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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人手提升到人脑

笔者本系列在不断陈述的一个论点,人口变化的趋势作为国家长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上,人先是“人口”,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能成为 “人手”;要是制度和技术对头,才可能上升为“人脑”。如何提升人的素质,从口到手到脑的创新,是这里要谈的第三个问题。

参加环球竞争及合作,形式尽管翻新,结构却没大变,各国按其禀赋的主要生产要素来划分,都在扮演三种角色之一:或贡献自然资源、或贡献劳动力,或贡献资本(技术)。很明显,中国、印度等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力,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非洲诸国贡献的主要为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则主要贡献资本(技术)。非洲多的是人口,因人脑短缺而转换不成人手,故乏善可陈。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身兼两任,人为的优越制度下自然的丰富资源价值就倍增。同为经济强国,日本和美国以人脑见长,发展前景却很不一样:美国既有纵深的内需市场,又能广揽人才,制度建设也有弹性,一直以来进退裕如;日本则不然,资源匮乏,人则高度同质,一旦受挫就容易陷于困顿。

中国的禀赋要素具有优势的是人力,参与世界市场的主要贡献当然也在劳动力。怎样善待自己优秀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培训国民技能,诱发其创造力,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登堂入室,不断攀升,以期臻于至境。

一个小例子就能帮助理解,从人手向人脑的提升,价值有多大。苹果电脑的iPhone 最新的 4S款, 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10月20日)报道,批发价为649美元,成本合计196美元,其中各种零配件加总为188美元,组装人工仅为8美元。iPhone4S 几乎全在大陆组装,获利几何?当苹果电脑跃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时,富士康在大陆雇用了百万名员工为其代工组装,股票竟节节下挫到低谷,惨不忍睹。须知富士康不但是全球第一大的代工企业,其精细管理的能力和成本管控的严格也已经在世界一流的水平。

不妨来看看台湾的情况,那里的发展比大陆先行了一步,演化轨迹十至十五年后很可能会在大陆的大都市区重演。2010年台湾妇女的TFR下降到了惊人的0.9,和港澳一起,是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最低的。眼下两千三百万人口在五十年间将缩减为一千九百万。更要命的是,台湾的“老年指数”(即前文里的A/C, 64岁以上的人口除以15岁以下的人口)将有惊人的上升:2050年台湾的老年指数将为4.13,比那时日本的3.39还要高出一大截。明白这一层道理,你或许就不难推断台湾市面和房价长期趋势了。

这说明了,仅靠人手的勤奋拼搏,在环球竞争里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有时连“温饱”都难求。更何况国内人口急剧变化,在“4+2+1”的结构里,把4+2个口的负担加诸1双手上,显然断不可行。换言之,要度过人口急剧变化引起的倒金字塔年龄结构的难关,只有从教育着手,大幅提高生产力,在把劳动者从人手有效提升为人脑上谋出路。教育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对教育投资虽说回报很高(一般认为可达到4-9倍),却从未变成过真正盈利的生意。而且在机会和资源的重新平衡上,教育又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杠杆,因此,主导教育的经营职责该由政府来承担。

现代国家培育人才的体系需要多轨配套,既要有系统地培养一般学童正常的技能和健全的心志,建立起他们在智性和个性上真正有价值的基础架构,成为社会有工作能力及责任感的公民。同时,又要多方创设环境,让具有天赋潜质的儿童有机会把内在的原创力喷涌出来,引领社会发展。

我们现有的升学考试制度,从“科举考试” 演化而来的,说来吊诡,是所有现代组织里人员甄别和擢拔和更替的蓝本。科考实在是汉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世所称道,比“四大发明”毫不逊色。它曾帮助欧美各国建立起文官制度,为近代国家摆脱王公贵族的挟持走向公器奠定了基础。不过,这种考试制度像一柄双刃剑,也把人才擢拔集权化,遏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竞争,大为削弱了社会与时俱进地响应多元变化的能力。它的最大弊端,是以评选公平的名义阉割掉了考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国内整个高中的学习都在围着考题转,考生在高三得花整整一年时间全力地反复模拟,还没算上高二在应试上耗费的时间精力,而磨练的全是熟练和技巧,谈不上对知识的深度探索和创造性运用,不能不说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极大浪费。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在坚持公平的统考形式下,谋求改革擢拔人才的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别开生面地创立新渠道,让具有创新潜质的个人得以不拘一格不受羁绊地脱颖而出。

除了积极调整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政策,中国还应该努力达成以下目标:

首先,大规模展开对流动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包括学杂费+薪资方面的津贴。并向雇主和地方机构提供激励,促其配合。工作技能的培训课程要务实,旨在增加流动劳力的市场选择和竞争力(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不妨借鉴德国等国家的);

其次,尽早取消“户籍”对学童的歧视,即使整个户籍管理的改革有待时日;

第三,大幅增加农村地区的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补助,并免费提供健康保证的餐宿等;

第四,大规模开办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对劳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以适应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就业状况。徒然扩增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规模(过去十几年扩大了六倍)对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的补益不大。

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能青出于蓝,在内容上做了大幅调整,以适应市场机制和多元价值。细看美国的教育体制,通过各种互补的擢拔机制,实质上是个精英筛选的过程,富有活力和弹性,提供了充沛的机会,让真正有创新精神和潜力的年轻人能够出头。决胜市场博弈的顶级“人脑”,那些有历史眼光、终极关怀、专业训练,又善于学习应变、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的复合人才,平心而论,在中国是相当缺乏的(尽管哪个国家都不嫌多)。这类专家并不需要极高的天分,可遇而且可求,是通过延揽和培训就能造就的。

从长程看,拥有一群顶级人才,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一较长短,需要制度化的支持。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吏治”。建立良好的环境,来开发和保有这类“人脑”的尽心尽力的服务:以充分信任、考核激励到位,来诱发其创造力。为此,要尽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区分“官”、“僚”、“吏”的不同有序通道,形成各自的积极预期。无论大行政结构、大国有企业、大银行等的主管,大学校长、重要研究和机构的主任等骨干人才,“吏治”现代化极为重要。这类“僚”和“吏”,即所谓的“事务官”,只有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奖酬后,才会把专业生涯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确实需要他们的毕生投入,而不再心神不定地老想和“政务官”攀比,仅仅把目前的工作看成进阶升官的跳板。只有这方面的制度激励安排妥帖之后,执政的效率才谈得上现代化的彻底转型。

为此,需要全面资助留学生,直接向先进国家等大规模派遣公费学生,着重学习(美国等)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尤其是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技术和经验。这些软技术是无法通过惯常的渠道进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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