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已有130,000多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联合国的暴行报告、互联网上关于袭击平民的图片以及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口述让我们揪心。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又由谁来做呢？
最近，加拿大学者型政治家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但俄罗斯几乎肯定会否决这一措施合法化所必须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伊格纳提夫认为，如果放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继续统治，他的部队将击溃省下的逊尼派起义军——至少现在是如此，而仇恨会蔓延，流血终将再次发生。
在一篇类似的文章中，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了美国最近在中东的经验中总结了几个要点。首先，美国人对中东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复杂性所知甚少。其次，美国可以停止坏事的发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好事是不会自己发生的。第三，当美国试图让这些国家发生好事时，就要承担解决这些国家问题的责任的风险。
因此，领导人超越国界的责任在哪里？这一问题的意义远不止于叙利亚——放眼全球，南苏丹、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在发生杀戮。2005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在政府无作为时对人民的“保护责任”，2011年这一责任被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援引，授权对利比亚动武。
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这一原则在利比亚滥用了，国家法的指导思想仍应是联合国宪章，而宪章禁止在除自卫或得到安理会授权之外的情形中使用武力。但是，1999年，尽管俄罗斯否决了科索沃问题的潜在安理会决议，但北约仍然使用了武力，许多人为此辩护说，抛开法律问题不谈，这一决定是合乎道德的。
那么，在决定什么政策值得追求时，政治领袖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答案部分取决于他认为在道德上负有义务的集体。
在小团体水平之上，人的身份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决定。很少有人拥有其所认同的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拥有的直接经验。在近几个世纪中，国家便是大部分人甘愿作出牺牲甚至献身的想象的共同体，大部分领导人的首要义务是代表国家利益。
但是，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许多人同时属于很多想象的共同体。其中一些——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世界的——被认为是核心圈，身份的强度随其与核心的距离的增长而缩小；但是，在全球信息时代，这一秩序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徐进，众多身份属于互相重叠的圈子——以互联网和廉价旅行维系的亲密关系。天涯若比邻耳。专业团体往往基于跨国标准。活动团体——从环保分子到恐怖分子——也进行着跨境联系。
因此，主权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绝对和不可逾越。联合国大会在承认其保护主权国家危险之中的人民的责任时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但对于像奥巴马这样的特殊领袖，道德义务在此处有何作用？领导力理论家芭芭拉·克莱曼（Barbara Kellerman）指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应对不力中存在偏隘的道德失职。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正确的。但其他领导人也偏隘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
如果克林顿尝试派兵，他将在美国国会遇到重大阻力。当时，年美国士兵刚刚在在索马里人道干预中伤亡惨重，美国公众没有想法再进行海外军事任务。
那么，民选领导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做？克林顿承认他本可以更大力度地敦促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拯救卢旺达人的生命。但今天的优秀领导人往往会在个人的世界主义倾向和对选举他们的人民的更加传统的义务之间难以抉择。
幸运的是，偏隘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道德命题。在一个人民根据国家社区组织的世界中，纯粹的世界主义理想是不现实的。比如，全球收入平等对国家政治领袖来说就不是一个可信的义务，但同样是这位领袖，他可以声称应该做更多事减少全世界的贫困和疾病，以此招徕追随者。
哲学家科瓦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指出：“‘汝不可杀人’是及格测试，‘尊重你的父母’是承认等级。”
世界主义和偏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敬仰试图增加追随者超越国界的道德责任感的领袖；但以会影响到领袖地位的难以企及的标准要求领袖也是于事无补的。
在竭力权衡其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责任时，奥巴马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困境。正如阿皮亚所说，跨国责任是程度问题；干预也有程度，从援助难民、武器援助到不同程度的使用武力。
但即使是在做出这些成熟的选择时，领袖也对其追随者负有审慎责任——时刻铭记“首先不要伤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伊格纳提夫说，奥巴马已经领教了不作为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则提醒他审慎的美德。可怜的奥巴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