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一般都非常谨慎，极少跟出名有关，但近来却因为错误的原因而频繁见诸报端。最近发生的两起东道国逮捕外交官的案件让人们开始关注上述官员通常以何种理由及限度享有当地法律豁免权。
首先要提的是俄罗斯驻海牙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德米特里·鲍罗廷，他于去年10月的一个深夜被捕，因为邻居向荷兰警方举报称鲍罗廷在醉酒状态下殴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他在寓所被拷上手铐，带回警察局。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不能依据东道国法律对外交官提起诉讼。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要求荷兰政府就无视鲍罗廷的外交豁免权做出正式道歉。蛊惑人心的俄罗斯政客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呼吁其追随者砸碎荷兰驻莫斯科使馆的玻璃窗。一周后，一名驻莫斯科的荷兰外交官在家中遭到武装暴徒的殴打（没有证据证明这两起案件有关）。
上述事件的时机非常尴尬，恰恰发生在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准备出访俄罗斯庆祝所谓“荷兰—俄罗斯年”两国友好关系之前。荷兰外交大臣为本国警方的行为向俄罗斯正式道歉，而且鲍罗廷则被召回莫斯科。
之后，在12月，纽约警方以在美给付佣人薪水低于美国最低工资、并伪造该佣人签证申请为由逮捕了印度领馆官员科巴拉加德。领馆官员并不享有与高级外交官同等的豁免权，因此虽然手段（比方说对科巴拉加德进行脱衣搜查）可能有越轨之嫌，但警方并未越权行事。
但印度的反应远比俄罗斯更为强烈。此事遭到媒体的愤怒声讨并要求道歉。印度举行示威游行。美国外交官被剥夺了按惯例应有的特权。印度威胁要逮捕同性恋美国外交官，因为印度法律将同性恋视为犯罪。
所有这些行为似乎都过分而且幼稚。但因为外交官是国家在国外的官方代表，他们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自己的个性。他们就如国旗般神圣：侮辱他们就是侮辱这个“民族”。而且在涉及维护国家“颜面”的问题上，俄罗斯和印度或许比许多国家都要坚决；俄国一直感觉被西欧列强看不起，而印度则仍然无法放下殖民年代所受的屈辱。
印度时报一位作者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可悲的现实是印度现在在国外被看做一个三流的香蕉共和国”。这句话正确与否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很多印度人，尤其是德里精英们相信这句话。纽约警察的行为恰恰触动了他们内心最深的恐惧。
这两起外交事件的有趣之处是可以借此了解新的俄国和印度精英。外交官始终代表自己国家的颜面，但他们自己却发生了变化。
过去，外交官实际代表的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皇家宫廷（多数君主制国家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成立）。因此欧洲外交官大都是贵族出身，彼此交流时都讲法语。
外交事件往往牵涉到国王和王后的相对地位。十八世纪末曾发生过一次著名事件，即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英国使团出访中国宫廷。马戛尔尼拒绝按皇家礼仪向中国皇帝跪叩，因为他在自己君主面前无需遵守这样的礼仪。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为了“保存颜面”：中国皇帝要求进贡，而英国勋爵则坚持英国国王的平等地位。这次出使因此以失败告终。
外交官得到当地诉讼豁免权是另一次事件的直接结果，这次事件发生在近一个世纪前，事关彼得大帝驻伦敦代表俄国贵族安德烈·马特维耶夫的被捕。马特维耶夫遭到向其勒索钱财法警的拘留和粗暴对待。俄国人强烈抗议，英国也为此道歉。英国议会因此颁布了保护外交官今后免遭类似对待的全新法案。
鲍罗廷和科巴拉加德均非贵族。实际情况甚至相去甚远。他们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用民主来形容这个时代，就连今天的俄国也实行软性独裁。或许鲍罗廷只是享受了一个难得的外出夜晚，或许他通常很有节制。但其残暴行为或许在苏联解体后积累了大量金钱和权力的俄罗斯新贵一族中并不罕见。
科巴拉加德的案例则更加有趣。她出身于不可靠近的“贱民”种姓，以前除扫地外绝不可能与精英有任何接触。印度独立后，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来改善贱民“地位”，而这项政策恰恰惠及了这位副总领事。她是印度新精英阶层的一员，这些人越来越富裕、越来越骄傲地代表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如果科巴拉加德一贯克扣佣人薪水的指控确有其事，这表明她在多大程度上保有着原有阶层的习惯。在印度有关美国人损害印度自尊的所有抗议活动中，仅有少数几次提到了出身贫困阶层人士的习惯性剥削。像政治家一样，一个国家的民众往往会拥有他们应得的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