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是中国近十年来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主席、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高层领导团队，将面临着一轮更替，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逐步走上中国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第一线。在中国，这种变化所拥有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可能会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一次正常的大选。国内外各界都希望知道，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会持续和深化？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市场机会？……
要解答这些关注和预期，各界都把目光集中于胡锦涛主席所做的十八大报告。这份文件不仅是对过去十年中央高层领导团队的执政总结，而且也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做出了规划和展望。人们希望从这个观察窗口能看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形势和变化。
然而，十八大报告所能提供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份报告主要是对过去十年工作的总结，现存的问题、既有的政策安排虽然都将影响到未来的政策制订，但它毕竟不能规划好未来十年的所有问题。事实上，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主要取决于新的中央领导团队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之下所做出的决策。客观而言，我们从十八大报告中所能了解到的，只是沿续到未来的政策轨迹和决策环境，通过这些信息来尽量把握未来政策发展的可能性。
超过2.8万字的十八大报告是一份规模庞大的官方文件，如何来解读它？比较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的内容框架，可以看到两份报告的内容保持了很好的沿续性（只有个别问题不同），体现了在过去十年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
为了找到十八大报告的轨迹，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提取其中的关键点，通过这些概念来了解中央决策层对问题的判断以及对未来政策和行动的分析。安邦咨询的宏观研究团队通过跟踪研究十八大报告相关内容，提炼出了八个关键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政策分析。
一、“五位一体”
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向未来，“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里提出的“五位一体”，是对过去历届党代会关于中国发展总体布局的修正和丰富。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这可以称之为“两手抓”。此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十八大上，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是中国决策层对中国重大发展战略的安排，既反映了中央希望解决的问题，也代表了战略上的重点方向。从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总体布局从“二”到“五”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中国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过去只重经济，此后开始强调政治与文化建设，其后发现社会建设是个短板，这一次又把长期欠账的生态与环境建设问题列入总体布局。这将会在未来的政策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实际上，生态文明问题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在目标和内容上都是相互协调一致的。
“五位一体”覆盖的问题比过去更多，可以相信，在未来的决策中，将会更多地体现兼顾与平衡。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认识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时，“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
二、改革不走“两条路”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与改革的路线问题，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报告强调，中国要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两条路”在党的报告中的这一种提法还是第一次，“老路”是指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路子，而“邪路”是指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十八大报告的这一表态，对中国未来的整体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定下了基调，尤其是明确拒绝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道路的可能性。正如十八大报告在政治改革部分所谈，“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就基本内涵来看，“两条路”与过去提出过的“五个不搞”是基本一致的。“五个不搞”是指：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三、“双翻番”与实现小康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经济上的具体目标是“双翻番”，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此外，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即“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
“双翻番”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目标的又一次调整。中国在十六大上曾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2000年的中国GDP规模接近10万亿人民币，这一目标在2006年就已实现，当年中国GDP达到21万亿。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新的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人均GDP到2020年翻两番目标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以此为基础实现翻两番，意味着2020年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不论是以美元还是以人民币计，这一目标也已经实现。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083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十八大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国在小康目标上的又一次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这意味着，中国2020年的GDP规模要达到80万亿人民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要达到近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要达到1.2万元。从过去的经验和目标要求来看，达到这两个目标应该不难，GDP增速大概平均每年保持在7.2%即可，这与“十二五”定的年均增速7%的目标相差不大；在人均收入方面，年均增速保持在7%-7.5%之间即可达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其年均增速分别为约9%和8%。
在我们看来，中国实现经济规模与人均收入的“双翻番”目标，应该不难，这一目标既强调了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兼顾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对于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双翻番”目标又提供了新的经济发展指挥棒。今后对于人均居民收入增长的考核将会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报告中所提的小康目标不只是经济目标，除了“双翻番”之外，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其他多元的目标，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等。
四、“新四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四化”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目标上，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实际上，“新四化”提法中的每一个单项并不是创新，都是过去中国正在实施和推进的计划。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四化”，强调的是“新四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希望实现“新四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从“新四化”的目标来看，有如下内容值得重视：第一，未来8年是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冲刺期；第二，信息化是内在的重点，它对其他“三化”的实现都有重要作用，也意味着企业、政府在信息化方面都会有大的投入；第三，今后的城镇化应该是新型城镇化，是“后土地经济”时代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要考虑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提升城市资产质量？如何以人为中心、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中心来搞城镇化；第四，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将会涉及城乡统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不排除土地制度改革出现重大突破。
要强调的是，“新四化”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大量的产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信息化投资等，都会在“新四化”的大旗之下得到体现。
五、创新驱动
十八大报告提出， 中国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在目标上，到2020年，要实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强调科技创新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政策，但提升到“创新驱动”战略层面，意味着中国对以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有了新的重视程度。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可以相信，中国未来将在对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刺激、鼓励和保护政策，将会涉及到技术、投资、财政、税收、法律等多个方面。如果不能实现创新驱动，中国将无法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
六、强化国有经济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当然，报告也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在历史背景下来看十八大报告对国有经济改革的表述，对改革的预期应该降低。客观评价，十八大报告的相关表述，其重点和实质是强化国有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虽然也提到要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点缀性质的补充而已。毫无疑问，强化公有制经济的方向，将会成为国有企业今后发展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尚方宝剑”！对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而言，这一点无疑是很让人失望的。
七、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对比过去的党代会报告可以发现，生态文明单独成篇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创举，“美丽中国”也是一个新概念。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是“五位一体”总体格局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生态文明也是过去十年的中央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理念、重要标签。强调“生态文明”，这比过去单独强调环境保护提升了高度和层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这将是中国未来追求的社会发展状态。
对生态文明的强调，将会在未来的诸多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投资政策上体现出来，在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等目标上体现出来，在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区域规划等多种规划中也会有更多的体现。环境保护部等生态及环境政策部门，将会在立法、决策、执法等环节发挥更多的作用，从过去的“软”约束变成“硬”约束。
八、反腐败与政治清明
十八大报告在多处强调，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吿严峻。报告警，党内存在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报告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利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绝不允许搞特权。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反腐败是国内的老问题，但也是一个久治不愈，甚至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十八大报告将反腐败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在当前形势下应该与过去不同。有理由相信，在十八大之后的诸多工作中，反腐败将会提到更高的重要位置，并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补充。从此次十八大会议期间多名高级官员公开谈到财产公开制度来看，类似财产公开的制度改革，可能成为下一届中央政府寻求反腐败突破的重要武器。在社会层面，更大范围的社会监督机制，包括新闻媒体对党内腐败问题的监督，也可能会有所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