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系列在不断陈述的一个论点，人口变化的趋势作为国家长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上，人先是“人口”，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能成为 “人手”；要是制度和技术对头，才可能上升为“人脑”。如何提升人的素质，从口到手到脑的创新，是这里要谈的第三个问题。
参加环球竞争及合作，形式尽管翻新，结构却没大变，各国按其禀赋的主要生产要素来划分，都在扮演三种角色之一：或贡献自然资源、或贡献劳动力，或贡献资本（技术）。很明显，中国、印度等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力，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非洲诸国贡献的主要为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则主要贡献资本（技术）。非洲多的是人口，因人脑短缺而转换不成人手，故乏善可陈。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身兼两任，人为的优越制度下自然的丰富资源价值就倍增。同为经济强国，日本和美国以人脑见长，发展前景却很不一样：美国既有纵深的内需市场，又能广揽人才，制度建设也有弹性，一直以来进退裕如；日本则不然，资源匮乏，人则高度同质，一旦受挫就容易陷于困顿。
中国的禀赋要素具有优势的是人力，参与世界市场的主要贡献当然也在劳动力。怎样善待自己优秀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培训国民技能，诱发其创造力，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登堂入室，不断攀升，以期臻于至境。
一个小例子就能帮助理解，从人手向人脑的提升，价值有多大。苹果电脑的iPhone 最新的 4S款， 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10月20日）报道，批发价为649美元，成本合计196美元，其中各种零配件加总为188美元，组装人工仅为8美元。iPhone4S 几乎全在大陆组装，获利几何？当苹果电脑跃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时，富士康在大陆雇用了百万名员工为其代工组装，股票竟节节下挫到低谷，惨不忍睹。须知富士康不但是全球第一大的代工企业，其精细管理的能力和成本管控的严格也已经在世界一流的水平。
不妨来看看台湾的情况，那里的发展比大陆先行了一步，演化轨迹十至十五年后很可能会在大陆的大都市区重演。2010年台湾妇女的TFR下降到了惊人的0.9，和港澳一起，是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最低的。眼下两千三百万人口在五十年间将缩减为一千九百万。更要命的是，台湾的“老年指数”（即前文里的A/C， 64岁以上的人口除以15岁以下的人口）将有惊人的上升：2050年台湾的老年指数将为4.13，比那时日本的3.39还要高出一大截。明白这一层道理，你或许就不难推断台湾市面和房价长期趋势了。
这说明了，仅靠人手的勤奋拼搏，在环球竞争里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有时连“温饱”都难求。更何况国内人口急剧变化，在“4+2+1”的结构里，把4+2个口的负担加诸1双手上，显然断不可行。换言之，要度过人口急剧变化引起的倒金字塔年龄结构的难关，只有从教育着手，大幅提高生产力，在把劳动者从人手有效提升为人脑上谋出路。教育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对教育投资虽说回报很高（一般认为可达到4-9倍），却从未变成过真正盈利的生意。而且在机会和资源的重新平衡上，教育又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杠杆，因此，主导教育的经营职责该由政府来承担。
现代国家培育人才的体系需要多轨配套，既要有系统地培养一般学童正常的技能和健全的心志，建立起他们在智性和个性上真正有价值的基础架构，成为社会有工作能力及责任感的公民。同时，又要多方创设环境，让具有天赋潜质的儿童有机会把内在的原创力喷涌出来，引领社会发展。
我们现有的升学考试制度，从“科举考试” 演化而来的，说来吊诡，是所有现代组织里人员甄别和擢拔和更替的蓝本。科考实在是汉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世所称道，比“四大发明”毫不逊色。它曾帮助欧美各国建立起文官制度，为近代国家摆脱王公贵族的挟持走向公器奠定了基础。不过，这种考试制度像一柄双刃剑，也把人才擢拔集权化，遏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竞争，大为削弱了社会与时俱进地响应多元变化的能力。它的最大弊端，是以评选公平的名义阉割掉了考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国内整个高中的学习都在围着考题转，考生在高三得花整整一年时间全力地反复模拟，还没算上高二在应试上耗费的时间精力，而磨练的全是熟练和技巧，谈不上对知识的深度探索和创造性运用，不能不说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极大浪费。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在坚持公平的统考形式下，谋求改革擢拔人才的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别开生面地创立新渠道，让具有创新潜质的个人得以不拘一格不受羁绊地脱颖而出。
除了积极调整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政策，中国还应该努力达成以下目标：
首先，大规模展开对流动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包括学杂费+薪资方面的津贴。并向雇主和地方机构提供激励，促其配合。工作技能的培训课程要务实，旨在增加流动劳力的市场选择和竞争力（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不妨借鉴德国等国家的）；
其次，尽早取消“户籍”对学童的歧视，即使整个户籍管理的改革有待时日；
第三，大幅增加农村地区的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补助，并免费提供健康保证的餐宿等；
第四，大规模开办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对劳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以适应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就业状况。徒然扩增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规模（过去十几年扩大了六倍）对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的补益不大。
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能青出于蓝，在内容上做了大幅调整，以适应市场机制和多元价值。细看美国的教育体制，通过各种互补的擢拔机制，实质上是个精英筛选的过程，富有活力和弹性，提供了充沛的机会，让真正有创新精神和潜力的年轻人能够出头。决胜市场博弈的顶级“人脑”，那些有历史眼光、终极关怀、专业训练，又善于学习应变、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的复合人才，平心而论，在中国是相当缺乏的（尽管哪个国家都不嫌多）。这类专家并不需要极高的天分，可遇而且可求，是通过延揽和培训就能造就的。
从长程看，拥有一群顶级人才，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一较长短，需要制度化的支持。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吏治”。建立良好的环境，来开发和保有这类“人脑”的尽心尽力的服务：以充分信任、考核激励到位，来诱发其创造力。为此，要尽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区分“官”、“僚”、“吏”的不同有序通道，形成各自的积极预期。无论大行政结构、大国有企业、大银行等的主管，大学校长、重要研究和机构的主任等骨干人才，“吏治”现代化极为重要。这类“僚”和“吏”，即所谓的“事务官”，只有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奖酬后，才会把专业生涯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确实需要他们的毕生投入，而不再心神不定地老想和“政务官”攀比，仅仅把目前的工作看成进阶升官的跳板。只有这方面的制度激励安排妥帖之后，执政的效率才谈得上现代化的彻底转型。
为此，需要全面资助留学生，直接向先进国家等大规模派遣公费学生，着重学习（美国等）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尤其是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技术和经验。这些软技术是无法通过惯常的渠道进口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