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应该把2013年称为怀恩豪斯经济学年。正如已故英国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在歌中唱到的那样：“他们想送我去戒毒，但我说‘不、不、不。’”2013年，美联储领导的全球主要央行与这位歌手何其相似。
今年夏天，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表露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意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公开谈论“逐渐退出”美联储开放证券购买政策，该政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量化宽松（QE）。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确曾试图控制国内失控的信贷增长。但当两国市场反应比预期还要强烈时——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而中国银行间拆借利率暴涨——两国的货币当局都选择了让步。
这样的问题很多流行歌手都曾遇到：经过多年的刺激之后，康复已经不那么简单。
诚然，维持某种形式的经济刺激依然有强大的理论支持。11月，一度看似有望接替伯南克职务的拉里·萨默斯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了“长期停滞”。 其他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欧洲甚至美国，近几十年的良性通胀转变成恶性通缩的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但仍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整体出现了向好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年增长率将从今年的2.9%增长到2014年的3.6%，之后4年将保持在4%或者更高——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的平均增长率。
先进经济体表现不佳和世界其他国家复苏增长间的不匹配（至少）对主要央行自身提出了7点问题。这些机构都是某种形式国家授权的产物。但是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他们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全球性后果。
问题1：美联储在新老板珍妮特·耶伦的管理下会怎么做？看上去较之戒断疗法她当然更愿进行长期治疗。收紧量化宽松是迟早的事，但耶伦对美国劳工市场真心的关注表明她会不顾其他指标的暗示在更长时间内承诺低利率政策。此时的难点在于在其他指标显示复苏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让这种新的“前瞻指引”机制发挥效用（只要问一问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就知道了）。
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不止一个。页岩油和页岩气带来了能源富矿。硅谷欣欣向荣。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刚刚达成了为期两年的财政协议，该协议短期将轻微拉动消费，长期将以减少赤字为目标。
市场对这些利好消息的反应很可能是忽略前瞻指引，仅仅关注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推高长期利率。上述反应的短期后果可能是1980和1987年我们曾亲眼目睹的股市大幅回调。试探新任美联储主席是华尔街的爱好。
问题2：其他央行将如何应对华盛顿不停变化的货币政策？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知道，即使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显示出经济恢复的迹象，欧元区还未准备好迎接高利率。欧元区外围国家失业率仍旧高得惊人。此外，欧洲最大的政治风险依然是民粹主义——而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将为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林·勒庞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问题3：建立银行联盟是欧洲金融体系可持续复苏的先决条件，民粹主义者能否破坏这项复杂进程？答案是也许不会。事实上，民粹主义成功甚至可能促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联合组成欧洲议会“大联盟”——这可能代表欧盟朝着低调德国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此外，日本对修复货币政策更加缺少热情：安倍政府显然希望日本银行更多地刺激经济，而不是相反。没有央行的经济刺激， “安倍经济学”使日本年通胀率达到2%的希望将注定不会成真。
问题4：日本能否在美国退出的同时维持量化宽松政策？也许可以。但该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持续增长和高通胀取决于所谓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而这支箭至今尚未触及真正的目标。
这与日本的邻国和战略对手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少某些证据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恢复收紧货币政策，以便对国内影子银行部门实现针对性的信贷紧缩。因此我最后三个问题是：
问题5：中国能否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刺破信贷泡沫，并贯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结构改革？
问题6：如果问题5中的改革失败，中国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将会作何反应？
问题7：北京领导人面对国内不满是否会像今年在外交领域那样采取强硬的政策？
我不会假装知道最后几个问题的答案。但事态发展可能证明它们是决定“世界恢复”状况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