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7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到2011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很多新兴大都市。比如，30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城镇。如今深圳人口已超过1亿。中国其他地区城市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上海前任市长韩正曾把上海的扩张比作街边小贩卖的摊大饼，面糊逐渐摊开，饼也越来越大。
新建居民区是城市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新兴社区甚至包括有数千套住宅。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住房商品化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诞生。
20世纪90年代，多数城市居民还住在单位提供的房子里。但如今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变。毛泽东时代的城市住房已被拆除，数百万居民不得不加入买房大军，亦或是拆迁的补贴性住房，又或是拿着新赚的钱进入自由市场。
这些购房者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尽管目前对这个群体的规模说法不一，但多数评论者都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
中产阶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一种基于社会繁荣和稳定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国家允许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财富，很多人选择投资房地产，国家则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这种状态使城市中产阶级获得巨大收益，因此，他们多数都支持现行政策。国家也支持中产阶级发展，从而拉动消费，并将其作为自身和贫困阶层之间的缓冲带。
同时，学者李成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拥有“政治潜力”。他指出，中产阶级对“维权”活动的参与度要高于其他群体，更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而且对官员违法行为的容忍限度更低。
中产阶级拥有更好的资源，如关系、互联网、稳定的收入等，基于这些因素，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持久战中他们处于有利的位置。涉及中产阶级的纠纷多数与房产有关，包括威胁或可能威胁其生活质量、其居住环境的破坏性（有时甚至是非法的）改变。
近年来，相关的维权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城市化进程加快给电信、垃圾处理厂等各种基础设施都造成巨大压力，因此设施的新建被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努力进行招商引资，但有时会引进污染型企业，这些企业则与房地产商争夺宝贵的城市用地。最终，可能导致污染的项目会建在那些标榜环境清洁的居民区旁，厦门反对PX项目游行便是其中一例。
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也是较为突出的维权表现。城市化造成垃圾大量增长，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300多座焚烧炉。反对者指出，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等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另外，还可能影响周边地区的房价。环境律师张晶晶指出：“人们开始思考，这个我花掉所有积蓄买的房子隐含着什么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垃圾焚烧项目规划，或是其他危害健康和损害经济利益的不受欢迎的项目，都破坏了繁荣稳定的社会契约。如今人们不再隐藏不满情绪或将其归于社会契约，而是大声表达出来。
例如，很多反对项目选址的维权活动都聚焦在了一个问题上，即业主在相关决策中是否有权参与，有多大的参与权？2002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公众有权参与其中，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除此之外，居民还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
这些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人们要求的参与权和透明度超过了法律限定。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在这些项目中拥有发言权。
这些不满情绪能否转变为政治变革还没有定论。在维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允许公众参与且提高其工作透明度。同时，中产阶级也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这一原则。
中国的官员可能会像之前的美国同僚一样，将污染型项目设立在不会或是无力反抗的社区以控制反对声音。这样的决策也许能符合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