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改革与转型提出了一份完全与不完全的任务。预计随着后续相关改革细则的出台与渐次落实，中国金融有望迈出对内开放、对外改革的实质性步伐。
真实经济世界不兑现静态假定
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工业和金融强国迈进，进而走向核心国家是国家崛起的自然逻辑安排。只是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尽管不断累积成为超级金融强国的相关要素，但真实经济世界一般不会简单地兑现静态假定。
虽然贵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在当今国际货币与金融格局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实力明显不对称，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在国际货币与金融格局中处于弱势与从属地位最近十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代表的依然是相对封闭和低效的运营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依然很多。中国在金融创意、产品创新、高端战略性金融人才培养与输出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补课。
经济规模上了8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要实现战略层面的平稳发展，就必须在正视既往经济增长负效应的基础上，切实化解金融风险，以防止在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局面，而经济尚未根本转型、且外部竞争挤压日渐严峻的情势下，若内部经济问题处理不当即会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会使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戛然而止。
如今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日本小：一方面依靠信贷扩张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再难持续，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结构不合理，资产价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债务链条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而可能面临断裂；另一方面，日渐严峻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加上外部经济的失衡局面迟迟未能改善，使得中国资产泡沫一旦破灭，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构建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失去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时间窗口。
银行业不思进取拖累经济转型
谁都知道，长期以来“躺在床上数钱”的银行业，其实根本不缺钱，而是为了局部和短期利益，将资金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快钱的领域，支持投机性活动，或者进入产能过剩行业，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投入的推动，引起了货币沉淀规模的膨胀，在拉长债务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上升。
在中国经济棋局中坐标地位显要的银行业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银行业改革上一轮制度设计的负效应正在逐渐显露，更反映出市场期待的银行业改革暂时停滞之后有关市场主体行为的日渐扭曲，以及下一步改革的迫切性。
握有最多金融资源并享有诸多政策红利的中国银行业，在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冲击之后，其行为表现与市场和民众期待日渐背离。无论是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还是损害市场声誉的增发行为乃至本就形成垄断格局的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参股，尽管可以让银行报表短期内变得格外好看，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绝对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以四大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其市值跃居全球同业前列并不代表其经营与管理已臻世界级水准。全行业净利润屡创新高，不良贷款比率和余额降至历史新低，也并不表明中国银行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已全面提升。
在全球前六大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大国。甚至同为“金砖”成员之一的印度也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而在中国，关于利率市场化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甚至连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都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有人更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向市场发出警告：贸然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放大银行与企业的“道德风险”，进而扰乱市场秩序，进一步拉大存贷差。其背后的用意很清楚：反对利率市场化。
其实，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已承认：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可以说，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之争实质是银行享有的制度红利存废以及延续之争。众所周知，在金融创新方面尚处于求学阶段的中国银行业，其赖以盈利的“铁饭碗”就是靠固定存贷差。也正是有了这个盈利王牌，才使得主要大银行对加息根本不在乎。因为信贷需求的任何下降可以被更高的利差抵消。最近十年，净利息收入在银行的利润构成中一直占60%以上。很难想象，一旦这个“铁饭碗”被打破，情形会如何？
已经卸任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曾经警告，如果不能加速改革，银行业曾长期赖以生存的那种以经济高增长带动信贷高投放，以此促进经济高增长的经营环境将渐行渐远。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一旦中国银行业在垄断与暴利的环境中浸润太久，不仅转型的动力将显著降低，而且造成转型边际成本的大幅上升，甚至利用其在政府与市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纽带，影响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与路径，降低政府对银行规制的取向，进而形成阻碍金融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如若这种格局进一步巩固，不仅有可能放大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也使得中国在下一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5万亿美元。但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体系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转型停摆。如果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如果银行体系不能尽快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与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并使自己的行为契合普适性的市场规律，则中国银行业不仅有可能挥霍掉来之不易的比较优势，更将失去构建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进一步的，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长达20年中，日本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修复的动力。而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尊重货币发行理性，降低准入门槛
首先，面对似乎积重难返的经济沉疴，决策层在推进经济一揽子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重大经济决策的冷静与理性，以避免货币政策为非理性的宏观经济决策买单。从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人们很容易将通胀、M2高企等问题归咎于央行。其实这是对央行的误解。以今日央行的决策与操盘水平，是可以做到在不受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尊重货币发行理性，进而管住货币发行冲动的，但真实世界往往不会兑现这种静态的假定。这些年来，让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已经被证明为央行的无奈之举。
其次，提高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亟待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放宽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最近几年来，由于迟迟未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大量资源投入到低效率部门，甚至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下出现了“为投资而投资”的怪现象。其结果，不仅造成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投入的推动，还引起了货币沉淀规模的膨胀，在拉长债务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上升。而求解问题之道，既要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等渠道激活存量货币信贷，更要通过深层次改革，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以期提高经济体系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