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引发的矛盾问题已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收入分配改革本身，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生态全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深圳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上谈到收入分配改革时表示。
正因为如此，在谈到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改时，首先要认识到的是由此引发的矛盾。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矛盾与过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这几年农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突出问题，高收入增长速度比低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多种因素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尽管这些年城乡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是认同感并没有增加，甚至部分群体认同感在下降。
在这些矛盾问题的背景下讨论收入分配改革，一些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随之调整。迟福林认为，过去说发展和总量的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现在仅仅做大GDP、做大总量就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
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严重不足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基础性问题。
而公平与效率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是更注重公平不公平，而是社会公平能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成为效率的制约因素。
首先，公共财政的支出大有空间。他说，近年来我国用于民生的总量明显增加，但和一般中等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相比，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严重偏低。
其次，减少行政成本，用于社会支出的空间也很大。他举例说，从1986年到2005年，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23倍，但同期人均GDP只增长了14倍。目前，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大概在18%~20%，美国最高不到10%，日本不到3%。
同时，国有资本配置战略方向上是否也可以作出一些约束性指标和调整？迟福林表示，在公共产品短缺、老百姓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有资本是否需要从大局出发，把重点逐步配置到公共产品领域，比如保障性住房投入？这样的战略性调整既能够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也能够给社会资本腾出空间。
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建设也很关键。迟福林认为，这就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具体做法，一是全面推进政府的预算公开；二是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全民的财产公开制度。尽快实现官员个人家庭财产从内部申报转向社会公开，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新提拔的官员，新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率先实现公开。在现在情况下，3~5年将财产公开覆盖全部官员，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覆盖全民的财产申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