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管理与网络建设
公共外交要求，中国智库必须建立庞大的国际性网络，以利于我外交理念的宣传、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中国话语的推广。但纵观当前中国智库的对外交往，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一是外国来访者更多，但走出去相对较少；二是外国来访者数量上升很快，但多为一次性拜访，回头客相对较少；三是与外国的机构性联系正快速增加，但能形成伙伴关系并开展真正合作的并不多。这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智库积极参与和开展公共外交的要求。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智库多具备行政级别，因此其主要领导出国往往存在诸多限制，特别是地方省市为便于管理实施“一刀切”，基本不考虑学术交流的特殊性，这很大程度上导致“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严重失衡；有的智库由于能力限制或其他原因，对外交往更注重形式，追求对外交流的数量而非质量，往往导致外国来访者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使对外交流不具可持续性；还有的智库囿于各种规定，对对外交流存在畏惧和防范心理，不敢也不愿与外国机构进行深入交流并形成机制性合作。
中国智库克服上述挑战，切实开展公共外交，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使自身在其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性网络。换句话说，是要切实提升自身的关系管理和网络建设能力。这种关系管理和网络建设的目的，较为低级的是使中国智库参与到既有的智库和公共外交的国际性网络之中，更高层次的目的是以自身为中心或至少中心之一而建立起一个知识或认知共同体。这样，在围绕特定议题开展公共外交时，相关智库便能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并能确保动员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力量形成一个“倡导共同体”。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自2004年起便承担有关涉台外交的四个“二轨”会议中的3.5个，据此建立起一个庞大同时相对集中的涉台外交的国际学术共同体，为涉台公共外交贡献了重要力量。
关系管理和网络建设的前提是智库本身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特色，而这又需要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同样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为例，尽管拥有很高国际知名度，但该院仍自2008年起启动了重要的改革，即依据议题改革机构设置，从而引领了国内智库发展并最快地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在这一改革基础上，上海国研院又于2012年启动新一轮改革，强调智库的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这一努力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可和重要批示。目前，该院在诸多议题领域上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特别是成为国际智库网络（council of councils）的核心成员。
话语设定与道德权威
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更多只是个经济现象；换句话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崛起是不平衡的，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安全、思想文化等领域，中国仍尚未崛起或正在崛起之中。如何推动中国的全方位和全领域崛起，就需要中国智库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设定能力和道德权威地位。
类似地，中国智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也算不上好。相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诋毁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中国智库的回应却远非有力和有效，有的回应甚至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以中非关系为例，尽管事实上这一关系发展很好且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欢迎，但在西方甚至在某些非洲国家，中非关系的形象却相对糟糕。尽管中国学者也有诸多“正名”努力，但总体上是被动的、反应式的和防御性的。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这也正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话语设定和道德权威方面的作用不够充分，还表现为研究的独创性和前瞻性不足，跟风现象严重。一是跟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风，二是跟国内的内、一拥而上。如近年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国内为数不少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同样，金砖国家的发展也见证了一批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所）的诞生；随着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期限临近，预期明后年也会出现一批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国智库要促进中国的话语设定能力，提高中国的道德权威，就必须前瞻性、独创性地研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自2011年起便组织专门力量研究2015年后发展议程，目前已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组织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甚至还派人参加了2013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相关特别讨论。正因如此，该院目前在该议题上已具备了较高国际声誉，必将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和道德权威作出贡献。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并日益朝向“中国梦”迈进，中国迫切需要设定以我为主的但同时也具备重要普遍性的话语，确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道德权威。这就要求中国智库不能被动地应对短期性的国际议题或跟着国际舆论走，而应主动设定研究议程特别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议程，同时前瞻性地研究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国际性议程，使中国声音在特定议程的讨论之初便得以融入，从而避免目前较为普遍地存在的“前期参与不足、后期反对有余”的尴尬局面。
民间交往与形象塑造
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与其他国家的民间社会交往，进而推动一国国家形象的改善和提升。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智库在推动中外民间交往方面的表现也远远落后。总体而言，中国智库的交流对象多为外国的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特别是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相对很少；同时，中国智库的研究人员由于经费、机会及研究方法等的限制，很少如同西方智库研究人员那样在其他国家做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进而也缺乏与基层草根民众接触的机会，其民间交往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例如，一家由约近400家非洲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联盟的总裁亲口告诉我，他们非常希望与中国智库建立联系，不只是简单地交流相关信息，而是开展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如联合研究、联合会议、共同提出政策立场或倡导特定政策立场等，但却苦于没有渠道。这或许是大多数外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考虑到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其国内甚至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力，这理应是中国智库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还需要指出另一问题，即中国智库的研究人员的态度和素质问题。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的发展历程，智库研究人员和学者往往心气很高，不仅“文人相轻”，甚至是“文人轻所有人”。这使中国的智库研究人员和学者在与其他国家的民间力量和草根阶层交往时往往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这一方面与中国外交一贯宣扬的平等思想相背，另一方面也引起对方的反感。这也导致了另一现象，即不少中国智库研究人员和学者在获得了相对较长的实地研究机会时，不是将其当作深入研究和交流的机会，而是将其当作旅游的机会。尽管这是少数，但其影响却可能相当严重。
因此，中国智库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必须相当重视民间交往。具体措施可包括：一是想方设法与外国的建设性的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机制性和长期性的联系甚至合作关系，使其可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贡献力量；二是如何推动中国自身的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成为中外公民社会交往的建设性桥梁和有力智力支撑；三是提升自身研究人员的素质，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其切实能与外国草根民众进行有益的互动和交往。
技术利用与智库升级
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中国智库公共外交的手段其实还大有开发余地，那就是如何更为有效地使用各种技术手段，促进智库的“虚拟”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外交。
可以认为，中国智库在各种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上的很多智库，特别是美欧的智库。首先，很多智库的网站建设甚至连基本的美观都做不到，更别说有多少非常实际的内容和相对来说及时的更新。其次，如果说大多数外国人不能有效阅读中文网站的话，那么很多中国智库的英文网站就更差，估计不会让太多外国人有兴趣保持天天看或周周看；更别说针对潜在读者可能使用苹果或其他系统软件而对文件格式做相应的调整。第三，即使是那些英文网站相对不错、更新也算及时的智库，其内容布局、便捷程度和美观程度也仍有待提高，特别是缺少诸多国际网络上相当流行的插件，如脸谱（Fackbook）、推特（Twitter）、链入（LinkedIn）、rss-feeds等，当然其中文网站也不太会有诸如人人网、微博或微信之类的插件，尽管这对智库自身的推广是很重要的。最后，大多数中国智库的中英文网站都缺乏各种多媒体或形象性的内容，而这种直观要素对于一家智库的形象同样非常重要。
因此，当谈及中国智库参与和开展公共外交时，中国智库的自身能力建设仍有着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根本性和重大地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交往能力外，“虚拟的”智库建设也相当重要。换句话说，“虚拟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实际的公共外交，同时其成本却可能更低、覆盖面可能更广、效果可能更佳。首先，几乎所有中国智库都需要重大地改善自身的网站建设，使之不仅要内容充实，更要以读者为本，便于读者阅读和进一步传播；其次，尽管中国智库现在普遍开始重视在各种公众媒体露面，但这种露面与智库本身的联系并不直观，因此应思考如何建立媒体与智库的合作机制，特别是与外国媒体的合作机制；第三，中国智库还需要借鉴目前在西方普遍运用的网络动员手段，建立自身的国际粉丝团，从而拓展自身的影响力，实现智库的实际和虚拟的同步“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