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刚刚建国不到两年半的世界最年轻国家南苏丹重新陷入战火之中。对立和交战的双方分别为南苏丹总统基尔及其领导的南苏丹政府军与7月遭基尔解职的前南苏丹副总统马沙尔及倒戈支持他的前南苏丹武装力量。更让人忧虑的是，这原本是南苏丹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两个主要派别之间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却因该国部族认同和地区认同超过了国家认同而迅速扩大为部族间的残杀。迄今，基尔总统所属的最大部族丁卡族和马沙尔所属的第二大部族努尔族之间的相互杀戮和各自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事已导致上千人死亡，近20万人涌入联合国维和力量驻南苏丹的各营地内避难。300多名中国人也紧急从南苏丹撤至苏丹及周边国家。和两年半以前利比亚内战爆发时的情况类似，中国在南苏丹的人员和投资安全也再次拉响了警报。
因中国是南苏丹最大的石油开采投资国，在南苏丹拥有巨大的石油利益（南苏丹的原油储量高达35亿桶，最高日产量达25万桶。我国2012年进口了南苏丹70%的石油，中国石油企业控制了南苏丹石油管道40%的股份），因此有外媒认为“中国面临南苏丹困局”，“中国成了南苏丹冲突的最大受害者”云云。
首先,受南苏丹冲突乃至濒临内战边缘影响的绝不止中国一家。当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南苏丹的人民以及这个年轻国家的国家发展进程。迄今3个多星期的战乱已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使国家重建的进程嘎然中断。部族间的杀戮破坏了国家认同的根基，原执政党高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间的兵戎相见正危险地把国家带入“失败国家”的深渊。
其次，非洲之角以及中东非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相对于非洲其他地区，非洲之角和中东非地区原本就饱受极端恐怖组织以及各种反政府武装的骚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的破坏活动范围已不仅仅局限在索马里境内，而是越境到乌干达和肯尼亚进行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另外，乌干达和刚果（金）还常年面临“圣灵抵抗军”和“M23运动”等反政府武装的袭扰，中非共和国则自2013年年中以来再次陷于内乱之中。不难想象，如果南苏丹战事扩大并陷入内战，将对周边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金）、中非共和国以及北部的苏丹等邻国产生“外溢性”的灾难扩大效应。
再次，美国等长期支持南苏丹独立的西方国家也面临声誉受损和外交战略受挫的危机。2011年2月南苏丹独立公投的如期顺利进行以及美国与苏丹关系的缓和曾被美国政府自豪地解读为 “美国苏丹新战略”成功实施的证明。2010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的“美国苏丹新战略”曾明确指出，该战略的要点就是要“完全和适时地落实苏丹北南2005年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从而实现苏丹2011年后的和平或有序实现两个‘独立且能生存的国家和平共处’，结束粗暴干涉人权和种族屠杀行为，确保苏丹不再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安全港”。确保南苏丹独立不仅是这一新战略的要义和目标，而且这一战略目标的背后凸显的是美国对苏丹丰富石油资源的觊觎以及防止北苏丹伊斯兰政权及其影响进一步向黑非洲渗透和扩张的双重长远战略考虑。但如今，南苏丹重陷战火和部族杀戮，这不啻于向美国标榜获得成功的“苏丹新战略”扇了一记耳光。
当然，作为北南苏丹最大石油投资国的中国同样是南苏丹冲突的受害方。中国政府并没有教条和僵化地理解“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不是采取旁观和逃避责任的“不作为”政策。相反，中国政府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即呼吁冲突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彼此间分歧。在积极支持非盟以及“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 IGAD开展调停斡旋工作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派出特使赴南苏丹及周边国家促和斡旋。在联合国层面，中国还会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向南苏丹增派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决议，将驻扎在南苏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从现在的7000人增加到12500人，维和警察从900名增加到1323名。另外，为帮助改善当前南苏丹面临的严峻人道主义危机，中国红十字会还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南苏丹提供了1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
总之，帮助南苏丹尽快恢复和平稳定是包括中国、美国以及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帮助非洲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不仅有利于非洲，同样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