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无疑当前最重要的话题。对第四季度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大家均抱以很高的期望。从我国中长期公平可持续出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公平正义；但从制度角度看，收入分配只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结果。调整收入分配改革，不仅需要缩小贫富差距，更需要打破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体制机制。
费雪说过，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如果更深入一些，收入是由一个权利带来的一连串事件。没有权利就没有事件的发生，也就没有收入的获得。因此，一个人获得一定的收入，基础是他拥有一定的权利。比如在拥有交易权利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劳动的付出获得劳动收入。再比如，在拥有基本生存权的情况下，他可以获得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一定的权利带来一定的收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深刻反映了权利的差距过大。
例如，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上，当前我国最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差距，而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换言之，政府占有的资源过多。不少专家提出要控制政府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趋势却难以奏效，关键在于政府拥有的权利过大，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受约束。比如，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国有资产，而且并没有使之真正体现公共性，其权利过大，这是造成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根源。相对于社会主体（企业与个人）的权利过大，而且政府拥有公权力，合法地干预企业与个人的正当权利，这必然加大 政府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行政性的限购、限行，直接损害了商品的价值，也损害了商品拥有者获得收入的能力（如财产性收入）。
再例如，即便在个人收入差距中，最重要的根源也在于权利的不平等。我国基尼系数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差距保持在3：1以上已经有很长时间。究其根源，农村居民相当多的权利没有得到认可与保障。以住房为例，城镇居民拥有住房的完全产权，可以抵押、质押、出租与出售；而农民对自己的宅基地及其住房，则缺乏完全产权，难以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进城打工，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权利；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与户籍居民差距更大。
权利的不公平，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从这个角度看，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无论是初步分配还是再分配，重要的不是结果的公平，而是权利的公平。从中国历史看，不缺“均贫富”的思想，但均贫富与贫富分化周而复始地出现并与王朝更迭交织在一起，根源在于只均贫富而不均权利。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整思路，短期内有可能缩小差距，但中长期内差距又不可避免地拉大。
因此，应该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均权利的上，在均权利的基础上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目标。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还是打破垄断，或者加大二次分配力度，都要时刻把权利均等化作为一个目标导向。而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约束政府自身权利。这是我对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