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层面，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乱象，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本土的，纷纷涌现。尽管意识形态的多元是常态，但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争吵和敌视，并没有一点点共识。同时，官方本身更缺少能够让多数老百姓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识形态。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因为这是一种极其精英的意识形态，并不为老百姓所理解。尽管近年来官方也试图拓展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但并没有显著的效果。
这绝非好现象。有效的意识形态为治国理政所需，社会稳定所需，国家发展方向所需。这里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意识形态。为什么说中国充满意识形态，但又缺少有效的意识形态？有人说，就治国理政而言，有效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是经验，不是外国的经验，而是本国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大家都是人类社会，可以共享经验，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国都连接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治国理政更需要考量到国际因素。但外国的经验必须融合本国的经验才会有效；如果不能有机融合或消化不良，将适得其反。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和学界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并非同一件事情。实际上，学界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对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即概念化和理论化。
从历史经验寻找意识形态的源泉，这是中国的传统，主要表现在经史的传承上。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中，很难找到像中国那样重视历史经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的。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不断被当代人所重复强调。历史更是最重要的政权合法性来源，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
“经”是写“史”的理论
中国有《二十四史》，但这里的“史”并非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历史。在中国政治传统上，如何写史是最为重要的。写史必须以“经”为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孔子有“吾道一以贯之”的说法，这不仅仅指孔子思想中有一个内核，而且可以指数千年历史中的内核。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经”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就有“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和“十四经”之说。但不管如何变化，大家是有共识的，所包括的都是经典。放到“经史”的内容中，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经”就是写“史”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不难理解，许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尽管史官为帝王“掌书”“记事”，但其所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为原则。“史”当然不好写，尤其是当代历史，因为皇帝都是有“私心”的，都想把“历史”拉到自己的一边。不过，中国人又发明了本朝写前朝的历史的方法，从本朝看前朝，既可以比较客观公正，又可以吸取前朝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有对历史“公正”，才能吸取有效的经验。中国《二十四史》很明显体现这一点。例如，清朝修的《明史》就有《阉党传》，记载宦官作恶之事。尽管汉唐以来都有宦官作恶，但明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就很注意宦官问题。《明史》又有《流贼传》，记载李自成、张献忠两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事情，他们的起义如何促成明朝的灭亡。这里除了立场问题，对“史”的论述还是很公正的。
“经”指导写“史”，但“史”对“经”的贡献更重要。中国人重实践经验，不喜欢谈论抽象的哲学与理论，人们所说的理论大都是经验性理论，就是基于经验之上的理论。这和今天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概念相似，就是实证性的理论。从这个视角看，历史上，“经史”是分不开的，“经”便是“史”。因此，清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中国到先秦时期没有大家公认的“经”，到汉唐之间，经与史的分类才开始变得比较清楚。到了宋代，儒家哲人尽管非常重视经典，但仍没有能够决定到底有多少种“经”。王赓武教授认为，在早期，与“经”相比，“史”的用途比较明确，从华夏各民族有记录开始，就已经有整理史料的想法和做法。之后每个朝代的法政典章、食货、国防、地理形势等主要的条例，都成为治国理政的构架。“六经皆史”的概念就是说明，“经”并非抽象的、玄妙的伦理道德，而是国家从历史教训集成的结晶。到了宋朝之后，思想家们坚持用儒家的经书作为主导思想，形成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价值观。他们编启蒙读物《三字经》，教导儿童，“经子通，读诸史”，即先掌握“经”和“子”的学问，之后才能领会诸史的深层意义。
回到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缺少有效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经”“史”断裂。这里的“断裂”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传统经史和现代经史之间的断裂，第二是经和史之间的断裂。
《清史》至今写不出来
就第一方面来说，《明史》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之后就无中国历史，到今天《清史》还都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是《民国史》了。当然，这不是说《清史》之后没有历史书了。今天有太多学者写的历史书，但都是学术论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这就造成了传统历史和近现代史之间的断裂。
问题在于，为什么就写不出《清史》和《民国史》？这里可能涉及修史本身所遇到的困难。自晚清以来，中国开始受西方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表现在实践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来的发展轨迹。此前，从秦始皇到清代早期，尽管期间有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同一个政治构架内部的变化，也就是说，都是皇朝政治。随着西方力量的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轨迹。
不过，写不出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经”的问题，就是修史的主导思想和原则问题，大家对之没有共识。就清史来说，之前出版的《清史稿》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记、志、表、传”四个部分。再者，因为时间仓促，《清史稿》事实错误很多。不过，事实错误容易纠正，属于技术原因。《清史稿》不能成为《清史》主要是政治原因。由于编纂者多为晚清遗老，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
这里所说的政治问题也就是“经”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史料收集方法，而是分析和评估的问题。分析和评估就必然涉及到“经”的问题。从前的做法不可行了，现代的做法又如何呢？从晚清尤其是“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学者使用不同的从西方进口的政治观念（也就是“经”）来写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理论，理论就是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理论。结果，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写中国历史，最终都是对中国历史的曲解。近代以来的很多史学著作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史”，而是“以史适经”，就是用中国的历史去适合西方进口的“经”。这很难说是“史”，而是政治。很多历史概念和论述，直到今天很难理解。例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性、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有关皇权等。“阶级”概念也是如此，人们试图通过用“农民革命”来论述历史的发展。尽管农民造反的确扮演了一些的作用，但如何能决定中国历史呢？因为往往是曲解历史，人们很难看到真实的历史。没有真实的历史，哪会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强调“史”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作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上的，而历史是可验证的。西方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是西方的软力量，就是因为它是基于经验材料之上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和空泛的意识形态。中国无法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而只能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史的断裂。如果没有“史”，哪有中国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哪有意识形态？
就写“史”的方法论而言，中国自己具有很优良的传统。很多方法和今天西方的历史史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矛盾。也就是说，人们有很多方法论可以使用。同时，晚清以来的实践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单纯的旧史学观可以解释的。但这些都不能是写不出《清史》和《民国史》的借口。人们必须看看清朝是如何修明朝史的？清朝是“外族”，但也修了高质量的《明史》。当然，清朝也是立国100多年之后才修成《明史》的，但毕竟修成了。今天离清朝灭亡100多年了，但《清史》还没有修出来。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应当是个说不过去的事情。
因为自晚清以来，意识形态一直主导着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要续“史”或者建设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同时，写“史”的过程也是再次确定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如前面所讨论的，在中国传统中，意识形态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教条，而是隐含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论述之中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意识形态。今天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进口的还是官方所拥有的，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带有太多的道德说教和价值提倡，空洞无物，既不能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证据，更不能被现实生活所验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老百姓相信？
说到底，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取决于“史”的论述。没有“史”，如何解释今天从何而来？如何论述今天执政的合法性？又如何通向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