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加拿大和与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简称NAFTA）于1994年元旦生效，20年来该自贸区对北美、拉美及亚太三个层面的影响分析如下。
北美: 利大于弊
1992年8月美、加、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都超过欧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自贸区。美国前贸易代表席尔斯女士（Carla A. Hills）在2014年首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表示：“NAFTA是第一个由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共同参予的自贸协定，已达成的市场开放程度比任何贸易协定更宽、更深……过去20年间，北美三个经济体间已发展出高度有效的供应链。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每1美元的商品中，分别含有加拿大和墨西哥25分和40分的产值。相较于中国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仅有4分和2分。”
然而就在1994年元旦NAFTA生效的当天，墨西哥最南方的恰帕斯州（Chiapas）爆发了以维护当地印地安人“土地、民主、公正与和平”为诉求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同年12月，新政府因不当使用外汇存底造成墨币贬值，导致数千家银行倒闭，上百万人失业。2003年墨西哥因NAFTA协定取消26种农产品进口关税，农民举行大规模抗议希望能重新检讨有关开放农产品的条款。2008年1月农民再以“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为口号要求政府重新谈判农业条款。
尽管如此，NAFTA也为某些产业带来显著的增长，汽车工业就是主要受惠产业之一，目前在墨西哥生产的包括福特（Ford）、通用（GM）、福斯（Volkswagen）、日产（Nissan）、丰田（Toyota）、本田（Honda）等全球知名车厂。根据墨西哥汽车工业公会（AMIA）的统计，过去五年内，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墨西哥汽车工业每年增长近10%。
拉美: 弊大于利
如果NAFTA真如上述利大于弊，那“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何以至今仍无法落实呢？英国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者张夏准（Ha-Joon Chang）在《坏撒玛利亚人》（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一书中拆解了自由贸易的神话。他用“坏撒玛利亚人”道破已开发国家唯利是图的贪婪，许多开发中国家在被迫开放贸易前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降低贸易障碍后却失业问题严重、增长趋缓。因此不难理解何以FTAA至今仍未落实。
FTAA谈判始于1994年12月11日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AS）高峰会。稍后学者即乐观地指出，“通过对已经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考察，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将会大大促进拉美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大规模地实现贸易创造效应，”因此美洲自贸区“无疑是拉美国家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一步。”然而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后，美国的冷漠态度不仅导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其他成员国投资环境恶化，更使拉美国家怀疑“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否符合本国利益而不再对FTAA寄任何期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认为美国“喜欢的模式就是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南美国家，并夹带大量与贸易无关而且强逼这些国家接受的事务。这对于巴西这个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幕后领导势力来说无法接受，因为该国只愿着眼于贸易事务。巴西前总统卢拉……拒绝在贸易协定和体制中涵盖劳工标准。而美国在南美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将该区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集团，这种状况也可能在亚洲出现。”
TPP: 机会与挑战兼具
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正是显例。席尔斯女士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当美国政府评估贸易协定时不仅要基于国家的利益，更须考量区域性的利益。有鉴于此，应该要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然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自2008年起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超过50%，却于2013年发生了逆转。背后三大原因之一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主义，区域主义代替全球化的趋势在加剧，始作俑者是发达经济体……比如说TPP、TTIP，按照这个目标来说要到2015年完成谈判进程，这就将全世界贸易的标准上了一个大台阶。作为后发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这个方面并不占优势，因此将会在世界市场开拓方面被边缘化，至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如果从世界视角评价2013年的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体，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体的历史。”然因贸易的开放不仅会增加财货、劳务之交流，附带地也增加思想、观念的相互激盪或管理技术的逐步改进，北京未来势将面对贸易增加带来的政治影响：民主。
以墨西哥为例，自90年代起影响该国民主化主要的机制即在加入NAFTA，因为该协定“是第一个明文纳进特定人权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将劳工人权及环境标准列为附属条款，并开始努力让劳动人权成为争端解决的共同目标，但须先与签约国进行对话与协调。”1997年墨西哥期中选举结果连续执政68年的革命制度党（PRI）惨败，《泰晤士报》认为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选举结果是不可能发生的。2000年PRI遭政党轮替。
对美国而言，NAFTA的两个伙伴加拿大与墨西哥虽已加入TPP谈判，但未来恐需以更新NAFTA的内容为回报。对中国而言，拒绝TPP可能遭边缘化，但加入则可能加速民主化的步调，诚可谓机会与挑战兼具。
向骏小传
乌拉圭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纽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硕士、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政治学博士，目前担任致理技术学院国贸系副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于今年9月成立，是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学术机构，由于淡江大学拉美研究院已于去年并入美洲研究所，使得这个新设单位成为台湾唯一研究拉美的学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