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变化趋势，并且比较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为了支持我们在主观幸福感上的研究结论，我们利用了中国和欧洲转型国家的证据来分析可能的因果关系。
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将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人们增加的幸福感就越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关系了。在过去20年里，年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是中国转型成功最无可争议的标志。在1990年到2009年之间，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和消费至少增长了4倍。
这里用于探究幸福感的手段是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所推荐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设计是：“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在内，你对你最近的生活有多满意？请用1—10之间的数字来回答，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衡量幸福感最好的单一指数或者综合指数，但我们对通过问卷的方式研究快速变化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产生了极大兴趣。
之前关于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认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平稳或上升的研究结论都存在。希尔克·布罗克曼（Hilke Brockmann）等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变化，但也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两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报告得出了生活满意度维持平稳的结论。同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还有来自约翰·奈特（Johhn Knight）和拉曼尼·古那提拉卡（Ramani Gunatilaka）的研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份报告验证了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的结论。
研究生活满意度的中国本土研究机构也在增加，但是其研究集中在从时间维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上。中国一流的调查公司之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做过许多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其中就设置了生活满意度的问题。这些数据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每年的蓝皮书里，尽管如此，其中尚无关于长期生活满意度的讨论。
这些研究都不成比例地倾向于城市。在此期间，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这样，尽管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基于城市调查，但由于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更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将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还是可行的。在我们研究的数据中，除了一个数据系列之外，用的都是全国性的完整数据而不是某个单一城市的数据，这样可使我们的样本尽量遍布整个中国。
我们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为基础，利用社会经济状态（SES）分类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1]的研究中，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根据其收入高低被大致分成了三组：上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下等收入阶层。
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点像在做拼图游戏。典型的情况是，极少能得到有关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或者可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同时零碎的数据又非常丰富。经济史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零碎的数据，经过估量之后看能否将它们还原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一、研究结论
（一）长期走势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1990年开始到2000—2005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随后出现回升，整体上形成一条U型曲线。尽管要想精确地比较这段研究区间内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可能的，但这段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看起来没有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明显存在一个沿着U型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而该调查的系列数据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
在所有具备2000年之前的观察数据的系列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内）中，2000年之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同样，2005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也要高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的水平(只有亚洲晴雨表调查出现了稍许的例外)。就具备低谷期之前和之后的观察数据的系列调查而言,低谷期之后的生活满意度数值几乎都要低于低谷期之前。唯一的例外是盖洛普第2系列调查，但在在该调查中，低谷期开始之前的年份,即1999年，实际上是低谷期的一部分。
在世界价值观系列调查中，2007年的生活满意度相比1990年在1—10的评分等级中下降了0.53个点。为了更好地掌握整个研究时段内的生活满意度走势，我们可以考察2007年到2010年的变化与2007年之前生活满意度发生的0.53个点的下降相比，情况如何。对于2007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变化的估算将以三项系列调查为基础。以这些系列调查得出的数据的增长值为基础，从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值来推算2010年的数值，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按照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来推算，得出的生活满意度数值较低，只比2007年之前提高了0.03个点，而如果以盖洛普第2系列的调查数据来推算，最终的数值则增加了0.18个点。2007年之后生活满意度数值的增加幅度远远低于1990年到2007年0.53个点的下降幅度，这支持了如下结论：生活满意度在整个调查时段内整体上维持不变或者有所下降。
确实，有人可能会指出，我们夸大了用现在的数据得出的1990年到2010年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的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数据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其居住地不是其户口所在地）的覆盖率相对较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要比城市户籍人口低。因此城市人口中流动人口比例的上升往往会降低整个城市人口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流动人口出现了快速的增加，大致上从占城市总人口的7%上升到了33%[2]，这对城市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没有把城市流动人口像城市户籍人口那样纳入进来，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就会被低估，导致整个时段的生活满意度曲线向上偏离。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因为在过去20年里人均GDP增长了4倍，而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会随之出现大幅上升。在有关幸福的文献中，研究者常常利用幸福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关系来推导出生活满意度可能会因为人均GDP的增长而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在世界层面上呈现出一种横截面回归关系（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relationship），以此为依据，人们原本也应该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10年会提高0.6个点，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4倍。如果按照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 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所提出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来计算[3]，那么，这一预期的增长应该是整整1个点。现在的数据没有表明在整个时期存在这样大规模的增长。
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就能够对之前莫衷一是的研究结果给出一致的解释。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某些系列调查数据而推论出生活满意度存在下降趋势，这些系列调查往往与U型曲线下降的前一部分相吻合，而另一些研究观察到了2000—2005年低谷期的胶着状态。在皮尤的调查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满意度上升的趋势，是因为该调查的起始时间正处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
大约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低谷期，这一发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拉丁美洲的类似情况，拉丁美洲的生活满意度在1994—2006年之间也呈现出了U型变化趋势，2002年是其谷底。鉴于新世纪第一个10年前半段全球经济增长的总体疲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大致都在这一时期陷入低谷期是有可能的。[4]
中国生活满意度的长期走势与其他转型国家相似，在转型早期会出现下降，随后又有所恢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观察数据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01年下降了0.76个点，这一幅度与欧洲6个转型国家（原民主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平均0.91个点的降幅相比要小一些，但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别。这种幅度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是比较罕见的。
与中国一样，研究者对欧洲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能否恢复到转型之前有颇多怀疑。尽管如此，中国在1990—2007年间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水平（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数据，大于6.5）要超过大多数欧洲转型国家在此段时间内的平均生活满意度。
正如之前已经提及的，从世界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比较来看，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根据1990年的世界观调查数据，中国的生活满意度与其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1990年的世界观调查获得了35个国家人均GDP的估算数据，而在这35个国家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排在第18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若以人均GDP排名，中国则排在第33位。
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过去20年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但这些数据可信度如何？一个认为其可信的理由是，在1990年，中国的所有社会经济阶层（从最低阶层到最高阶层）都表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较高，且彼此非常接近，所有人的生活满意度数值都大于7.0。人们对于通过教育、就业、收入而进行的各种资源分配的满意度普遍较高，因此整体上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数值较高这一情况不能被归因于生活满意度高的群体在调查中占据了过高比重。
另外，中国1990年生活满意度的中值7.29与从残缺不全的数据中得出的转型之前前苏联7.26的生活满意度非常之接近，而中国过去正是搬用了前苏联的劳动与工资政策。此外，1990年在这两个国家，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不均衡状况也非常相似。
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可信度进一步从如下事实中获得了支持，即这一数据集的内部结构与从其他国家有关幸福的数据集中观察到的结构很相近。从微观经济层面对幸福感所作的一般形式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关于如下变量的系数，如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就业情况，这些系数的表征与其他国家所通用的那些系数类似。这些系数的表征也并不全都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1990年的数据中，其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幅度太低。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对俄罗斯1990年的情况所作的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些系数的表征及其显著性的缺失方面与中国的情况类似。
最后，中国1990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当时中国失业率低以及覆盖面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有关。城市工人在终身就业方面基本上都有所保障，并享受各种福利，包括食品补贴、住房、医疗、儿童教育、养老金，甚至其成年子女的就业。
（二）历史背景
中国在1990—2010年间的生活满意度U型曲线恰好与其城市失业率的倒U型曲线形成了反射。[5]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并在2000—2005年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开始有所下降，但仍然要高于其最初较低的失业率水平。
在1997—2001年，GDP的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失业率呈反方向变化的，不过GDP增长率要比失业率更早触底，但仍处在一个年均3.6%的健康水准上。[6]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在1990—1997年呈现上升趋势，之后一直到2003年均保持平稳，接着又重新上升，只是上升的速度要慢一些。[7]根据相关文献，低通货膨胀率一般被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关联，然而，在中国通货膨胀率最低的那个时期，其生活满意度也处于最低水平。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所隐含的因果关系与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所指出的失业率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8]进一步来说，有证据表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不仅是对那些失业者而言的，而且也是对那些仍旧保有工作的人而言的，而后者的生活满意度之所以下降可能是由于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感到焦虑。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之间的显著关系也因为中国的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敏感性而得到支持，他们对于皮尤调查所提出的如下问题的回答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敏感性：“现在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经济状况，你会如何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较好，较差，很差？”在2002年，当时失业率正处于或接近最高点，差不多一半（48%）的受调查者的回答是“较差”或者“很差”。在2007年，失业率已经开始较大幅度地下降，虽然还是要高于1990年时的水平，但给出如上回答的受调查者所占的比例却下降到了14%，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更是下降到了7%。在这些年里，根据人们对于皮尤调查有关“生活阶梯”（ladder of life）的问题的回答，生活满意度从2002年的5.27上升到2007年的5.82，之后又进一步地上升到2010年的5.85。
有人可能会猜测，生活满意度的U型走势可能与失业率并无关系，而是与前面描述过的人均GDP增长率中所呈现出的U型走势相关。这一推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均GDP的增长率(其低谷期发生在1997—2001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滞后几年时间？此外，这种猜测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类似，尽管它们的生产模式显著不同。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U型走势的是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动（它以失业率作为衡量指数），而不是生产的增长，那种解释既符合中国的情况又符合欧洲的情况。
中国失业率的趋势部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大势。众多周知，在新千年之初，全球经济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滑，那些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国家（比如中国）感受到了出口需求萎缩带来的冲击。[9]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失业率的变动是政府政策的结果，它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保障网络正在消失。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就是“铁饭碗”和“微型福利社会”。正如已经提及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就业岗位）的工人享受终身就业以及由企业提供的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体制效率极低并缺乏激励机制，但是它的确保证了城市工人的收入稳定，而且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
在1994年，面对国有企业持续的效率低下和亏损，政府开始启动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企业工人开始大量下岗。城市下岗计划（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些短期的基本保障）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此产生的失业率的增加，但是由于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被逐渐放宽，农民流入城市，因此这个问题又趋恶化。[10]大多数中心城市都经历了一个失业率快速上升的时期，同时由于很多年纪稍大或者对就业前景绝望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11]国有企业重组也意味着城市工人的“铁饭碗”和终身社会保障体系的终结。
2004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裁员比例快速下降。在1995—2003年之间，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城市部门增加的就业机会。但在这之后，局面发生了改变，失业率某种程度上下降了。[12]
在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相似，包括出现大量失业，就业人口在适龄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减少（因为女性和年龄稍大的人参加工作的比例急剧下降）[13]，以及随着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保障网络被大幅削弱。世界银行最近一份关于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报告指出：“（失业）救济金的额度依旧较低，收入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e，这里指的是失业者所领取的救济金与失业前收入的比率。——译者注）比别的国家低得多。”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大抵也是如此，像一张布满补丁的网。中国实际的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也相当低，而且预期未来可能会更低。从农村流向城市的1亿多人口只享受极少的社会保障，或者根本没有被社会保障网络所覆盖。
（三）社会经济差异
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看，中国从一个最具平均主义倾向的国家变成了最不讲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型的获益者一直是人口中那些拥有较高收入、受过更好教育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但是，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大幅下降。在1990年，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受调查者在收入最高的1/3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与在收入最低的1/3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是接近的（一个是68%，一个是65%）。在2007年，在收入最高的1/3群体中，这个比例稍微上升至71%，但是在收入最低的1/3群体中，这个比例则急剧下降至42%。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中存在的这种差异是转型国家的典型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形非常相似。
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都提高了，但是中国转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这种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与不断扩大的城乡之间收入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各自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差异以及国企重组造成的城市失业人口的大幅增加有关。约翰·奈特和宋丽娜指出：“在采纳其改革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层将生产目标置于其他所有目标之上。当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平均主义总是处于下风。”[14]
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不均衡状况的增加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三个收入群体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提出的“你们对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满意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这种密切关系。他们的回答情况与有关生活满意度的答案在变化趋势方面很接近，在1990年时，三个群体的答案很接近，但是到了2007年则出现了分化，就收入最高的群体而言，其财务状况满意度是趋于上升的，而就收入最低的群体而言，其财务状况满意度则出现了急剧下降。
生活满意度不均衡状况的加剧也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其他福利，它还提供全民医疗）的萎缩。对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提出的“你会怎样描述你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很好，好，还好，不好，很不好？”这一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这一点。在1990年，回答“很好”或者“好”的被调查者在三个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都大约在56%左右，收入最高的群体与收入最低的群体之间只存在4个百分点的差异。但是到了2007年，这一差异扩大到了28个百分点，因为收入最高的1/3群体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而收入最低的1/3群体的健康状况则出现了恶化。这些不同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医疗服务市场化导致的医疗服务成本上升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点看起来是合理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经济重组削弱了原来的医疗体系，虽然医疗体系大部分还是由公共支出来支撑，但是它越来越依靠私人资金。虽然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就医价格过高而不能接受治疗，或者由于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
二、讨论
尽管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但过去20年，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所遵循的变化轨迹与中、东欧转型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一样——先下降，再有所恢复。而从整个转型期间来看，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升，甚至有所下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明显的大幅提升，而根据中国的人均消费在这一时期增长了4倍这一情况，人们原本期待其生活满意度会出现这种提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从一个根据生活满意度的分布情况来说最具平均主义倾向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了一个最不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在那些收入最低、受教育最少的群体中，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而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生活满意度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上升。
用于推导出以上结论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5个不同的调查机构所进行的6项调查，它们的调查结果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中国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发展历程与欧洲转型国家（尤其是曾经作为其效仿对象的前苏联）之间的相似性加强了这些调查结论的可信度。此外，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情况也是一致的，这些国家都受到全球经济兴衰的影响。有一种中肯的说法是，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停滞不前很容易让人们想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本开始经济起飞之后的情景，日本经济起飞时，其人均GDP水平最初是非常低的。[15]
也可以进一步地说，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是符合其历史背景的。那些决定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与欧洲转型国家中的决定因素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大量失业的出现和增加、社会保障网络的萎缩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尽管中国在发展生产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中国实现了快速增长，与之不同，欧洲转型国家则是先经历了经济的崩溃，然后再开始恢复），但中国没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这表明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有人可能会问，在人均GDP从一个很低的水平实现了显著提升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却没有实现提升，这怎么可能？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需要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对收入的对比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预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抵消掉收入增加的作用。这些结论与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的常见观点是一致的，即人们的预期会因为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这种预期的上升会削弱收入的增加本身带来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而且，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并非只有物质方面的东西。其他因素包括家庭生活以及维持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稳定的工作、健康、亲朋好友等。中国整体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出现上升趋势可能反映出这些因素的变化给生活满意度带来了负面影响，原民主德国的转型经历就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数据。
基于从时间维度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个普通的论断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但是超过某一个节点，这种效应会减少。要对这一点进行历史性的验证，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更理想的案例了，因为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过去20年从最初非常低的水平有了急剧的提升。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历程再次表明，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的横截面关系并不显著，而且将其作为说明实际历史历程的指标具有误导性，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
在政策领域，人们越来越关注主观幸福感，将其视为作为幸福指标的人均GDP的补充或者替代。除了中国，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更戏剧性的例子来检测这两种幸福衡量标准中的哪一种更重要。GDP衡量标准记录了物质生活环境在平均层面的大幅改善，然而生活满意度衡量标准表明，在普通民众中，特别是那些收入低、受教育少的群体中，随着对物质生活预期的急剧上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并且他们对如下重要事务的关注在增加：找到一份工作并保住它、确保获得可靠且支付得起的医疗、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显而易见，生活满意度是一个用来描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幸福感的更全面、更有意义的指标。
如果从中国以及更广泛的转型国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发展经历得出结论认为有利的做法是回到计划经济，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数据指明了政策方面的一项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就业、收入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修复社会保障网络而努力。这些努力将对中国民众、特别是那些最少收益群体未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三、材料和研究方法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源于5个不同调查机构的6项调查，涵盖了1990—2010年期间的不同时间段。大多数调查的提问针对的都是人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有一些调查是针对“幸福感”和“生活阶梯”这样大致类似的概念。这些问题在具体用语、特别是候选答案的数量上略有差异。因此，我们对这些调查逐个进行了分析，而不是把所有数据统合起来。这些调查数据通常是间断性的（只有两项调查包括每年的数据），因此我们集中研究的是20年来较长时间段里的变化。被调查对象的样本数量从1000人左右到5000多人不等，而大多数调查的调查人数都超过了2500人。
注释：
[1]Ronald Inglehart，Miguel Basanez，and Alejandro Moreno，Human Values and Beliefs.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Ann Arbor，MI: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1998.
[2]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载于《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第30—43页；《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3]Betsey Stevenson and Justin Wolfers，“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vol.39，2008，pp.1-87.
[4]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2；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3.
[5]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OECD Economic Surveys:China，2010；John Knight and Jinjun Xue，“How High is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Vol. 4，No.2，pp.91-107；Bjrn Gustafsson and Ding Sai，“Unemployment and the Rising Number of Non-Workers in Urban China-Causes and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in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Challenges to a Harmonious
Society，Edit. by Li Shi，Hiroshi Sato and Terry Sicul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6]Liu Shucheng，Wang Tongsan and Chen Jiagui edit.，The China Economy Yearbook: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Vol.5，2010.
[7]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8]David G.Blanchflower and Andrew J.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8，2004，pp.1359-1386；Andrew E.Clark，Yannis Georgellis and Peter Sanfey，“Scarring: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st unemployment”，Economica，Vol.68，2001，pp.221-241；Liliana Winkelmann and Rainer Winkelmann，“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Economica,Vol.65，1998，pp.1-15.
[9]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2;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3.
[10]Fang Cai，Albert Park and Yaohui Zhao，“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edit.by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Raws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World Bank，Chinas Modernizing Labor Market:Trend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2007.
[12]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OECD Economic Surveys:China，2010；Bjrn Gustafsson and Ding Sai，“Unemployment and the Rising Number of Non-Workers in Urban China-Causes and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in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Challenges to a Harmonious Society，Edit.by Li Shi，Hiroshi Sato and Terry Sicul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3] Richard A. Easterlin，Happiness，Growth，and the Life Cyc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World Bank，Chinas Modernizing Labor Market:Trend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2007.
[14]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5] Richard A.Easterlin and Onnicha Sawangfa，“Happiness and Growth:Does the Cross Section Predict Time Trends?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i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Edit.by Ed Diener，Daniel Kahneman and John Helliwe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66-216.
注：本文原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通常简称为PNAS)2012年3月号，是理查德·伊斯特林、罗布森·摩根、玛尔戈泽塔·史威特克、王飞(音译)合作撰写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