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下降趋势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非常热烈。一种观点认为，当经济赶超型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回落，而我国正处于这样的增长阶段（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超过10000国际元），因此，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会在最近几年出现明显下滑；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中场休息”阶段，巨大的城市化潜力和后发优势还将使中国经济保持20年以上超过8%的增长。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充分的论据作为支撑，似乎都有道理。本文想换一个角度，从总量平衡式的供给侧，对上述问题做出略微有别于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析和判断。
从总量平衡式（MV＝PY）的供给侧可知，决定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增速（包括土地和矿产资源增速）、人力资本增速、劳动力增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四个方面。
尽管在某一时点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在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的累积变化却对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速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农村地区的富裕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会逐渐上升，而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由于普通劳动者（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通常高于资本所有者（尤其是国有资本所有者），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会逐渐上升，而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即储蓄率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下降。另外，随着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物质资本折旧占GDP的比重会不断扩大。因此，从长期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不仅劳动力本身的增速会逐渐下降（即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劳动力增速会逐渐下降），而且在其作用下，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逐渐下降。
其次，对于一个赶超型经济体而言，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渐丧失和储蓄率的下降，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各项制度的完善，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也会逐渐下降。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赶超型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会逐渐下降。
最后，随着受教育人群的扩大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及储蓄率的下降，赶超型经济体人力资本的增速也会逐年下降。
如果我们再把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把后进国家从经济起飞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都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会发现，无论是物质资本增速、人力资本增速、劳动力增速，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会经历一个类似 “倒U曲线”的变化过程：前期增速由低到高，后期增速由高到低。因此，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后进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速客观上都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
尽管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增速都会经历一个类似“倒U曲线”的变化过程，而且在工业化后期，经济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增长路径和时间跨度并不一致。理想状态是：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速的上升速度要尽可能快，时间跨度要尽可能短；而在触顶回落阶段，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要尽可能平缓，时间跨度要尽可能长，而且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若剔除影响力较小的劳动力因素，决定一国经济即期潜在增速的指标主要有三项：物质资本速度、人力资本速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这三项指标的走势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储蓄率的走势变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储蓄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资本投资以及制度资本投资四领域的配置比例的变化。
为使经济增长的“倒U曲线”能尽可能接近理想状态，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影响上述指标的变动路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政府可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的比重，并相应降低公共消费的比重，甚至在短期内，还可通过实施贸易赤字政策，来推高国内储蓄率，提升经济增速；在工业化后期，政府可通过压低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规模，来延缓储蓄率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任何时期都可采用政策引导或直接参与的方式，通过调整和优化储蓄资源在前述四大投资领域的配置结构（通常政策重点是提升储蓄资源在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资本投资和制度资本投资领域的配置比重），来达到最大化潜在经济增速的目的。
（一）近几年我国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储蓄率在2008年后虽有所下降，但降幅并不大。2008年，国内储蓄率上升至53．02%的高点，此后开始震荡下降，2012年降至50．33%，回落幅度并不大，与此同时，折旧和存货的占比也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最近几年我国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均未出现明显下降。在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并未明显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却从2007年的最高14．2%大幅回落至2012年的7．7%，回落幅度超过45%，这显然比较“异常”。
导致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 “异常”下降的可能原因包括：（1）名义总需求不足，导致实际经济增速大幅低于潜在经济增速；（2）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大幅下滑导致实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3）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回落，导致潜在经济增速被大幅拉低；（4）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回落，导致潜在经济增速被大幅拉低。至于到底哪类原因为真，还需通过实证分析来加以检验。
1．近几年我国名义总需求确实偏紧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判断名义总需求过剩还是不足的最好指标（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银行间市场同业利率（反映基础货币发行量多寡的指标），其次是物价指数或失业率，最差的是央行发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和“社会融资总量”指标。
如果选用上海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Shibor）作为我国名义总需求变化的衡量指标，会发现，在Shibor建立的大约7年多时间内，国内名义总需求的变动情况大致为：2006年10月至2008年10月，总体表现为“中性偏松”，隔夜拆借利率多数时间落在2．5%的中性利率水平之下；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名义总需求总体表现为“极度宽松”，隔夜拆借利率多数时间落在远低于2．5%的中性利率水平之下（0．8%附近）；2010年12月至今，名义总需求总体表现为“偏紧”或者“过度偏紧”，隔夜拆借利率大都落在明显高于2．5%的中性利率水平之上（见图1）。
近几年名义总需求偏紧，除货币当局过度收紧银根的原因外，还和实体经济投资占比高，产能相对过剩有关。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占比高，且两级政府都参与投资活动，因此，国内储蓄率总体偏高而消费率总体偏低，这使得实体经济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在过去，国内的过剩产能还可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表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需大幅萎缩，产能过剩问题就更加显性地表现出来。
由以上分析可知，最近几年我国GDP增速大幅回落，应和名义总需求（货币供应量）“偏紧”有很大关系。由于名义总需求“偏紧”，导致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实际经济增速明显低于潜在增速水平。
近几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确实有金融危机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外需大幅回落，短期内导致国内产能大量过剩，实际经济增速剧烈下降；另一方面，出口的回落必然带动进口的回落，而进出口的同步回落会压缩国内生产部门和消费者进行资源配置的选择空间和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因此，进出口的持续下降不仅损害国内消费者效用，而且还会降低国内生产部门的产出效率以及国内经济的潜在增速。
但是，也不应过度夸大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欧美中心国家，然后向全球扩散。我国所受影响主要是外需的大幅回落，而经济的产出潜能或者说潜在经济增速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其次，因外需下降而出现的名义总需求缺口完全可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如果措施得当，实际经济增速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目的就在此。政策推出后，实际经济增速得到了迅速恢复：至2010年一季度，已攀升至14．5%的高位。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用力过猛，经济很快出现过热苗头，之后货币政策自2010年四季度起紧急刹车，结果导致国内名义总需求再次大幅收紧，进而导致国内产能出现全面过剩，经济增速一路下滑。因此，国内名义总需求管理不当——货币政策大起之后持续大落（类似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后的日本），可能是导致近两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的原因之一。最后，作为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和欧洲，目前经济已经实现了“U型”反转，而远离危机的中国，经济却仍在“M型”轨道下滑，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3．我国人力资本增速近年来明显回落
通常可用三类数据来大致反映现实经济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情况：一是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二是非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三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农民工）增长率。
首先看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无论是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增长率，还是本专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增长率，近几年都出现了明显回落。其中，本专科毕业生人数由2005年最高62．3%的增速回落至2012年2．5%的极低增速；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人数由2002年最高93．8%的增速回落至2012年5．8%的增速。
其次看非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我国非学历教育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占12．3%）和中等职业教育（占87．7%），2012年总的结业人数为6316万人。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5—2012年，我国非学历教育结业人数多数年份为负增长，例如，2012年非学历教育结业人数较2011年减少204万人。
最后看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农民工）增长率。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也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2．25亿人，2012年增长至2．63亿人，年均增长率大约为4%（相当于每年增长900万—1000万人），增速基本保持稳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尽管近几年我国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增长率保持平稳，但是，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更为关键的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和非学历教育人数增长率，却都呈现明显回落态势，表明我国人力资本增速近几年在明显回落——这很可能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明显回落的重要原因。
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
西方学者通常用“索洛剩余”来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因素既包括技术进步因素，也包括制度创新因素，因此，可从这两方面来考察近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从技术进步方面看，由于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经济转型升级政策，近几年我国无论是科技成果登记数增速、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速，还是劳动生产率指数和创新指数，均呈稳中趋升走势（见图2、图3），这说明我国最近几年在技术进步方面总体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除受政府政策影响外，还受人力资本增长情况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近几年，随着人力资本增速的回落和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我国在技术进步方面也显露出了后继乏力的迹象。例如，近几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8%—20%范围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见图4）。
关于制度创新，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量化指标来具体描述其进展情况，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由此看来，我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存在巨大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改革红利的空间。
政策建议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中长期看确实存在逐渐回落甚至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是，这种回落风险并不必然表现为 “断崖式”的或者“阶梯式”的下降，相反，只要政策得当，潜在经济增速完全可实现更为平缓的下降。
（一）建议对短期总量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1．适度调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例如将通货膨胀上限调高至4%），并加大对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以减轻食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对总量政策的压力。
2．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适度放松银根，增加基础货币发行，以缓解名义总需求偏紧的压力。放弃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等名义总需求监控指标，改用银行间市场同业利率（同业拆借利率或回购利率）作为名义总需求的监控指标（基准利率）。建议将基准利率（隔夜拆借利率）稳定在2．5%—3%的范围内。
3．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在国内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建议对长期结构性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1．通过制度设计将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资源）收益导入全民养老保险账户，并采取措施使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有序退出，以适度压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占比，缓解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压力。
2．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占比高，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因此，中央政府的负债能力远超西方国家。建议中央政府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借此加大对科技、教育、保障房、农业和基础设施等具有较强外部性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并积极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最终达到提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能，扩大消费占比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