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期间，90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休战”为谈判赢得了时间。但特朗普总统随后宣称自己是“关税人”，习特晚宴协议的歧义性也引起了市场动荡。中国增加购买大豆或天然气或许能缓解美国双边贸易逆差的一些政治问题，但它对解决中美关系的实际问题无济于事。中美关系实际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即将进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贸易谈判，美方主持谈判的将是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一些分析人士把目前的僵局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的特殊人格，但它其实有更深的根源。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特朗普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大步增长和减贫，但它的政治和经济开放程度却令人失望。中国还为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并利用商业间谍和强制性措施迫使外国企业转让它们的知识产权。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特朗普强调双边贸易逆差是错的，但很多人也赞成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所使用的手段的抱怨。而且，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实力和南海人工岛项目也增添了安全担忧，中方拒绝接受海洋法法庭2016年的裁决也有害无益。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副总统迈克·彭斯10月初的严厉讲话意味着我们目睹的不是一场贸易争端，而是一场新冷战。另一些人走得更远，在他们眼里这是“修昔底德陷阱”，是老牌霸主对一个崛起的挑战者开战。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咎于雅典力量的崛起和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分析人士还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国的崛起造成了霸主英国的恐惧。但历史类比有可能产生误导。德国的工业生产到1900年已经超过英国，而中国今天的经济（按美元计）只及美国的60%。而且，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几乎没有贸易或社会联系不同，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有3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每年有300万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
人们有时会忘记，修昔底德的著名解释包括“崛起”和“恐惧”两个部分，而人们往往只关注前者。正如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能阻止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这样做会伤害到我们所有人。但是，我们可以塑造中国崛起的政治环境，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屈服于时而流行于华盛顿的无谓的歇斯底里来应对恐惧。
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和资产来应付中国力量的崛起。亚洲也存在着天然的平衡力量，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都无意让中国来主导它们。如果美国屈服于修昔底德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会成为具有破坏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幸，民调显示美国公众还没把中国当成另一个苏联。最近的皮尤调查显示，38%的公众对中国有好感，只略低于2017年贸易战开始时的44%（以及2012年大选时的40%）。接下来的90天中国将面临艰难的讨价还价，被迫改变它的某些惯常贸易做法，但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言论说辞不会让我们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恐惧”的一面。
中国并不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但就其软实力而言，它的意识形态影响有限，同时它还远远不是一个全球军事大国。中国加强了在周边地区的军事能力，但它无法把我们从西太平洋赶出去，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存在。“第一岛链”的最大部分是日本，日本为五万美军驻扎在当地支付着费用。美国手里还有更好的牌，我们没有必要屈服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屈服于歇斯底里是错误的。中美两国都面临着跨国挑战，这种挑战如果没有对方合作是无法解决的。即使经济全球化放缓了，环境的全球化也会增加。物理定律是不受政治约束的。古希腊人不必担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而随着边境在毒品、传染病、恐怖主义等一切面前越来越漏洞百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应对这些威胁就将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美中关系看成一种“合作竞争”，而不应该是冷战的复活。我们应为艰难的讨价还价做好准备，但美国在国家安全的某些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而不仅是压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