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的单边财政对话总是那样!总是在讨论(政府)支出,支出,支出!对于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UPA)政府来说,提高支出、补助金和再分配都是神圣的目标。但是,作为印度民主希望的序幕,平民党(Aam Aadmi Party,AAP)会给在德里的那些享受着奢华生活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水和电,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也试图在印度国内的实行超出国会规定的各种补贴。
冰冷的事实是,在下届选举中,选民的三个主要的选择是:更多的支出(国会);增加支出,减少腐败(尽可能),更多的经济集权(平民党);不减少支出,但可能更多的市场改革(人民党)。现在,好像是为了巩固对支出的迷恋,人民党正在认真考虑一项完全消除所得税的计划(编者注: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越少的直接税就意味着政府越有可能不负责任)。
在贫穷并且充满不平等的印度,政府支出的层级、类型、质量和持续性都是值得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对政府支出的偏好也充斥在支出的“孪生兄弟”——政府收入——的讨论,具体来说就是税收。目前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直接税(direct taxes code,DTC)改革问题上,因为这一改革会降低交易成本,税收寻租、以及商品与税服务税的使用。毋庸置疑,这项改革会力挽狂澜,刺激经济长期增长,推动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提高规制(increasing compliance),增加总收入。
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些讨论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假设支出涉及的是公民权利,那么这些讨论都漏掉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税收的“亲兄弟”——公民义务。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税收和兵役(或者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国家服务)是现代公民权两个核心要素,以及共同的认同作为第三个要素。事实上,任何国家在其历史上的某些时间节点上都会推行强制性的国家服务以强调公民义务的普遍性。
然而印度只是将税收作为一种其义务,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公民义务是国家建设和民主的基石。除非印度想通过一些形式的直接税来让更多的人的缴税,否则其民主的承诺将无法兑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因为民主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之上的。而这一契约有着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涉及政府的部分是通过提供必要的服务来为所有人创造繁荣的条件,并且通过再分配来保护穷人。涉及公民的部分是,当政府不履行合同时,那么就对政府进行问责。但是公民的危险在于,假如他不以直接而明显的方式来支付政府承诺提供的服务的话,那么他在公民问责的可能也会减小。假如公民不缴税或者其他使用费,他们要么成为搭便车的人或者直接出局,这两者都会降低政府的责任。税收不仅仅是经济支出,而更是连系公民与国家在必要的双向关系中的经济粘合剂。
当然,税收有很多种类。现在看来,民众们反应最强烈的是当他们的收入和资产被征收税收的时候。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只有有限的经济和文化的国家,间接税并不能使得人们直接感觉到他们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正因为这样,尽管征收商品税与服务税是非常需要且必须的,但这些税种对推进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国家建设和民主问责制的影响却十分有限。作为这一论点的证据,经济学家Tim Besley和Torsten Persson证明,在总税收中所得税占得比重较大的国家往往会拥有更负责任的政府。
该如何推动印度公民参与纳税呢?根据详细的纳税人数据,在2011到2012年,印度一共有三千三百万个人纳税评估(这些都记录在税收系统中,但是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缴税),因为一些家庭会有不止一个的纳税人,所以在印度缴税家庭的总数大约是两千五百万。照这个指标算,只有百分之十的印度家庭会缴纳所得税。假如有超过半数的家庭从事农业, 不算在税收系统中,那么有4/5的印度家庭没有缴纳任何所得税,也就是说没有参与到任何政府互动。
由于缺少跨国数据,我们不能判断这个数字是高是低。但是我们可以随时跟踪印度的情况,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纳税评估的增长指数(一个测量公民加入到税收系统的速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比较。
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在团结进步联盟执政之前的2004年,纳税评估大约有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年增长率,但是在2004-05和2011-12年,增长率却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然而在团结进步联盟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较之前些年却有大幅的增长,这使得税收评估的下降就显得更加糟糕。我们根据度量标准计算,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纳税表现要比前一届政府差十倍。平心而论,这届政府努力地去推行商品税和消费税的改革,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这并不会有效地提升印度民主的质量。印度的纳税人数在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如此之低,而且还伴随着那么显著地下降,难怪所有的公共领域内讨论的经济学都是关于支出的了!
在我们的下期专栏中,考虑到印度的特点以及其在资产负债表中强调义务方面的情况,我们会聚焦如何提高纳税人参与。正如David Foster Wallace小说所说的那样,印度人不能认为他们是印度民主中“无知轻重的人(eaters of pie)”,而是“缔造者(makers)”。
注: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Business Standard项目,原文发表时间是2014年2月8日。作者Devesh Kapur、Arvind Subramanian是PIIE研究员。
注:《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