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笔者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组织的英国智库管理与研究方法考察和培训。期间，先后拜访了英国参议院Ms Heather Wheeler议员、伦敦市议会以及英国知名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DI）、改革研究所（REFORM）、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简称CPS）、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等，并听取了亚当·斯密研究所（ASI）高级研究员Tim Evans和英国硅谷创始人之一Steven Windmill先生的授课。20天的培训学习加深了笔者对英国智库的类型、历史、管理与研究方法的了解，以下简要谈些心得。
智库定义
如何定义智库？Tim Evans先生（现在也是科普顿中心的总监）认为智库是以某种共同理念（或信念）为支撑，研究公共政策，并发行出版物、举办会议并常被媒体报道，以参与思想斗争并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机构。Steven Windmill先生则认为，“智库”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盈利组织和机构。这两种定义大义相似，基本是从智库的行为、活动、目的、形式角度来定义智库。
英国智库的类型
英国的智库很多，Tim Evans先生等学者认为，几乎没有一个智库能在公共政策和思想领域垄断，他们私下可能相熟，但也常公开辩论。从整体来看，英国的智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立法者关系紧密，帮助他们制定政策，从而影响公众；另一类与学校、学者、杂志主编和公众紧密联系，形成意见和思想，再影响立法者，一般是独立智库。这两类智库的影响渠道不一样，在一个健康的体系里，两种智库都是需要的，它们还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分类。
根据研究主题不同，可分为政治类、经济类、外交类智库，也可以分得更细，分为研究经济、社会政策、宪法等等的。我们访问的智库中，海外发展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改革研究所都是经济类的。
根据隶属不同，可分为政府型、政党型、独立型智库等。例如，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就是政府型的。一些智库虽然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主要支持者和服务对象是政府或某一党派，例如，我们访问的海外发展研究所实际上主要支持者是英国国际发展署，而政策研究中心和改革研究所实际上都是保守党的智库。独立型智库中还包括一种特殊的智库，即个人建立的智库，目前Guido Fawks通过个人博客及与媒体互动产生的影响力足以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个人智库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此外，英国的一些大学和企业也拥有自己的智库。前者例如伦敦政治学院的国际事务、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diplomacy and strategy，简称IDEAS），是知名的智库。后者如一些咨询公司。
根据智库的思想倾向性，英国智库可以分为左翼倾向智库、右翼倾向智库和中立倾向智库。或者说智库的理念不同：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如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有信奉自由主义的，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和改革研究所；还有成员中理念不尽相同的。正因为此，这些智库及其成员间经常有思想冲突和碰撞，但也会因此产生思想火花和创意。
英国智库的优势及受重视的原因
智库的存在价值和优势在哪？综合我们访问的各大智库专家观点来看，他们认为智库的优势在其高质量的思想，能想政府之未想，能问议员和官员之不便问、以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获得最优方案，扮演超前、超脱的角色。
英国重视智库的原因，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解释是：过去20年英国的文官制度效率严重下降，传统上政党和政府通过传统媒体与公众沟通，但随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的传播质量下降，故而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出现空档，需要智库这类机构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英国智库通过发挥多种功能，填补了这一政治空档。其中包括：一，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分析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二，在政策辩论中提供有见地的建议；三，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帮助理解政策；四，帮助政府建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满足公众对政策的期望；五，对中长期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六，为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七，为英国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提供国际经验借鉴。
Tim Evans先生则强调，危机凸显出智库的重要性，危机时官员需要智囊，是智库受到重视的一大原因。他从英国危机与智库发展史角度做了阐释。1830年到1960年末期，所有政客，不论党派，都对民众做出不同的承诺，但国家未能兑现。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政府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很多。而国际收支恶化终使1967年英镑贬值，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衰退，1976年英国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1978年到1979年之交，迎来“不满的冬天”（工会举行大罢工，反对工党政府通过限制工资来遏制通胀的做法），促使工党政府下台，而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赢得1979年的大选上台。撒切尔上台后，为了应对当时公务员和党员提不出什么新想法的局面，她选择了亚当斯密研究所等外部智库来为其提供新的想法，并采纳了其部分建议，推行撒切尔主义。
英国智库的管理方法
（一）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方法
英国智库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课题研究和平时追踪、应急研究两类。
课题研究通常遵循“选题—筹资—研究—评审—发布”或“委托课题—研究—评审—发布”的模式。前者一般为研究所自己独立选题，后者为委托课题的运作模式。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大多数是独立型智库，更强调前者。这是因为在英国，独立型智库为了追求其观点的中立和独立性，会要求其研究资助者不能干涉其研究成果中的观点，他们通常会在每年某月定下下一年的研究课题计划，然后寻求资金支持，再开展研究。一些独立型智库甚至明确规定每个资助者的最高资助金额，以防止课题研究成果明显偏向于课题资助者。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就规定每个企业捐赠者每年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但一些实为党派型的独立智库，则对捐赠者结构和额度范围对外保密，例如政策研究中心（CPS），也就难保证其观点的中立性了。
在课题选题阶段，较大的智库通常会成立选题小组，成员为智库内每个研究部的领导或权威，对资深研究员们提议的课题题目和计划进行评审，最后根据计划研究课题数量做出决定，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而一些小的智库则直接由智库的一把手决定选题，如政策研究中心和改革研究所。而一些有党派或政府背景的智库在选题时还会听取议员、政府官员的意见，以便提高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在课题研究阶段，一些大的研究所有时也会邀请外部专家参加，对国际问题方面的研究，他们会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以提升资源共享性并传播自己的理念。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一半的课题是与国际组织（世行、IMF、欧洲投资银行等）合作的，在课题研究阶段双方研究人员的想法就已进行了足够的交流，并且相互逐渐熟悉，在以后的会议或课题研究中还会保持交流，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该研究所的理念传播和这些国际课题成果的应用性。
在课题评审阶段，一些小的智库直接由智库内部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审查，而一些较大的智库，则很注重研究质量，执行严格的评审机制。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通常邀请所外的同行专家担任课题评委，其意见以匿名形式反馈给研究所。评审标准主要包括：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依据，论证是否充分；研究报告的陈述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客观公正等。
在课题成果的发布阶段，英国智库常会邀请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开个小型发布会，对其成果进行报道。当一些研究课题组中缺乏知名的研究人员时，有的研究所还会邀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点评、推介，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由于体制原因，英国的智库，尤其是独立型智库，非常注重利用媒体宣传自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政府官员、议员以及公众的影响力，并更好地发挥在这三者间的沟通作用。
除了课题研究之外，英国智库重视平时追踪和临时委托课题的研究。针对一些热点，他们会组织小组研究。例如，Tim Evans提到，针对比特币和互联网金融，他会组织研究金融的小组来研究，为了避免各研究人员观点倾向上冲突的情况，他会在分工时注意，例如，将他们分配成分别研究英国、美国、中国等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这样的热点问题研究既能帮助研究所对热点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并保持在媒体和外界的声音和声望，又能为研究所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打下基础。又如，改革研究所也会就一些突发和重大事件进行分析、点评并给出对策。此外，英国智库也会有一些临时的委托课题研究，例如改革研究所有时会受一些官员委托就某一问题开展研究。
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辅助，英国智库也经常组织各种主题的会议，邀请政客、某一主题的利益相关方（行业协会、企业家、工会、普通百姓等）、同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一些合适的场合还会邀请记者参加，以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以借此了解各方观点、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尽量使自己将提出的方案能为各方接受，或是借此帮助政府去做些沟通和了解实情的工作。除了正式会议，智库的资深研究人员还会私下与官员、议员交换意见。智库内的研究人员也会频发地进行讨论，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思想碰撞来点燃思想火花、激发创新，而且可以充分融合大家的观点。平时，智库和其工作人员还必须与相关行业的业内人士保持联系（如从事医疗保险研究的智库和研究人员平时需要与医院、医生、药品企业等保持联系），以了解行业内变化、问题等信息。有时，他们还会做些抽样或问卷或实地调查，以了解实情及利益相关方的感受和诉求，例如，从事选举问题研究的智库会对选民做些调查。这些工作对他们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英国智库注重宣传，不仅通过定期不定期地发布一些研究报告和简报等出版物、建设并不断更新智库网站来宣传其成果，而且还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写专栏，就一些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些研究所，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甚至对新人进行与媒体沟通方面的培训，而且在某位同事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后，其他同事还会事后与其讨论，帮助其更好地应对媒体。它们认为研究人员声望和影响力的建立和提高会帮助智库本身提高声望和影响力，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实力和长久生存下来并兴旺发展。
（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英国智库主要通过人才招聘、薪资确定、科研评价、人才培养、人才晋升与流动等方面来筛选人才、吸引人才、留住和培养人才。
在人才招聘方面，英国的一些智库强调人才的教育背景，如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出自名校。但是，也有一些智库在招聘时会更综合考虑地人才的发展潜力（如是否聪明、有悟性、对一些事有独到见解）和他之前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生活经历。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和Tim Evans创办的科普顿中心认为来自相似教育背景（如同所名校）的人往往想法会雷同、难有差异较大的想法，因此他们常不拘一格录人才，只要他们认为某人很聪明、见解独到，他们愿意录用他，并且培养、帮助他成长，如允许他在该智库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到好的学校去深造。而改革研究所的负责人则讲到他们的研究人员有以前做律师的，有做过记者的，甚至还有离职官员。他们认为不同的经历和阅历对做好研究工作是很有用的。
薪资方面，英国智库一般根据研究人员的级别、参与研究工作量等指标综合确定其年薪。但除了薪资外，研究人员在智库内一般无其他收入。通常，资深研究人员收入高于普通研究人员，即使是后者一般也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例如，改革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年薪约6万英镑，远高于伦敦市的人均收入水平（3万英镑）。他们认为研究是知识密集型工作，而知识的载体是人，因此，研究人员的收入要达到足够留住他们并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创新的水平。
在科研评价方面，一些智库采用数量化的科研考核办法，例如，写了多少研究报告、发表了多少文章等等；而一些智库，如亚当斯密和科普顿，则认为智力是很难评价的（Intelligence is hard to evaluate）、更难数量化，它们更依赖研究带头人们对研究人员的评价。那些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会被逐渐淘汰掉，或是被辞，或是因压力大主动请辞。而考核结果持续较好的，则会到适当时候考虑其晋升（如由普通研究员升为资深研究员，或是让其担任课题组织者等）。
在人才培养方面，英国智库非常注重资深研究人员对年轻人员的传帮带机制。这不仅体现在平时研究时的领导、讨论和指点方面，还可以从入职培训中窥见一斑。例如，Tim Evans讲到在亚当斯密研究所或是科普顿研究中心，他们会对新入职的研究人员进行为期一周多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研究所的理念、研究方式、与传媒的沟通等方面，然后，他会挑个多位记者一起采访自己的场合带他指点的年轻人去，让他亲身体会下，并认识这些以后他需要打交道的媒体，剩下的就得靠年轻人自己去学习了，当然，他们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帮助他们成长，即便有时他们要冒一定风险。
在人员的流动性方面，英国智库鼓励人才流动，而且愿意保持合理水平的人员流动率。由于智库的研究人员与政府、企业、大学、媒体甚至国际组织有着频繁的交流，他们的流动渠道很广，流出的研究人员有去政府工作的，有去国际组织的，有去大学的，有去媒体的，也有去企业的。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研究人员平均在ODI工作的时间约五年，人才流动率达约20%，很多研究人员离开ODI后去了国际组织和政府工作。改革研究所负责人也提到，他们愿意人才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因为他们离开后往往能去更好的岗位，例如之前他们联系的一些议员在转为政府官员后有时会从他们那里带走自己中意的智囊，这对研究所显然也是件好事。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智库的一般研究人员可以只是某领域的专家，但其研究带头人一般都既是专才又是通才。例如，给我们授课的Tim Evans专长的是医疗保险，但对货币金融、管制经济学、经济学思想领域都非常熟悉。这大概既是研究带头人常要代表智库对外发言所需，也更有利于其研究的组织和智库发展的需要。
（三）国际交流
英国智库不仅重视国际交流和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而且通过将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相结合，构筑了英国参与领导世界的软实力，并一定程度上较好地维持了英国的国际领导力。
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时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交流使自己的观点能被部分吸纳入其政策制定中。海外发展研究所还承担了一些对外技术援助项目。例如，其海外研究员项目招收合格的年轻经济学家，派到一些愿意接受其技术援助的低收入国家（主要在非洲）的重要财经管理岗位，实际上是担任其政府内的经济学家，为其财经政策出谋划策。海外发展研究所每年提供两万英镑的资助。这些低收入国家因缺乏此类技术人才，往往会对其加以重用。这不仅对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理念输出有利，对参加该项目的年轻人也会构成重要的工作经历。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实际上主要是英国国际发展署，他们担心由政府直接组织提供这种技术援助反而受援国会不愿意接受，所以通过独立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来运作。而非官方背景的独立智库，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即便在研究互联网金融问题时也会关注世界范围的发展情况，并思考其未来的可能影响及应对和管理措施。可见，英国虽然从经济规模和历史来看已是日落帝国，但其通过已建立起的国际秩序、与美国的联盟和在欧盟的影响力，以及其技术优势（包括其对世界的了解、国际视野、研究能力和先行程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其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而其智库无疑扮演着重要的技术中坚作用。
英国智库的研究人员不仅具备英语语言优势，而且研究水平也足够与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在同一层次上交流，这种微观实力是英国智库整体软实力的基础。
（四）智库经费筹集与管理
英国智库研究的资金来源有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个人和慈善机构捐赠、研究委托等。有的还有版权收入和会费资金。由于强调独立性并要向资助者表明资金使用恰当、有效，有的智库会对捐赠者设置最高捐赠额，或向捐赠者公示其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状况。有的独立型智库还向公众公示以证明其观点未受到捐赠者直接影响。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独立型智库一般要求资助者不能干预其研究观点，资助者资助只是因为他们认可该智库的理念。
英国智库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注重将理论与实证或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有的不重视定量和实证分析、而更重视定性分析，但大多都重视调查研究、比较分析、历史分析方法等。
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他们在掌握各个经济学派的思想基础上，依据自身的信念，针对某个问题会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学派观点来分析。例如，Tim Evans认为对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都没给出满意的答案和应对之策，而奥地利学派给出的解释和对策更合理、更有希望将英国带出危机。
他们注意活学活用，注重创新，对不同的观点以包容的心态和辩论面对。他们在研究时既着眼当前实际，又敢于大胆设想未来，富有远见。例如，Tim Evans用拉弗曲线来分析英国人对税收的可承受程度，并进一步延伸到对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保水平的分析中。他还用反向曲棍球曲线来分析铁路私有化的收益与效用。而对国际货币体系，他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牙买加体系的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而针对美国滥发货币必将引起全球通胀、其他国家对美债权贬值、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持续的问题，他更希望未来建立以人民币和黄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黄金重新货币化，而且更看好这种可能，并建议中国将更多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黄金，为此体系做准备。
给我们的启示
（一）我国可以考虑发展多元化的智库体系，让官方智库发挥主导作用
由于我国与英国政治体制不同，英国的智库体系并不宜简单照抄到我国，而需要批判地吸收其优点。我国已有一些民间智库，但公信力受到质疑，影响力也有限。究其原因，与其观点独立性较差、研究不够深入有很大关系。未来，可以发展多元化的智库体系，但应引导民间智库向独立型智库发展，而以官方智库来主导思想方向。
（二）加强官方智库建设，提高我国软实力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政府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提高，会越来越需要官方智库和智囊的参与。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和中华复兴，让我国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更需要坚实地构筑实现这一梦想所需的软实力。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是其中的关键构成部分。因此，需要加强官方智库建设，从人力资源、研究实力、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等多方面提升官方智库水平。在人力资源方面，不仅要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包括薪资和科研评价方面）建设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还需要吸引多背景的人才，以丰富智库的思想、提高其活力。我国目前官方智库的研究人员普遍工资低于所在地平均水平，收入多低于相同学历非政府单位人员收入水平，这不利于鼓励研究人员安心做研究。在科研评价方面，需将质与量相结合地评价，并将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研究实力方面，进一步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分析的能力、改善研究方法，更加重视实际调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角，鼓励研究人员创新。同时，提高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能力，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多去发达国家进修和参与合适的国际合作研究的机会，培养更多国际化研究人才，以提高我国官方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三）更好地发挥智库在政府和公众间的沟通作用
例如，官方智库在课题研究中，除了重点安排上级和政府委托的课题外，还可以自选一些民众、业界关心的题目来做。在政府出台一些重大规划和政策后，可以辅助解读，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执行。还可以允许民间智库客观独立地开展一些问题研究，向政府、人大、政协、行业协会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