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简·雅各布斯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姚大钧
出版年: 2007-7
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正处在一场新的“黑暗时代”的边缘——初听起来，简·雅各布斯提出的这个命题，也许有点耸人听闻，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不过仔细阅读《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一书之后，你的想法或许会有所改变——它或许没有增强你对事实的判断，但必定会增强你对危险的警觉性。
大多数人可能是从《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开始认识雅各布斯的。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雅各布斯的写作基础是自身的经验、观察与分析，而不是理论，更不是意识形态，文风平实，仿佛是与读者抵掌而谈。在这本书里，她延续了这一风格。
初看起来，雅各布斯的主要论题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并不新鲜，从一百年前的斯宾格勒到今天的尼尔·弗格森，预言西方即将走向衰落一直为知识分子所乐此不疲。有的时候，总是忧心忡忡地斥责现世的堕落、警告灾难的来临，还可以让人占据道德高地，或者平白地生出一种智力优越感。在电视剧里，那些睿智的人总是顾虑重重、眉头紧锁的，而乐天派往往头脑简单。这些阴沉的预言也往往变成陈词滥调，就像那个笑话所说的，经济学家曾预言过去五次经济衰退中的九次。但雅各布斯在本书中发表的观点，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谈以邀宠于大众，而是一种基于严肃思考的真切担忧。
黑暗时代
在西方提起“黑暗时代”，读者最先想到的会是欧洲的中世纪。但雅各布斯在此使用的该词是个广义概念，并不限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所陷入的境况，在她看来，古希腊文明、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最终也沦入了黑暗时代，而美洲土著文化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后的遭遇亦属此类。这些“黑暗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不是物质生活水平或政治军事力量下降，而是技术、仪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构成文明的特征被遗忘，也就是雅各布斯所定义的“集体失忆”。人们也许会以新的方式重构这些文化因素，但永远不可能恢复其原貌。它们也许会以文字、绘画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在今天可能是电子形式），但因为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践行这些文化元素，所以会变成僵死的化石。因此，“黑暗时代”的到来将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永恒损失，这也使得阻止其发生变得至关重要了。
除此之外，还曾有无数的文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其原貌永远而彻底地消亡了，在承载这些文化的人类群体消失后，文化本身也一去不返，即使追忆也成枉然。雅各布斯追问：“1.7万年前画出壮观的拉斯科山洞壁画的人们，他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还有，在凯尔特人尚未带来铁器时代的技术与巧妙的绳结艺术之前，曾在西欧建出野心勃勃的巨石群、巨木群的文化又怎么了？”当然从“黑暗时代”的灾难和煎熬中还会幸存下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虽然生活还会继续，但那种集体失忆却会是永久而深远的。雅各布斯认为，了解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如何发生，有助于维护和发展我们自己活生生的、蕴涵了先民辛劳结晶的文化，避免我们落入类似的厄运。
在西欧，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惨况不仅是长期战火连绵与物质匮乏，最重要的是人们忘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与技艺，谷物种植、采矿、冶铁、采蜜、制衣的技术都失去了，很多食不果腹的人不得不去吃草，导致人均寿命大大下降，而那些曾经衣着光鲜的居民的后代变得衣衫褴褛，而像公共澡堂、戏剧这样的曾无比吸引野蛮人的罗马人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连记忆都算不上了。政治方面，古罗马的议会制度与文官体系被彻头彻尾的军人专政取代，失去了任何有效政体的痕迹，各国之间充斥着无理性的战争行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西欧人恰恰要以重构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来探索现代民主制，并以古典时代的光环来赋予新制度以感召力和吸引力。
与此类似，在新大陆发现之后，美洲原住民也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记忆。土著人的文化大多不是在殖民者枪口的逼迫下放弃的，而是因不践行而遗忘、因遗忘而消失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后的几百年里，曾经调节这个社会的衣食住行的方法、教育方式、宗教仪式、所有权制度、伦理观念等等都湮灭无闻了。或许在一些白人看来，那些“野蛮时代”遗物的消失并不值得可惜，但印第安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变得日益强烈。就像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试图重建古典文明一样，到20世纪末，印第安遗民开始冒着被种族主义者嘲笑的风险探求其古文化的残片，试图恢复其原貌，重建其精神。当然这一时期美欧日益推崇多元文化、族群平等的风气也便利了他们的努力，但正如前述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是徒劳无功的，已逝去的文明不可能被彻底恢复。
在文明兴衰史方面，雅各布斯大篇幅地引用了贾里德·戴蒙德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在这里两人都极为重视的一个命题是：中国和两河流域都未曾像西欧那样经历过极端的黑暗时代，但其文明却陷入漫长的衰败，在贫穷落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其原因颇值得探究。在这里，有一点想必是中国读者所不能苟同的：和西欧类似，中国经历过许多次外族入侵与文化毁灭事件，其惨烈程度或许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历史并不比西欧更具稳定性。另外，雅各布斯把15世纪初明朝中央政府停止海外航行作为中国放弃科技领先地位、转向内缩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具体论点也值得商榷。不过这些都不削减雅各布斯另一个观点的价值：最致命的文化命运的转折都是由内部的衰败导致的，而会加速这种衰败的是，一个曾经强大的文明越是落后，就越是陷入拒绝理性而崇拜神话的堡垒心态之中，或是沉浸于旧日辉煌之中寻求心理安慰而不可自拔。这些或许都使文明的衰落具有了自我强化性质，在今天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身上，都还依稀可见这样的影子。
反思这些古代“黑暗时代”有用吗？这么做很容易引起的一种反驳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会发生印刷与网络技术出现之前的文明大灭绝，因为在书本上、互联网上、图书馆里，无数的文化载体记录着我们时代的文明——“我们不是把文化保存得跟上一季收获的桃子一样好，只要需要，随时都能取出来滋养我们的后代吗？”然而，雅各布斯认为，文化不是以文字或图像存活的，而是以言传身教，而如果只是通过文字或者其他遗物来试图重建已消失的文化，将永远无法使其复活。而且，存在着两种层面的遗忘：一是依稀记得过去有些美好的东西，但无法恢复了，更深层次的遗忘则是一片皆成空白，即雅各布斯说的“连遗忘了什么也遗忘了”。她回忆到许多年前北美尚存的出门不用上锁的传统，但随着那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后来的人不再有这一习惯，也不再有这一意识，她只是在1972年拜访日本东京、京都等地时，才寻回这一体验。因不再践行而导致的遗忘是恒久、或许万劫不复的。也正是因此，对文化沦丧的恐惧并不过时。
现代人或许还会迷信社会的自疗功能，尤其是民主政治之下的纠偏机制，因为公众的抗议和投票可以改变政治阶层的政策和行为，而市场机制也可以筛选出更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挽救资源的危机。但雅各布斯提醒，即使如此依然存在着两种风险，一是在民主制之下也会出现强大的利益集团，以政治游说换取特殊的保护，从而阻挠旨在纠偏的变革，二是有的文化崩坏过程将是一发而不可收、从而难以矫正的。在此方面可资借鉴的一个例子是，在古罗马晚期，元老院等机构不仅无法遏止军人集团随意废立君主的乱象，反而直接参与其中，助长政治堕落。
五个支柱
在雅各布斯看来，要避免不可阻挡地落入黑暗时代的结局，最关键的是维护那些支撑性的文化建制于不坠，从而保留矫正与补救的最后希望。她总结了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五个文化支柱：社区与家庭；高等教育；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税法，以及直接熟悉地方需求及可能性的政府权力；专业人员的自审能力。当前这五个支柱都处于险境之中，而种族歧视、选民对政治不信任导致的低投票率、贫富差距拉大和中产阶层缩小等往往更吸引公众眼球的现象，在她看来不过是这些支柱逐渐倾颓时所显露的症状。
首先是社区生活的覆灭。不断上升的房价毁掉了旧的家庭结构。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只有1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中间价的房屋，更多的家庭不得不依赖租房。单靠一对夫妻已经难以负担起其自身以及下一代的居住需求，这直接导致了传统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衰落。在基本上人人拥有汽车的时代，旧的大众交通系统日益破败，被一些地方政府所摒弃。简单的出门购物、走亲访友等活动，都必须借助汽车才能完成。作为汽车与高速公路文化的长久批判者，雅各布斯认为毁灭美国社区的头号杀手正是汽车，而不是很多人归罪的电视或毒品。对汽车的无限依赖造就一个疏离冷淡的社会，人们往往在几公里的路上看不到一个在公共场所活动的人，或是呆在汽车外面的人。在很多地区，购物中心成为居民唯一的相聚地，也就是说，钱包成为人们之间的唯一纽带。而要拯救家庭，让父母能以舒适愉快的心情来养育下一代，就需要社区的存在和人之间的交流。但社区与人际联系正在倾覆，与世隔绝的家庭陷入孤独、消沉和多疑，而电视里播放的情景喜剧和“真人秀”不但不能缓解，反而是增添了人的落寞。
第二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是高等教育精神的沦落。简言之，大学教育的主要工作变成了颁发文凭而不是教育学子，与此相对应的是，企业基本依据名校的文凭而非能力学识来筛选应聘者。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学生们还有劲头抗议这种文凭至上的现象，抱怨自己遭到了大学机构的欺骗，因为教师变成冷漠的授课者，大学里没有师生间耳濡目染、文化传承的气氛。但在十年后，连大学生也默认了这一安排——读大学只是要换得一张博取更好工作机会的入场券，即使为此背上沉重的贷款也在所不惜，因为大学教育只是一场买卖。逐渐地，大学的知识储存与文化延递功能逐渐弱化，日益纯粹化地演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场所。大学的考试也变得日益机械化，为各种选择题主导，批判性和深刻的理解不再受到重视。对学校来说，学生只是需要快速通过流水线的产品，而不再是对生活充满好奇心和疑问的鲜活的人。人文学科在欧美的衰落也是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提到的现象，不过雅各布斯对此着墨不多。在雅各布斯看来，这一正在扼杀大学精神的“文凭主义”，既可追溯到“大萧条”时代民众对失业的忧虑和对专业技能的痴迷，也可追溯到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激发的美国人对科技落后的恐惧。技术崇拜日益导致大学教育的生硬和程式化，人文精神渐趋衰微。
第三个危机是科学批判性的失落。可以说，北美是世界上最崇尚科学的地区之一，然而科学本身具有矛盾性，问题在于崇尚的方式。科学首先强调精确的实验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常常让人感觉科学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抱怨科学专制扼杀想象力。但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事情并非如此，真正好的科学是一个充满了新奇与开放性的体系，它鼓励怀疑和想象，并始终拥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对科学的尊崇并不必然导致意趣的丧失。保持科学趣味的关键在于有正确的态度和心境，保持好奇心，不断地以假设和求证来扩展已知世界的边界，并始终保持科学大门对所有“外行”的敞开，因为每一次跨领域的思考都会带来新的研究角度。然而北美出现的一个不良的趋势是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反科学：当现实否定某种旧的科学范式时，科学人员不愿创新，而是千方百计为其有效性辩护，并通过树立专业壁垒来无视和对抗“局外人”的质疑。雅各布斯举的一个例子是，经验表明，为保护社区而关闭一些穿越公园、广场的道路，并不会使周边的道路变得拥挤，因为有的交通需求会因此而被消灭，但城市规划者会根据书本上的教条来反对关闭（这个现象也和“重文凭而轻教育”的大学情况密切相关）。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对科学和专业人员的尊崇，另一方面则是科学人员的过度自信和傲慢，以至于固步自封，致使科学失去其严谨性和开放性，这两点构成了一种深具毒性的组合。在科学界内部，研究的分科日益繁密，人们沉迷于专业性却在整体性上迷失，不同领域彼此隔离，画地为牢，却为此沾沾自喜，甚至相互排斥。雅各布斯警告，科学界自身这种缺乏和自省的态度，或许会导致美国科技的衰落。
对于第四点——政府效能的降低，雅各布斯特意选择了她长期居住的加拿大多伦多市为例。在她的描述中，这座城市的街道变得肮脏，流浪人员增多，大众交通系统废弛，而小汽车的更多使用加剧了大气污染问题，政府一度实施的颇有创意的公共住宅项目因为政治原因而被砍掉，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财政开支逐渐被削减，公立学校的教师被大量裁员，艺术家团体因失去政府的补贴而变得没落。在这里雅各布斯的批判带有了一些政治性。她把矛头指向了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即美国所称的“华盛顿共识”，包括对公共设施的私有化和盲目的减税等，而很多充满不安全感的民众会被一种声称能轻松解决所有问题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这或许是出于一种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怀，以及对任何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警惕。政府逐渐从公共服务中退出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日益遥远，对政客的允诺失去信心，投票被视为浪费时间，这又进而让林肯描绘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政府形态变得日益遥不可及。
第五场危机是会计师等职业人员自律自审精神的失落。其最明显的表现是某些团体为维护内部团结而自发包庇违法行为。自审作为一种自发的调整方式，通常要优于行政或司法机关的介入，然而有的行业的腐化或许已到了最好是把自审放弃掉的程度。例如，在商业领域，大规模的诈骗犯罪开始频发。在这里，显然不会被错过的例子是2001年爆发的安然公司破产丑闻。雅各布斯警告说，职业伦理的下滑将意味着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噩梦。不过，如果她可以活到2008年之后，麦道夫骗局等层出不穷的金融事件或许会为她的批判提供更多素材，而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她的“噩梦”预言。
阴郁与乐观
雅各布斯的论述或许更多侧重于社会文化层面了。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当时美国经济还处于表面上似乎具有永续性的繁荣期，倘若雅各布斯可以活到2008年，想必会用经济领域呈现的众多乱相来强化她的论述。尽管如此，她在当时也已看到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积累的趋势，并预言它就像所有的投机泡沫一样，迟早会破。
雅各布斯所警告的是整个西方文化可能陷入的黑暗，但论述集中于她最熟悉的加拿大和美国。想必雅各布斯肯定不愿意让她的观察构成某种一般性的理论，来指导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或文化发展，因为她的思想牢牢地扎根于英美经验主义的传统，坚信本地的问题只能以分析本地的特定经验来解决，更是对所有宗教化的现代意识形态都保有警惕。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警告其他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榜样的社会，“最好稍稍暂停一下，小心谨慎，仔细筛选，将建设性的、有活力的元素，与破坏性、毁灭性的元素区分开来”。有时在以别国为样本的时候，我们也不可忘记对方或许也存在潜在的危机。
对中国读者而言，在本书掩卷之后或许会有两种自然的反应，一种是仔细体会雅各布斯提出的警示，另一种是“哦，仅仅因为社区没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科学批判精神弱化等原因，西方就会陷入‘黑暗时代’，夸大其词了吧？”尤其在北京昏天黑地的雾霾天里忧心西方的黑暗，更显得讽刺味十足。但是雅各布斯等人的批判，是在负起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不能期待别国的有识之士为我国开药方，我们只能依靠自己。雅各布斯所提出的一些北美的问题，在中国也有映像：传统家庭结构崩溃、流动人口增多、不适合居住的城市规划和结构、私家车大量使用导致城市污染、大学教育的堕落、“专家”阶层滥用其专业优势而丧失公众信任等等。但问题显然有轻重之别，雅各布斯所视为文化堕落的原因，或许是我们所视为的现象，我们还有着更深刻的、在北美已经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是“疾在腠理”与“疾在肠胃”之别。更一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确已经失落了很多文化，我们传统的家庭和人际纽带崩裂了，城市建筑变得千篇一律，生活变得世俗而粗鄙，精神生活日益荒芜，而这或许只是堕落的开始。
当然，堕落并没有必然性，因为对问题的认识与自省有助于阻止其发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雅各布斯开篇就说，这本书既是阴郁的，也是乐观的。美国的社会环境条件，让雅各布斯能以相对轻松的心态发表她的盛世危言，发挥出社会影响，实现她所说的对堕落的矫正与纠偏，而只是当思想被钳制、认识和自省本身变得稀缺时，文化衰落的恶性循环才是无可救药的，悲观才是彻底而令人痛彻心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