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和发挥“硬实力”的智力支撑，已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最具竞争性的一个“思想产业”。日本智库先后经历20世纪70~80年代的快速发展与90年代的相对缓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日本智库对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制定影响越发深远，已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登上世界舞台，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服务内政和外交、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也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①研究小组公布《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智库在这份报告中的地位较往年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列入智库统计的数量、进入顶级智库的数量和排名地位都明显超过往年。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比较，中国智库这个“思想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
日本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大型智库，它们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科技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的制定，都与这些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制定才促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中著名的有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程学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拥有大小不等的智库1000余个，这些智库主要有社团、财团和企业法人等三种形式。可以说，日本智库对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作用日益彰显，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日本在智库建设上的经验。
日本智库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
初创期。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近四十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在列。②
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出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开始暴露出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很难解决的缺陷。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才可完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形成期。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达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劵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和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首屈一指”。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强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集中起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以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法律，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发展期。80年代日本“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其中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劵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这些金融、证劵系统的智库为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滞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转型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④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⑤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已进入活跃期，近年来年均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0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钓鱼岛问题及东海问题）和台湾问题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统一台湾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统一台湾并增加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华帝国’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到，“台湾问题、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军力建设已经打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中国正在拥有武力解放台湾的能力，中国或许有武力解放台湾问题的倾向，到时势必将日本拖入战争中去。隆星山还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他认为中国是想“把整个东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力量拓展到冲绳门口。”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将会给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⑥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名为《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⑦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⑧报告受到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⑨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中国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隐忧。⑩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日本智库机构一般都有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形成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是社会科学出身的3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共有510名研究人员，其中理工科出身有380名，社会科学出身有30名。日本除少数大型智库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外，大多数智库机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据日本《智囊团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虽然智库成员人数不多，但都很精干。日本综合研究所共25名成员，其中研究员有16名，并且专业各不相同。据统计，大多数日本智库机构，其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有不少甚至达到80%以上。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大多由30～40岁的研究人员支撑。据统计，这类智库占到总数的七成。
日本智库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部门（如经济企划厅、科学计划厅、通产省和厚生省）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公用电器公司、财团）临时委派的官员。如NIRA的领导成员包括前日本银行行长、日本经济开发委员会主席、前国土厅事务次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IRA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政界、商界、劳务界、学术界的诸要员的综合倡议基础之上的。
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外几乎都是外务省的推知大使；其次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其所长最初要由内阁会议任命，虽然目前已经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中仍然独占鳌头；再次是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它是以防卫厅和经联团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最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研修所”，1985年改名为防卫研究所后一直隶属于日本防卫省，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此外，日本智库还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其中一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由前外交官直接主持参与。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科的科长伊藤宪一。世界和平研究所曾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智库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德、韩和芬兰等国的优秀人才；再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是其三大主体部门，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目前该所也邀请外国学者参加研究，美、中、德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进行客座研究。
体制管理。日本一些专业性的智库机构，由于受特定因素影响较深，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等都设有相应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来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有“评议会”来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设有“调查协议会”来讨论课题立项等。日本各省厅所设立的审议会，其任务也主要是就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负责向省厅长官提出政策性的审议报告和调查报告。日本政府设有各种审议会212余个，委员达6000余人。
拥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是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日本的著名智库研究人员的录用极其严格。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只录取2～4人，但社会上有近百人竞争。对录用人员要求严格，成果要与薪酬挂钩，每年还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研究人员到了40岁，面临职级升迁，要请所外专家评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还是坚持延用这个客观公正的用人制度。日本的退休制度中，私立大学到70岁，公立大学到65岁，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到60岁就要退休。同时，该所职员的职称是根据职员本人的申报而定。而职员们大多选择便于调研工作的“相对职称”，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该所的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该所的种种尝试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已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日本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日本智库政策科学研究所规定，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原则上都由本所研究员担任。在研究项目多、主任研究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熟，为青年人的成长、冒尖提供有利条件。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至于给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的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此外，日本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如通产省研究所有60名研究人员（其中专职20人，外聘40人），2013年已发表论文80篇，半数用英文发表。
项目委托。在日本，智库市场上的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委托智库的内容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而就企业界而言，则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
综合性研究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然后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80%左右的预算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日本经济研究所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科研项目、生产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企业诊断机构主要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技术指导、情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智库服务。它是日本智库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就是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深入调查，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企业诊断对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工程技术智库机构承担的业务主要包括土木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钢铁工业与建筑设计等技术方面问题的解决等。
科研管理。日本智库得到日本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含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日本政府计划让NIRA利用日本400多个私营部门的智库为之提供帮助，还可凭借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的1985年资助捐款达到300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政府的150亿日元、地方政府的50亿日元和私营部门的100亿日元，各方每年的平均资助额约有20亿日元。
日本智库有严格的科研条例规定。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对NIRA有如下规定：以“和平”为思想基础；有助于了解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民主管理；经济独立；促进综合性研究与开发；向社会公开所有的发现，以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日本智库实行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也作为正式出版的依据。他们与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制度保障。亚洲经济研究所在东亚影响很大，他们提出要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并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其中研究成果的30%多以英文发表，用以与国际同行交流，供决策部门参考。
日本智库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所的图书馆藏书35万册，其中包括中国各县市的志书及统计资料、主要的中文报刊。野村综合研究所藏书之多即使在我国也少见。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拥有藏书4万册、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则把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NIRA还要求对各大研究领域加以评估，制订适用于NIRA研究活动的新组织结构计划。
对外交流。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从产业的发展方向到测定环境的具体指标，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如“NIRA研究成果（NIRA Output）”不断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对各类问题的国内与国际专题论丛。“NIRA月刊”（日文）是一本专门概述NIRA研究活动进展的公共事业性杂志，而季刊“NIRA政策研究”（日文）刊登的文章则是由“NIRA Output”（日文）上公布的重大发现编辑写成，这些刊物和其他一些出版活动都是NIRA广泛宣传其科研成果的组成部分。NIRA研究计划部负责国内项目的计划、起草和促进工作，而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则由国际合作部领导。再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由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三大主体部门构成，除了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该所目前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美国、中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客座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在研究领域可以“独来独往”，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是日本最大的智库，该所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因拥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而获“双头雕”之称，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该所约有400名研究人员，人们常将它与NIRA相提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同世界上其他智库相比，其研究力量和情报资料丝毫不逊色。该研究所有300多名人员，常驻海外人员多达30人，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法、汉、俄、德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由于群体的智能结构、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这类智库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共同组成研究组。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是专职人员的2倍，达到40人，超过半数以英文发表。再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只有22名职员，其中主任研究员6名，研究员4名，但该所每年的调研项目多达30项，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该所每年大约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学者500～600人协助调查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主任研究员牵头成立课题研究组，按照课题的特点和自己的力量，有目的地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原则上，主任研究员由本所的研究人员担任；亚洲经济研究所，原来隶属于通产省，现在附属于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半官方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每年研究项目70～80个，有150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有13名研究人员专事中国研究，是研究所里最强大的团队，与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早就开展学术交流，有人员还参加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围绕亚洲经济所做的投入产出表，极为准确地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成果受到世贸组织及世界各国的重视。
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就没有专职人员，甚至被人讥为“智囊点”。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的研究辅助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4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由于地方支持，且有市政府的官员参与，因此研究组成立后可高效率地投入调研工作。而熊本开发研究中心只有2名职员，其办事处设在熊本县厅企划课内。该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由县内各个大学的教授兼任，并根据调研课题临时任命主任研究员。再有岐阜县智库拥有固定研究员6名，它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聘请特别研究员（以当地岐阜大学和附近名古屋大学教授为主）牵头组成研究组。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扩大了日本智库调研咨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潜在问题，并涉足国际问题和未来问题。如NIRA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的调研；未来工程学研究所进行的“谣言追踪”调研；熊本开发业研究中心对熊本机场、新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调研；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对“地区构造和第三产业雇佣关系”的调研；日本综合研究所对“居民反对运动与居民协调”的调研；神户都市研究所关于“都市经营系统开发”的调研；文化交流研究所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展望”的调研；中部开发中心对“名古屋公园城市构想”的调研；社会工程所对80年代“鸟取市、境港市和仓吉市发展规划规划”的调研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影响和价值。可以说，这些智库的协调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来自社会上的何种需求，不分巨细，不论大小，各种类型的智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本智库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在众多智库中，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建所方针、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做法，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智库不在人数多少，而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
从近些年的发展中看，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见“主从型”、“协调型”；第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第三，讲究效率，不拘形式。同时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也需不断调整、变化和完善。如由于智库以“主从型”和“协调型”为多见，因此研究力量略显分散；兼职研究人员因必须以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导致难以竭尽全力为智库工作；资金不足使调研工作在广度、深度和跨度上受到限制，基础研究很难开展等诸状况。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改进智库政策。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出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将其视为提升日本企业“软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也应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使智库与我国改革建设紧密关联，发挥其综合研究机构的最大潜力。
把握智库独立，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现代思想库是为社会不同决策层及其决策者服务的。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日本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客观性，但这些通常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形式上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支配和控制，这是因为它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社会的公益性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故此，我国也应顾及这些规律和特点，否则智库将不成为智库。智库的发展都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分不开，并通过自身体系的结构和服务领域的功能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例如，日本为了适应“科技立国”的需要，80年代后期专门成立了官方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在日本形成“官”、“产”、“学”智库并举，大、中、小智库共存，以产业思想为重点的格局，并形成了现代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这种调整与优化是通过日本官方和半官半民的形式来进行的。为此，我国应依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在设立起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借鉴智库经验，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在现代日本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对美国智库经验的借鉴、改造和创新。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汲取了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一思想应该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以加速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智库体系。为此，我国应建立智库管理协调机构并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更强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它智库进行调研或协同研究。以此沟通各层次智库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我国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应在我国各个“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区域开发中特别注意智库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特色。
注：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前后的冲绳问题及中日美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11BGJ019。
注释：
①该报告自2006年逐年发表，亦称《麦甘全球智库报告》，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负责。
②［日］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www.fbri.org/research/thingtank/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a.pdf。
③［日］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歩み――NIRA30年史』，2004年，第７页。NIRA首任理事长为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为前共同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为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第五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⑤［日］総合情報開発株式会社：『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http://www.nira.go.jp/doukou2007.pdf。
⑥［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⑦［日］渡边昭夫：《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EB/OL」2007「2009-11-26」http://research.php.co.jp/research/for-eign-policy/post-27.php。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为松下公司前总裁松下幸之助所设，其与日本政界渊源颇深。“报告”撰写者均为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
⑧《瞭望》：“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http://www.lwgcw.com，《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⑨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WTO等，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将稳步发展。因此，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与隐忧，如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漏洞、结构性调整困难、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各阶层和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能指望能像90年代中期那样爆炸式的双倍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