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起源与历程
一、人类演变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体而当下的事件总是特殊的。要窥见这些事件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观察具体而当下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提升到足以认知人类历史的层次。人类历史──就现象而言──似乎建构于某些特殊事件发展过程的延续，在它们之间除了偶然，谈不上任何的关联。这些延续大概都只能从因果和独特事件的串接来解释。这种解释方法强化了“文化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其“文化”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又是超越历史的，以至于不管人世怎么变化，文化的特殊性总是会顽强持续。
对我而言，马克思是在特殊性之外，致力于找寻普遍性的思想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不应该马上就扯到有关现象本质的理想论述或思维(譬如黑格尔或孔德的那个套路)，应该要从个别具体事件的分析去作归纳。这些归纳究竟是不是定论或正确的，我们不敢做“绝对”的保证。但是，没有这个过程，肯定研究不出什么成果。
分析特殊性，而后发现普遍性如何从特殊样态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我对马克思的阅读。
秉持这样的精神，我提议从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接续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社群阶段、部族阶段、资本主义阶段(有可能带来超越其自身的共产主义)。我的提议有异于过去传统上人云亦云的所谓两种生产模式的对立，亦即“欧洲模式”(著名的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不是斯大林发明出来的，而是欧洲在马克思前后就已经存在的主流论述)，以及“亚细亚模式”(或干脆说是死路)的对立。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有关水利社会的那一套理论，在我看来毋宁是幼稚的、误导的，而且充满欧洲中心的成见。我也不同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生产出来的，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五阶段论。
秉持同样的精神，我提议在看待部族社会大家庭中的矛盾时，也要能够看到一种要求超越部族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原则的普遍意愿，而其超越的方法是发明后来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有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的那些手段。资本主义并不必然是欧洲独占特有的发明。它也正在部族社会的东方被逐渐建构起来，尤其是在中国，以下会进一步说明。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以其历史既定的样态被建构出来，也就是说从欧洲出发，那么，欧洲为了其单极集权再生产的需求，通过征战和压制其他社会向全世界扩展，阻绝了人类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譬如“中国道路”)。欧洲的征伐扩展模式完全忽视并泯除了区域性资本主义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性及其贡献，最后，整个世界只能以二分法区隔出宰制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心，以及被宰制者资本主义边陲。
因此，以下我提议一个解读“两条道路”(地中海/欧洲地区道路以及中国道路)的方法，这不是五个阶段/亚细亚生产的对立模式，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分析原则之上。这个分析原则将中国已经成熟的部族模式，和边陲化的地中海/欧洲部族模式对立起来看。我说中国是已成熟的部族模式，因为它显而易见地已经非常稳定，很早就已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帝国。反而是欧洲仍在部族社会的边陲形态，它依然十分脆弱，几度企图迈向权力集中的帝国，最后这些企图都以流产告终。
(一)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发展道路对立的核心：农民问题
地中海/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因为部族模式的成熟稳定首先要能够将农民世界坚定地整合到整个系统的建构之中，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保障农民能够取得土地。这个原则，中国很早就采取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要让耕者有其田，其过程中充满了波折与冲突，有时候还相当严酷，最后困难还是被克服了。相反的，在地中海/欧洲地区，由于很早就采取了农地私有化政策，而且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农地私有化还成为绝对而基本的原则，农民被剥夺了取用土地的权利。
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纾解外流人口的问题。若是没有美洲，欧洲的进一步扩展根本就不可能。历史资本主义于是变成穷兵黩武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
另一方面，中国开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被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前)就完全不同，它是确立而非泯除农民争取土地的权利，并从而强化农业生产，同时将工业制造分散到乡村地域。这让中国在许多物质生产的领域都大大超越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成功造就了现代欧洲之前，中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领先欧洲的现代中国
欧洲思想家多意识到中国的优越地位，艾田蒲(René Etiemble)和其他不少学者都已认知这个事实。中国也很早就是行政理性的典范，用考试来录取、晋用政府官员，而不是依据家族的传承。即使在生产技术的理性应用层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作坊/制造业也都曾经远远超越欧洲。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殷羡崇敬之情，一直要到欧洲使用武力优势(仅有的优势)侵略中国并切断中国模式之后，才逐渐消逝。
因此，中国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开展它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模式和西方依恃武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形态大相径庭。
有待探讨的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其源起和形成都比欧洲至少提早5个世纪，为何却未能产生主导作用?而欧洲的道路，开始得那么晚，却何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结晶成形并主导全世界的发展?在这里，我试图作一个解释。那就是欧洲部族社会的边陲性格相当突出(“封建”之路)，相对于当时处于中心的中国部族生产模式，中国的演变太过稳重而迟缓。这里就牵涉到我时常提起的“不平等的发展”(dévelopement inégal)：边陲地域的发展模式，由于不是那么稳定持重，比较灵活，因此能够很快超越突破老旧系统的矛盾;而处于中心的发展模式，由于太过凝重，反而放慢了发展的速度。
二、前现代的区域化以及部族剩余的中心化
“现代化”这个用语于今意义相当分歧、模糊而且暧昧。现代化所造成的现象却似乎已轻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法回避的，是现实命定的发展结果。当前的全球化，大致也类似于上述的现象。全球化，看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牵涉到整个地球，其实可以在更久远的时代发现其脉络。除了那些古老世界的广大区域之外，譬如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就是孤立的，与全球化互不相干。在这里，我用全球化/区域化来作区隔。
我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定义这些现象：那就是“剩余”的组织与分配。在前现代的体系(古老的区域化)里，剩余可以显现部族的特性;而在现代体系里──资本主义体系——剩余可以显现资本利得的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势卖主主控的资本利得特性。这两种剩余形式的区隔是质的区隔，也是决定性的区隔。部族剩余的抽取是透明的：农民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酬的劳动，由国家或领主来决定抽取收成的比率。这个模式通常是不存在货币交易的，即使偶有货币的形式，也是次要的或例外的。至于主宰性资本的利润/利得则通常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中间隔着货币商业交易网络的运作：劳工的薪资、生产工具的买/卖以及经济活动的产出。
部族剩余的抽取因此与区域(不管大或小)政治权力的执行分不开。相反的，资本主义的剩余看来是与政治权力的运作有所区隔的，它是控制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劳动、生产品和资本本身)。部族体系(前现代的)不会牵涉到广大的地域和多种族群。旧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而剩余通常主要来自农民的生产。部族社会可能是零散的，有时候甚至极为零散，每一个村庄或领地都可以自我形成一个初级的社会。
部族社会的零散并不妨碍它们参与到更大的交易网络，即使商品可能以其他形式交易，也不妨碍他们参与到建立在更广大地域上的权力体系。初级的部族社会并不必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尽管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必须要用来保障没有任何外在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的需求。
部族帝国的出现必然会要求政治权力可以通行运作于零散的部族社会。欧洲/地中海/中东地区的罗马帝国、哈里发王朝(Califat)和鄂图曼，都可以归类于部族帝国的形式。中华帝国以及印度历史上几度发生的帝国，也都属于这种形态。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方便了部族帝国的出现;而反过来，部族帝国的出现也助长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
即使在中心权力得以控制的地区，部族帝国也并不必然追求同质化的政治目标。政治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也许可以制约某些经济运作，但是，在组成帝国的各个区域之间，并不会自己产生向中心集中的现象。
历史告诉我们，部族帝国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它的巅峰相当短暂，接续下来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通常被定义为没落衰败时期。理由就是剩余的向中央集中以及初级部族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需求并不能兼容。它们很快经不起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反叛，内部被统治阶层和边陲外省的反抗向来都是相当庞大的。生态、人口、军事武器、远方的商品交易……各个不同层面的演变都在不断进行，效果鲜明，部族帝国无力因应，只能从衰落走向悲剧。
唯一的例外──而且是极为庞大的例外──就是中华帝国。
三、中国的旅程：一条沉静的大河?
在此之前的省思都集中在中东/地中海/欧洲地区。这个地区是塑造早期人类文明的舞台(部族文明)──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随后其周边又发展出商业/奴隶一体的希腊文明，紧接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不断有建构部族帝国的尝试(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王朝、鄂图曼帝国)。可是，这些部族帝国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一个个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衰败过程。这些条件也许反而有利于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的提早诞生，是欧洲攻占世界的前奏。
中国的历史旅程却截然不同。中国几乎一开始就自我建构成一个部族帝国，其稳定性更是绝无仅有，尽管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某些时刻它几度面临解体的威胁，最后这些威胁却都被克服了。
(一)标音文字、观念文字
中国得以在辽阔的领土上成功地建构中央集权的部族，其原因当然有多种说法。有些中国学者(譬如温铁军)，根据地理和环境变迁的数据，提出了一些假设，强调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密集耕作的方法，人口也因而快速增长，远远超越了地中海/欧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很有限，因为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我无意在此开启一场辩论。对我而言，我倾向于主张，中国的独特发展是因为长期以来使用的是观念文字。
最早发源于中东的标音文字(字母或音节)，渐渐成为地中海/欧洲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所有语言的基础。要听得懂读得通，首先要能够认识书写下来的每个字的意义，不认识字义的人只能乞求于翻译。这种文字模式的扩张，强化了各个语言的区隔，甚至将部族的认同也建立在各自的标音文字之上。这对地区性的政治权力造成了发展的障碍，同时也阻挠了部族的中央集权化。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它建立了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在当代的欧洲，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延续下来，甚至还不断强化，对欧洲的政治统合形成巨大的障碍。要超越──或部分超越──这个障碍，只有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即使这种语言对许多人而言是陌生的。也许是现代国家传承自古帝国的语言(譬如，某些非洲国家采用法文、英文、葡萄牙文作为共同语言，印度使用英文，而对于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言，他们也必须随俗使用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或者是“商业英文”，它正在成为当代欧洲的共同语言。
中国则发明了另一种书写的方法，是观念文字，而不是标音文字。一个单字或一组单字指向一个物品(譬如门)或是一个概念(譬如友情)。中国各地有各种方言，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读法，这些语词还是指向同一个意义。就像你看到“门”这个字，你可以用法文读成porte，用英文读成door，用阿拉伯文读成bab;“友情”，你可以读成amitié， friendship， sadaka，就看你是法国人、英国人或是阿拉伯人。这种书写方法构成中华帝国权力在整个大陆扩张的强大助力。这块大陆，这个中国世界，其人口相当于整个美洲从最北的阿拉斯加到最南端的火地岛，或者整个欧洲从葡萄牙到海参崴。中国文字的观念模式毫无困难地容许大陆各地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发音。一直到晚近，通过普及教育，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才逐渐成为整个中国世界的共同语言(标音)。
(二)中国超前欧洲5个世纪
中国发展的历程被形象化为“一条沉静的大河”，这无疑是相当勉强的。
从古老中国一直到基督教纪元初始时佛教的传入，中国其实长期以来是处于许许多多部族各据领地，许多王国长年交战冲突的状态。只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统一在单一帝国之下的思维就已经存在，孔老夫子的言论也早已为这种统一思维留下记录，这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事。
中国后来又接受一种强调个人救赎的宗教，也就是佛教，虽然在传入中国之后与道教已经有所混杂。这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教时代。这两个社会，基督教的封建欧洲和佛教的中华帝国，有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但是，还是有两个重大的差异：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帝国，在唐朝达到了文明的巅峰，欧洲则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农民取用土地的权利虽然随朝代兴衰而有所变化，中国还是倾向于重建这项权利，反观欧洲则长期陷入封建领地不断零碎化的混乱局面。
中国从宋朝就开始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到明朝就更是明朗，佛教不再是信仰的核心。中国于是进入了现代性的时代，比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早了5个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其相似之处，令人惊讶。中国“回归到其源头”，也就是儒家思想，而且采用自由、理性、非宗教的诠释方式。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何其相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明了回归到希腊罗马老祖宗的论述，以便和启蒙运动者所认定的中古世纪宗教蒙昧主义切断关系。
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之下，现代中国在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惊人的进步：国家的组织、科学知识、农工业生产技术、理性思想都大幅跃进。中国的非宗教化比起欧洲提早了5个世纪。现代中国认定是人在创造历史，这个概念在后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思维。上述这些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强化，以致一旦出现私人大量占有土地的危险倾向时，都能够借由中国内部的理性力量获得纠正。
中国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稳定，建构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模型，该模型筑基于农业持续的密集生产。这和欧洲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有明显分野，那是建立在耕地的大量私有化、驱赶农村居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对世界的征战和占领之上的。这种欧洲资本主义模式是通过剥夺来进行自我积累，不仅是原始的，而且是长久的(这是单极化发展的另一种面貌，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的面貌)。中国所运行的轨道原本可以导向另类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向外扩张的。中国商贸关系的惊人发展，是与部族社会紧紧联系而不是分离的，这足以证明其具备了发展另类资本主义的可能。然而，与部族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其发展的过程相对缓慢，尤其是与欧洲走向成熟资本主义的路径做比较。
就整体社会劳动的平均生产力而言，中国保持领先欧洲的地位，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情况才有所改变。
启蒙时代的欧洲，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很了解中国的先进角色，并视其为典范。只不过，不管是在向重商主义转型的欧洲启蒙时代，或是后来19世纪资本主义成形的时代，都无法超越旧体制各王国分崩离散的样态，即使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无法在欧洲建构一个统一的权力，无法像中国一样，得以掌握部族或资本主义剩余向中央集中。
在中国方面，他们的观察家也窥见了其历史发展道路的优势。有一位中国旅客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造访欧洲，他就将当时的欧洲大陆比拟为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的没落，一方面是源自农村、农业生产密集化/商品化发展模式的衰竭，另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武力侵略。但是其没落时期相对短暂，而且也没有造成这个大陆国家的解体，虽然解体的威胁在没落期间不时浮现。中国1949年革命的主要性质以及革命成功之后所采取的道路，不管是在毛泽东之前或毛泽东之后，都还是可以重新放入这个相当长时间的独特历史发展角度中来观察。
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脆弱性
资本主义定义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宰制关系的翻转。此一翻转也配合着新生的商品异化、社会生产的不透明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剩余之榨取。
社会上关键性的转变通常是此一翻转的结果。其中包括：第一，经济企业精神的释放以及生产力迅猛的发展;第二，各种条件的整合使得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得以浮出头来，而且其论述得以从道德层面的思维解放出来，进入到客观因果关系的探讨;第三，现代性浮现出来，并且在表述中大量使用解放人类的语词，认为可以自我创造历史并组织创建现代民主的条件。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可以真正全球运行的体系。因为它发展出来的力量，过去任何再先进的社会也无法比拟，它要征服世界，指日可待。这个力量，在向重商主义转变的那些世纪(1500～1800)已出现苗头，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势不可挡。
历史资本主义(亦即实质存在的资本主义)通过欧洲中心征战世界的帝国新势力，逐渐走向全球化。这个力量逐步向全世界扩张，首先是殖民美洲，而后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榨取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或者干脆用武力占领，变成殖民地。有些天真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趋势，然则，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可能没有新帝国势力的政治(和军事)介入。正是通过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许多国家的“市场”开放了，被征服了，而边陲国家的经济结构从此被“整治”了，被要求配合新帝国势力的扩张模式。这种新的单极化势力，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庞大，而此单极化势力的形成，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胜利的工业竞争。可是，一旦“整治”完成，单极化的宰制势力会通过仿佛唯一法则的开放性经济竞争，不断复制、深化，虽然这种看似开放的竞争其实是不平等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边陲国家即使可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却无法自动带来宰制关系的终结。
(一)单极化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内在成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分开的
历史实存资本主义建构在对农民系统性榨取的基础之上，运用资产阶级私有化耕地的手段，取消既往有助于农民取得土地的有利条件。被这些手段驱赶出来的农民，有一部分被新生的都会所吸收，在那里，他们被迫长期在极端恶劣艰苦的条件下提供廉价的劳动力。然而，若不是有欧洲向美洲移民的透气口，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可能早就内爆了。在历史上，这个移民潮十分巨大，因为这些源自欧洲的移民人口几乎等同于欧洲人口的数量。
可是，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却禁止现代的边陲国家人民享有类似的移民可能性。它甚至对这些边陲国家关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允许它们以后来者的身份复制曾经被欧洲国家采取的途径。
除了那些分享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榨取全球化利润的买办新贵阶级之外，大部分被宰制国家的子民无法接受其国家这种被宰制的身份。在20世纪，这种拒绝可能演变成在社会主义或民族解放斗争旗帜之下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或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势力必须要适应到这些前所未有的转变。
近三十年来，由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倡议的另类模式已经衰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展开反扑。此一反扑的力量，就是披着“全球化”的论述。然而，若是不重新开展一场持久的征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目标其实无法达成。也因此，当代的全球化方案，与美、欧、日等新三角宰制性强权恒常的军事行动无法分割。
(二)脱离全球化，脱离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那些曾经是受害者的人民而言(占了全世界的80%)，根本无法接受。也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实比想象的要更为脆弱。
离开资本主义全球化(我称之为“脱钩”)，也就是离开边陲资本主义地位的首要条件(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脱离“低度发展”，脱离贫困)。脱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和脱离资本主义是一体之两面。这套等式带来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对于前面这一套推论根本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西方模式”是无可替代的，只可以被模仿，也应该被模仿。当我们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根本让模仿都变得不可能。这样的说法，超越了他们理解的能力。
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可是，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却不乏这些成见与枷锁的受害者。他们以直线的历史观来看待欧洲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根本与马克思无关。在此直线历史观之下，他们认为，若不是在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国家，譬如欧洲的某些工业中心城市，“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像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是无可避免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总是忽略依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单极化现象，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在中心国家，人民知道他们从国家的宰制地位获得好处，单极化现象延缓了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成熟。
单极化现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资本主义意图依据宰制中心的形象来自我建构，同时也因而封闭了边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单极化也迫使意图替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须面对双重的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也就是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细致建构，以利于超越资本主义。也因此，单极化现象也促使将世界资本主义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策略得以浮现，而这个策略完全不同于那些历史社会主义或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想象。总而言之，单极化反而意外地激发出建构“人民国际主义”的新条件。
五、在社会变革的行动中洞察世局是否可能?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在于宣示“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告诉我们，洞察世局是有可能的。
洞察力和异化是辩证矛盾的两大支柱。洞察力表示对于需求和权力的认知，并且通过此一认知，展现自由自主行动并进而变革现实的能力。洞察力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科学的浮现，而正是这项科学让我们得以认知到客观的需求。相对的，异化指的是作为行动者的人屈服于看似外来的力量──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事实上，这些力量只不过是形塑社会现实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产物。
在所有前现代的社会，不管是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社会，洞察力是不存在的。彼时，人们认为，社会从一个阶段演变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由某个社会力量来构思和执行，并从而发展出一套计划(或许可以成之为革命性的计划)，社会的演变本来就是无可回避的，自我催发的，而社会演变的过程是混乱混沌的，交杂着衰败的迹象(譬如旧体制的衰败)。从罗马帝国的奴隶社会演变到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缺乏洞察力的演变的案例。缺乏洞察力并不意味着缺乏智慧。我们祖先的智慧并不逊于我们，只不过当时他们没有足够的配备来掌握必要的演变──即使这种掌握是相对性的。当时，行动者同样可以布局开展明智的行动策略，可是他们不清楚自己的选择将引导到什么方向，也不会自问其行动将产生什么实质的结果。
与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以及洞察力的浮现，社会演变的模式可以说历经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启蒙运动者首度构思一种全面而严密的变革方案，亦即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建构起筑基于理性的新社会，而理性也就是解放的要件，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这项计划定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同时也确立了管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法则相分离。经济生活的管治法则是保障私有财产、自由企业和自由契约;政治生活的管治法则则是后来逐渐发展成民主的那些基本要素：尊重不同的意见、权力的非宗教化、人权和公民权的制订。这两个面向的发展计划都在理性的大原则之下取得其正当性。
这项带有洞察力的方案形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同时也自我定义为贯穿历史的终极理性——认定在此之前的历史是非理性的，而今则是历史的终结。孔德(Auguste Comte)就表现了上述的终极观点，简约地概括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带有胜利者姿态的资本主义新体系，还是有它的受害者，也就是劳工阶级。劳工阶级因此也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他们变革现实的方案，也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的方案。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洞察力，他们也展现自己的洞察力。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方案到马克思倡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这种经过认知需求的过程，并从而建构变革社会的计划，其洞察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意图将社会的民主化推展到每一个面向，包括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两者的管治不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同时也都要有助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他们反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分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图，揭露资产阶级思维模式可能导致的商品异化，并与此同时给予理性/解放这组语词一个全新的意涵。马克思拟议的共产主义就代表着这一方案的进展。就像资本主义将旧体制推到前历史阶段一样，这一套观点又将资本主义归档到前历史的范畴，他们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而共产主义将开展一个全新的历史。
洞察力的存在也许是相对性的，然而它的确发明了革命的道路来作为变革社会的工具。过去旧体制衰败之后，在无可管控的混沌当中结晶出新事物的历史道路，被具有洞察力的革命道路所取代了。
革命的道路的确是资本主义所决意采取的，首先是早产的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接着是北美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最后则以法国大革命最为鲜明具体。之后，为了开辟构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又轮到另一批人采取革命的路径来作为变革社会的模式。这里的“革命”通常都被视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要对不合时宜的现实的矛盾一次性地给出理性/解放的答案(对资产阶级而言，革命的对象是旧体制;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我们当然可以说，对于这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革命者而言，其成就多寡还是必须相对地看待，或者，如果我们意图更精确一点，也不妨以复数的“革命性进展”来取代单数的“革命”概念。“革命性进展”(复数)可以用来涵盖适合于当下情境的各种革命形式，可是，不管怎么说，最后都要诉诸于讲究目标和方法的行动，都要让洞察力更加豪放张扬。
当前这个时代的特质是，昔日变革社会的意图，于今却被视之为“洞察力的幻象”，并被要求及时舍弃。理由是，第一波的社会主义建构计划已经衰竭，其成功变革社会的能力几乎已经枯竭。所谓洞察力，当然是相对性的(初期革命的成功让其忘记这种相对性)，现在，就社会主义革命而言，连当初的洞察力都已受到质疑。不过，第一波社会主义计划的衰竭，于今从比较长远的时间来看，当时源自马克思流派的革命方案多少有点盲目──他们低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单极化的趋向与特质。第二波的社会主义计划──未来有待建构的──必须要从此汲取教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成形其实也是历经几度波折，最后才浮现出成功的模式：譬如，早期意大利地中海周边城市的建构可以说是夭折的资本主义浪潮，紧接着是三个世纪之后的大西洋重商主义，这波浪潮为后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终极形式预铺了成功的道路，并且为其及早开辟了征服世界的通道。
我要强调的是，放弃洞察力的意志与原则，并不是为未来开辟一条新路，而根本是封闭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并回头走向前现代的蒙昧主义。在当前这个中空的历史时刻，亦即介于第一波社会主义枯竭和第二波社会主义必将也需要浮现的中间时刻，蒙昧主义占据了舞台的前端。蒙昧主义有各种表现的形式，有时候是“硬性”的，有时候是“软性”的。“硬性”的形式是回归到末日启示录式的希望，最极端也最可笑的表现形式就是“秘教”，纵使它戴着宗教或种族基本教义派的面具，其破坏力已经相当可观。这并不是回归到被资本主义现代性粗糙物质消费主义所否定的所谓“灵性”，而是表现出人民面对老年资本主义的无力感。“软性”的形式则是根本放弃严密的全球性思考，放弃对权力提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玄妙的信念，认为“个人”只要通过当下立即的行为就可以改变世界，那些在哲学上自称是自治主义者的运动——譬如托尼·奈格瑞的哲学(Toni Negri)，或者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自视为左翼的都会波希米亚中产阶级(法文是bobos，指的是放荡形骸的、波希米亚时尚的中产阶级)，都属于软性蒙昧主义的版本，他们舍弃洞察力，宁愿以蒙昧主义的方式一举抹去当下权力的现实(寡头市场、军事干预等)。软性蒙昧主义于今势头正旺，因为这一套论述正是当今主流媒体乐于宣扬的对象。
放弃洞察力等于回归到在衰败中等待混沌演变的旧日模式。已经进入老人期的资本主义可以借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能带来战争与巨大屠戮的时代，这些战争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之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经用“社会主义或野蛮世界”来表达两种主义的相互替代。于今，我们可以使用的语辞是：资本主义或文明?罪恶的混沌衰颓状态或是洞察力与社会主义方案的重生?
六、脆弱的单极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洞察力的需求：人类文明面对的挑战性语词
三十年前我就提出，对于人类文明的挑战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通过剥削不断积累，无可避免地走向单极化的道路。我当时就提出一组对立的语词“革命(洞察力)或衰败(罗马帝国经验)”。
我在这里只不过是简短地回溯这些概念，读者可以从我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找到更完整的推论，这些作品是：《老年资本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病毒》、《论多极世界》、《论第五国际》、《文化主义批判》、《从资本主义到文明》、《南方的觉醒》。
洞察力的需求──即使它一向是相对性的──是无可回避的。一旦放弃它，就等同于回归到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只会带来一个更难以管治的恐怖世界，这“另一个世界”比起老年全球化资本主义更为野蛮。
洞察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不同于当今实存的全球化。旧时代的世界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曾经伴随着部族帝国主义而存在，这与我们现在强调的世界主义也大相径庭。我们的世界主义是现代的(人创造历史)，也是社会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注：此文是于2008年8月应台湾浩然基金会举办的“另类全球化”活动之邀而作的巡回演讲稿，曾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第12期(200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