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的一百周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大约2000万人的生命，摧毁了一整代欧洲青年，也根本性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国际秩序。
事实上，一战不但摧毁了无数生命，也摧毁了三个欧洲帝国——日耳曼、奥匈和沙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可以算边缘的第四个。在这场大战前，全球实力平衡的中心在欧洲；之后，美国和日本崛起成为新超级大国。大战还带来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酝酿了法西斯，也加剧和扩大了困扰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
如此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大战爆发没多久，德国总理贝特曼-赫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在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时说：“哦，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也许出于自我开脱的目的，他认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类似地，英国首相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指出他“认为没有人类能够事先阻止它的发生。”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在饶有兴味的新书《结束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中，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指出，“将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一个世纪前的德英关系作对比引人入胜、使人警醒。”在做了类似的比较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做出的结论是“1914年和现在最令人警惕的相似之处是自满。”一些政治家，如芝加哥大学的梅尔西梅尔（John Mearsheimer）指出“坦率地说就是，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但历史相似性尽管有益于预防，但若揭示出某种历史必然性也是危险的。一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由此造成的英国的担心让大战可能性增加了。但同样增加了大战可能性的还有德国对沙俄实力增加的恐慌性反应以及包括人为失误在内的其他诸多因素。但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总差距比1914年的德国和英国更大。
从1914年汲取教训需要解构许多关于一战的神话。比如，说一战是德国故意引发的预防性战争是错误的，有证据证明德国精英并不这么认为。说一战纯粹是意外战争也是错误的：奥地利有战争意图，为的是阻止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战争的长度和深度都被错误估计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这是意外战争。
还有人说，一战是由失控的欧洲军备竞赛引起的。但海军军备竞赛在1912年就以英国的胜利告终了。尽管当时在欧洲也存在关于军队力量日益增加的担忧，但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直接产物仍是错误的。
当今世界与1914年存在诸多重要不同。其中之一是核武器就相当于政治领袖手上的水晶球，透过它可以看到战争升级后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片焦土。也许如果皇帝、凯撒和沙皇也有水晶球，并且看到了1918年将是帝国末日，他们将失去皇位，那么他们在1914年就会更加谨慎。毫无疑问，水晶球效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形成了重要影响。对今天的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也是如此。
另一个不同是如今的战争意识形态要弱得多。1914年，战争确实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致命观点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而被强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战争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就像夏季风暴一样能“让空气清新”。丘吉尔在《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中写道：
“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国对物质繁荣还不满足，热衷于内部和外部争吵。因宗教衰落而高涨的国民热情正在几乎每一篇土地下面猛烈地燃烧着，只不过火苗被掩盖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世界想吃点苦头。显然各地的男人们都渴望冒险。”
诚然，如今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日益高涨，而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后发动了两场战争。但中美都不是好斗国家，也不会满足于有限战争。中国志在扩大地区影响，而美国在该地区拥有盟友并作出了防务承诺。误算的可能永远存在，但其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选择来最小化。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比如能源、气候变化和金融稳定——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合作动机。
此外，1914年的德国给英国造成了极大压力（并在工业优势方面超越了英国），而如今美国在总体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仍领先中国数十年。太冒险的政策将毁掉中国所取得的国内外进展。
换句话说，今天的美国比一百年前的英国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与崛起新势力的关系。太多恐慌将演变为自我实现。美国和中国能否管理好它们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一问题将由人为选择决定，而不是由亘古不变的历史法则决定。
在从1914年汲取教训的同时也要警惕历史相似论，特别是在这引起不可避免论时。战争永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认定其不可避免可能成为战争爆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