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网络行动扰乱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美国对此反应软弱。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警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盲目开展网络行动的后果。然而，俄方有效的网络行动回应，正是直接关乎特朗普选举和美国国内政治议题的。
这种情况可能即将得到改变。最近，据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去年美国开展的一次网络攻击行动，曾成功阻止了克里姆林宫“巨魔农场”干扰2018年美国国会选举。这种攻击性的网络行动目前很少被讨论。“巨魔农场”提出了中断和阻止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方法。从美方的角度来看，攻击巨魔农场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以报复+胁迫的威慑，仍然是防止网络攻击的一个关键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策略。此前，尽管有报道称，俄罗斯在美国电网方向有所欲动。但美国的电力系统并没有受到攻击。五角大楼的原则是，用官员们选择的任何武器来应对战略损害，而网络威慑似乎正可以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
或许，它也可以在混合战争的灰色地带发挥作用，比如俄罗斯干预选举。鉴于有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在俄网络中从事spy活动,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发现许多藏匿的尴尬事实，他们可能会以此威胁俄方。同样，美国可以进一步实施经济或旅游制裁。自2016年以来，美俄外交驱逐和互诉事件可谓层出不穷。最近对俄的攻击行动，只是加强美国战略威慑的第一步。
当然，只有威慑是远远不够的。美国也需要运用特定的外交手段，就网络军备控制条约进行谈判。虽然充满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外交层面的努力。在网络领域，武器和非武器的区别可能归结为一行代码，或者仅仅是计算机程序用户的意图展现。因此，对设计、拥有、甚至植入特定程序的SPY活动似乎很难禁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网络军备控制不可能像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核武器控制那样。对武器储存的核查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得到条约保证,加以削减和克制，对方也可以重新进行迅速的再建立和再存储。
但是，如果传统的军备控制条约行不通，那么仍然可以对某些类型的非官方目标加以限制，并围绕减少冲突的粗略规则进行谈判。例如，美苏在1972年就一项海上事件协议进行了谈判，以限制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海军行为。目前看来,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就限制干预彼此国内政治进程的行为进行谈判。即使没有达成精确的协议，它们也可以就自我克制的领域，交换单边的声明，并建立起一个协商进程机制，以遏制冲突的扩散与蔓延。可以说，这种努力，创造了一种限制府际冲突升级的可行性框架。
持怀疑态度的人会反对说，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这样的安排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冷战期间达成审慎的协议。持怀疑态度的人还会说，俄罗斯不会有同意的动机，因为就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对俄罗斯而言，毫无意义。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既有的现实：民主开放意味着美国在当前形势下会损失更多，这也将迫使美国进一步在灰色地带建立和完善某些克制型规约，以追求和保障切身利益。
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辩称，美国自身需要划出一条明确的原则界线，并为之辩护。这种辩护将承认,是美国人自己干预了自己的选举，并承诺永不再犯这种错误，继续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计算机网络开发活动。美国的官员们应该“准确地说明美国人承诺遵守的国际法准则，以及俄罗斯人违反的国际法原则”。
这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裁军和示弱；相反，这种举动将会在开放游说的软实力和针锋相对的硬实力之间划一条界线。公开节目和广播将继续被允许传播：美国不会反对俄罗斯公开的政治演讲内容，包括他们此前宣传的RT电视网。但如果俄罗斯通过秘密行为和渠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比如2016年对美国社交媒体的操纵，或者随意倾倒电子邮件，那么这些将会受到明确的反对。
非国家行为体通常在不同程度上充当国家行为体的代理人，规则需要他们进一步公开身份和言论。而且，由于这些规则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它们必须伴随着一个协商进程，建立起一个警告和谈判的框架。这样一个进程，加上更强大的威慑手段，虽然不太可能完全阻止俄罗斯的干涉，但有限干涉即为有效防御。
鉴于美俄关系当前的糟糕状态，以及普京吹嘘拥有新核武。尽管俄罗斯方面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感兴趣的迹象。然而美俄达成协议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与此同时，美国政治中关于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合法性的党派分歧也让谈判变得扑朔迷离。如果双方都想避免危险的升级，可以在专业或军方对话的背景下探讨这种可能性。或许，上述想法得以落实，只能等到2020年大选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