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领导层交接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完成，但未来十年的政策日程才刚刚揭开。根据中国政治传统，新领导层必须等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大约要在交接尘埃落定后3—4个季度召开——才能公布其经济政策顺序。
三中全会——可能也只有三中全会——能够带来彻底的改变。事实上，邓小平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中共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于1993年和2003年召开）也相当突出。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推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计划。
最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公布的60点《决定》覆盖了六大领域：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文化、社会和党的能力建设。这与焦点全部集中在经济改革的前几次三中全会大不相同。
但是，对于经济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算不上十足的创新。事实上，《决定》所包括的大部分目标——如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发展、减少政府干预、保护产权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都可以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找到。
即使是重新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也不像许多观察者所说的那样算得上突破。毕竟，2003年的《决定》便已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基于此，最新的《决定》的最大影响在于打消了任何关于新领导层是否会遵循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改革的疑虑。
根据传统，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没有讨论关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而人们希望政府尽快给出这方面问题的详细方案。尽管如此，《决定》的一些具体经济改革措施直指急需的方向。
·国有企业将被要求把30%的利润上缴国家，而不是像在过去二十年中那样留存大部分甚至所有利润。
·农民将获得更多的产权，允许转移和抵押土地使用权，尽管不难理解，政府对于农地私有化仍十分谨慎。
·将实施房地产税，以抑制高企的房价和降低空置率——这一措施会引起争议，但可能必须实施。
·独生子女政策将放松，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这一改变是否足以扭转不利的人口趋势仍是个争论激烈的话题。）
·政府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城镇化。但重点似乎转移到了鼓励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上。尽管农民工将被鼓励在中小城市定居，但向大城市的转移仍将被高度控制——甚至管理更加严格了。
但《决定》真正的突破性目标在其他领域。首先，《决定》包含了两项具有改变局面效果的法律改革。一是《决定》强调政府要“尊重和保护人权”，禁止执法当局“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并废除了饱受批评的“劳动教养”制度。
第二，为了加强司法独立性，《决定》要求“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换句话说，法院应该能够独立于向它们提供资金的地方政府做出决定。
在政治领域，《决定》中包括了强化中国所谓的“协商民主”的措施。尽管加强非共产党人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并非新的概念，但期在《决定》中的显赫地位反映出中共准备采取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当然，只要它能继续保持主宰地位。
在一党制度下，精英治国是好治理的前提，而好治理又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幸的是，精英治国受到了谄媚和犬儒政治文化的侵蚀。设计监督机制以实现党政官员选拔中的逆向选择的最小化已成为中国执政精英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尽管《决定》的基本信息令人振奋，但改革目标清单算不上对破坏中国发展的矛盾的战略分析，更不用说应对这些矛盾的行动计划了。事实上，对中国的新领导层来说，成功完成三中全会只是通往更稳定繁荣的未来的长征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