紧张形势下，西方不会进行军事干涉，其对普京行为的回应手段将仅限于制裁和强化制裁，况且，乌克兰及其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核心地带、战略要地，而对于西方它只是边缘利益，“俄罗斯准备为乌克兰而战，而西方却不会。”［19］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与经济依存不断加深，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乃大势所趋并呈不可逆转之势，重新拉下“铁幕”和开启一场新的“冷战”对抗只能让自己遭受损失。换言之，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借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罗伯特·列格沃尔德的话说就是，“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将俄罗斯与西方当前的对抗就称作是‘新冷战’。归根结底，就深度及广度而言，当前的危机难以同20世纪下半叶的那场决定国际关系体系的‘冷战’危机相比；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与西方注定会重新走上类似对抗之路的推定，可能会促使政治家选择不正确甚至危险的战略。要知道，标签的使用——乃是一件严肃的事情。”［8］
三、俄美“新对抗”：一种现实
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与2008年南高加索发生的那次事件不同，今天乌克兰发生的这场冲突不会是通往新一轮关系“重启”道路上的一个‘坑洼’。”［16］
实际上，围绕以下几成“死结”的若干问题，以乌克兰问题为契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新一轮对抗已经悄然拉开序幕，“今天的俄美关系，如同冷战时代或者俄英争斗的所谓‘大游戏’时期那样，重新获得了对抗的性质”［16］，并有望成为未来双方关系的一种常态。
（一）北约东扩
在苏联解体以及华约崩溃以后，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俄罗斯的反对声浪中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扩大——及至今天，北约成员国已经达到28个。北约东扩的支持者宣布，冷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和平，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作为埋葬欧洲帝国“坟墓”的中部欧洲，在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向市场民主过渡过程中需要帮助，如果北约不施以援手并将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一些“陈规陋习”将死灰复燃，中部欧洲会再次陷入以往“同室操戈”的竞争泥潭，因此，“北约应当把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应该接收新的成员，否则，北约将失去活力并最终消亡。”［14］
同时北约的支持者还声称，北约东扩并不针对俄罗斯，而只是向着俄罗斯方向扩展，目的是推进和扩大稳定、民主与繁荣的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会明白，北约的扩大对其是有利的，并最终会同意北约的扩展。然而对此论调，俄罗斯却反驳称，北约东扩体现的是‘冷战’时期的旧的对抗逻辑，北约东扩实质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问题，锋芒所指不言自明，“北约并不针对俄罗斯的说辞，就连亲口说这话的人其实也不相信这一点。”［20］
乌克兰事件再一次表明，“北约领导人在所有问题上遵循的只是自身的地缘利益，而不愿意倾听伙伴国的态度。”［21］观察“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遏制、挤压与削弱俄罗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贯战略。虽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力大幅衰落并进行了所谓的“民主转轨”，但受“冷战胜利者”综合症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却始终没有戒除对俄罗斯的防范之心，因为在它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当前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而北约东扩则是预防俄罗斯新帝国复兴的‘安全阀’”。［14］
面对北约毫无节制的向东扩展，实力稍作恢复的俄罗斯毅然决然地一改此前忍气吞声、软弱可欺的姿态，开始了一场对北约东扩的绝地反击，“俄罗斯通过两次冲突——2008年俄格冲突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明显告诉世人，俄罗斯对北约的东扩已经厌烦之极，不打算再予以忍让。”［14］
总之，北约东扩已经成为当前以至未来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作为避免自我解体的途径，北约东扩的进程不可能就此终止，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北约东扩则是其要全力遏阻的事情。
（二）欧洲导弹防御系统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所谓“分阶段”导弹防御计划目前已经逐步进入实施阶段，根据该计划，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将分为三个阶段加以部署。第一阶段，在美国认为会产生威胁的地区，部署海基“标准使命—3”导弹拦截系统，这主要是指地中海地区；第二阶段是在2015年之前在南欧地区建设陆基的“标准-3”型导弹阵地，并部署“标准-3”BlockIB型拦截导弹；第三阶段也就是2018年之前，扩大防御范围以应对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威胁，并在北欧建设第二个陆基“标准-3”型导弹阵地，以覆盖所有欧洲北约盟国；此外，美国人还计划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处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信息站。美国声称，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只是为了拦截来自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弹道导弹袭击，该系统不仅不针对俄罗斯，而且可以对俄罗斯的安全防御提供帮助。
对于美方的动作与说辞，俄方随即做出回应。首先，俄罗斯坚称，不仅伊朗和朝鲜现在根本没有能够对北约盟国（更不用说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的导弹，甚至在遥远的将来它们也制造不出这样的导弹，然而俄罗斯却有；其次，既然美国口口声声宣称该系统不针对俄罗斯，那么就请你出具一纸该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书面保证，然而北约及五角大楼领导人却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这一要求；再次，莫斯科坚持能够参与甚至和西方合作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这样以来，系统所有的导弹拦截构件就不是仅仅处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集团的监督之下，而是处于统一导弹防御系统每一个参加者的监督之下，然而西方同样婉拒了俄罗斯的这一倡议。此外更能明显说明问题的是，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导弹防御系统信息站一旦建成，届时俄罗斯从摩尔曼斯克到乌拉尔的广阔领土都将处于该系统的“盯视”之下。鉴于此，俄罗斯做出结论：任何一个所谓的“问题国家”都没有对欧洲构成现实威胁，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欧洲反导系统，显然是针对俄罗斯而建。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的计划是：第一，增强导弹攻击预警系统的能力；第二，加强导弹设施的组合打击能力和把研制新型拦截导弹提上议事日程，并在俄罗斯边界地区部署“伊斯坎德尔——M”战役战术导弹；第三，建立统一的太空识别与战备控制系统——ЕКС系统，包括新一代卫星及现代化的指挥设施。根据专家估计，一旦С系统投入使用，俄罗斯的导弹攻击预警系统就能够跟踪各类导弹的发射，不论其发射的地点在哪里。简言之，无论俄罗斯如何反对，美国都将一意孤行地去建立用以应对来自所谓“流氓国家”导弹威胁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则也会不得不针锋相对地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从而推动双方对抗性的关系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都无退路可言
对于俄美围绕乌克兰危机对抗的起因，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在于北约东扩以及华盛顿试图把乌克兰拉离克里姆林宫影响轨道并使该国与西方实现一体化的意图。俄罗斯人虽然忍受了北约的向东扩展，包括吸收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但当2008年北约宣布格鲁吉亚与乌克兰也将成为北约成员时，却已经是触及了罗斯的极限。须知，格鲁吉亚与乌克兰不单单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两个国家，它们实际上位于俄罗斯的家门口。”［17］
围绕乌克兰问题，俄美几乎完全没有共识，无论是双方的“口水战”还是相互开展的一系列实际军事威慑行动，其对抗的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所没有过的，并且双方都不太可能做出妥协或让步。就俄罗斯来说，面对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变化，俄罗斯的策略虽然可能有所变化，但目标却是依然如故，即：让乌克兰继续成为俄罗斯与欧盟及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而理想的状况则是，促使同样属于东斯拉夫文明的乌克兰能够加入欧亚联盟。也就是说，俄罗斯不会听任并将倾全力阻止乌克兰再一次“倒向”西方；同时，西方借乌克兰问题向俄罗斯“发难”，甚至以制裁作为手段来惩罚莫斯科，这种做法也“让普京拥有了足够的理由相信，西方的真正目的——就像他早先所怀疑的那样——乃是不仅仅是变更乌克兰的制度，而且是要改变俄罗斯的制度。因此，他不能让步”［22］，更何况，克里姆林宫的做法“还获得了俄罗斯人民强大爱国热情的支持”［1］。
对于美国来说，其在乌克兰问题上同样没有退路可言。如果任由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骄横跋扈”，不仅会使其“捍卫民主、反抗暴政”的世界警察形象大受损害，极大地削弱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将会纵容俄罗斯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从而导致中东欧地缘政治版图再次发生巨变，让北约东扩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美国不能也不会就作为欧洲及北美安全之基础的原则问题进行妥协，这其中也涉及保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23］
此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一贯的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也是促使双方走向对抗的重要因素。双方的互不信任经常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歪曲性理解，从而让双方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努力毁于一旦，并最终导致双方本来可能是积极的建设性关系滑向敌对状态。就俄罗斯方面来说，在与西方一轮又一轮的“遏制与反遏制、削弱与反削弱”的较量之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家那种对快速融入‘欧洲—大西洋大家庭’的充满激情的轻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24］
而就西方而言，俄罗斯对邻国包括对乌克兰的“放肆”态度促使西方认为，莫斯科不仅想把影响扩展到近邻地区，而且试图控制整个苏联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不相信，他们会就国际议事日程的广泛问题可以进行切实的合作以改变双方关系的基本性质；同时，也没有哪一方似乎准备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第一步。”［8］
退一步说，即使西方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机制不过分严厉，但这种机制也将继续毒化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制裁会让俄罗斯产生一种感觉——他们的国家时刻处于美国的压力之下，进而进一步强化美国作为外部敌人的形象；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俄罗斯则成了从前共产主义制度阴险狡诈的化身”［16］。换言之，双方为了协调及构建新型关系所必需的基本信任，根本就不存在。
综上所述，围绕俄罗斯与西方难以化解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竞争不断加剧直至对抗的新时期，“俄美关系已经跨越危险的边界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最近十年来，俄美关系的特点是，双方既不相互看作是朋友，但也不相互视为敌人，而今天的俄美关系不会再因这种模棱两可的定位而得到缓和，因为从今以后俄罗斯与西方就是敌人。”［8］
虽然俄罗斯与美国也曾因2008年格鲁吉亚事件而陷入对抗的边缘，但由于该事件过于短暂和过于边缘化，再加上日益肆虐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当权者的更替等原因，它很快便过去了，而且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格鲁吉亚没有影响冷战后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乌克兰却不是这种情况。”［16］
令人不安的是，不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实际上似乎都没有将乌克兰危机放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来处理，而是好像在根据内政的逻辑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抗上，“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意味着耐力与毅力：勇敢地经受住西方的制裁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并迫使华盛顿及其盟友接受俄罗斯认为其在乌克兰的合法利益；对于华盛顿与欧洲而言，则是要在乌克兰问题取胜——逼使莫斯科放弃侵略行为并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不管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如何，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都不可能像2008年俄格战争后那样再重新回到正常的务实轨道上去了。”［8］
正如俄罗斯副外长谢·梁布科夫所言，虽然普京总统与奥巴马总统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就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但“要说此后俄美会出现新的关系发展前景特别是关系正常化，那么这完全是一个‘违背事实’的说法”［25］。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仍基本停留在政治与经济层面，然而众所周知，政治对抗、经济对抗与军事对抗从来就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明确边界，相反，三者的步步发展逻辑似乎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此外再加上诸多对抗因素的不可控性，事态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俄罗斯与北约军事集团“擦枪走火”甚至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未可知。由前欧洲军事与政治高官组成的争取多边核裁军与不扩散欧洲领导人社团的专家们在名为《战争边缘的危险平衡》的报告中已经言辞凿凿地宣称，可能激化为俄罗斯与北约武装力量之间军事冲突的意外事件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自从乌克兰事件发生以来，已经出现了40次危险事件，“俄罗斯与北约已经有40次站在战争的门槛上。”［26］
总而言之，一方是“神经坚韧”、军力依然可畏的俄罗斯，另一方则是所谓“反抗暴政”，素怀“救世使命”的强大西方阵营，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不仅事关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世人进一步审视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