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会产生何种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在2010年多起校园血案接连发生后，《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崔宇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金字塔”型社会：强化阶层意识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经济学家赵海均曾提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过去的国企改制、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已经为中国制造了3亿以上的弱势群体，使中国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而是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构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对贫困群体较为庞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成为典型“社会病”的农村空巢和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有关。他回忆起，今年2月6号晚央视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不到六岁的贵州小孩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当晚舞台上见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与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让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时长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连续多年扩大，而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对媒体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人均消费比例来衡量，中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可能更加明显。
社会阶层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状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相比国家决策层将国内阶层按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低、扩中、控高”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则发展出了多种描述阶层分化的观点，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论”、李强教授的“四利益集团论”等等；而传播较广的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理论，则强调各阶层之间的非连续性，不仅在财产意义上，也在生活结构、消费、文化等各个意义上存在。这种“断裂”中潜藏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警告。
分配秩序紊乱：社会稳定受到冲击
江涌认为，资本与权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倾斜，使得“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而两种矛盾又相互加强，使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相比财产差距悬殊这一现象本身，分配秩序的紊乱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根源：“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有限，而以权谋私、投机钻营者、食利阶层等群体收入不合理畸高，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现象不可避免的导致‘拜金主义’、‘一夜暴富’、‘仇富’等扭曲的财富观重新抬头，严重冲击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是非观，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心态的失衡。”
除了观念冲击，还有实实在在的劳资纠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近期劳资争议案件中约30%是由于薪酬分配问题引发的。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收入偏低、增长缓慢，拖欠、克扣工资等现象，直接导致劳资纠纷数量大幅增加，一些恶性案件也由此而起。更不用提利益集团固化后形成的寻租、政策游说、买收代理人等行为，“不仅直接恶化了政治风气，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和仇视，将收入分配这一经济问题，逐渐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江涌认为，犯罪率是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尺度。对于已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警力，强化防卫，都只是治标之策，只有切实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才能杜绝“无缘无故的恨”。
“富二代”之忧：经济痼疾固化 不公代代传递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过去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转轨带来的，某种意义上有积极作用，比如对做出更多经济贡献的劳动者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给予更高的回报，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现在由制度不完善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比如公共资源的流失、寻租现象、腐败、钱权交易或者垄断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收入等行为，对经济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有学者认为，其他一些正在困扰中国的“经济病”也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息息相关。例如，经济学家徐滇庆就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要害在于贫富差距太大，8%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使得“1亿人买很多套房，剩下12亿人买不起房”。
而“富二代”一词似乎意味着人们对于阶层不仅“分化”而且“固化”的趋势更为敏感。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撰文称，前一段时间传说房子要征房产继承税，结果出现了爸爸用两岁儿子的名字买房子的案例；最近披露出来银行业竟然出现了“娃娃股东”，很多份额不算小的股东只有七八岁、十多岁。他认为，这意味着财富在代际内部已经提前进行转移了，“这样的转移，就是想让目前的阶层状态尽早固定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固定下来，甚至都想抗拒自然规律。”
既得利益者固化现有局面，并不意味着现有经济格局中的一切，包括经济增长率，都能毫发无损的“固化”下来。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会拖累经济发展，还会使得经济中现有的漏洞成为长期痼疾，进而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例如，低收入群体收入人数众多，其收入增长缓慢，也看不到增长的可能性，致使扩大内需成效甚微。而内需疲软，将迫使经济增长继续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外贸加工行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制约。
“这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大、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小的格局，又进一步固化了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即低素质劳动力比重过大，中高层劳动力比重明显偏小。”苏海南表示，消费疲软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循环的瓶颈，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生产、交换、分配等其他环节的正常发展。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有些可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环节直接得到解决，但也有一些必须到后面的经济社会体制深化改革环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建议，要专门研究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初次分配里，政府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解决掉，建立起劳资协商这种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律，“并不是政府干预就是去瞎插手，包括政府不该管的要放掉，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