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2月的选举后，朴槿惠凯旋，回到了青瓦台，这一结果不得不激发人们对韩国民主化进程性质的反思。作为朴正熙——这名独裁者在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铁拳统治着韩国——的女儿，朴槿惠成长于青瓦台。在她的母亲于1974年去世之后，年轻的朴槿惠成为了朴正熙的第一女士，直到他于1979年在晚餐桌上被中央情报部首长刺杀身亡。在残忍的继任者全斗焕统治下，专制又延续了八年时间。其间抗议事件在全国此起彼伏，并在1987年伟大的六月民主运动中达到了巅峰，接踵而至的便是一段“被管制的民主”时期。1997年起的十年属于中左派政府，分别由著名的异见人士金大中和前民权律师卢武铉担任总统。这令很多人相信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终于得以接管，取代了保守的老旧一代——尽管在此期间出现了亚洲债务危机这一不祥之兆。然而，2007年时，卢武铉支持者因备感失望而投票率降低，这帮助右翼的候选人、前现代集团CEO李明博入主青瓦台，尽管他获得的支持只占选民总数的30%。
朴槿惠的胜利——加之去年四月其党派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保守派的统治将贯穿从2007年至2017年的整个十年。此外，这似乎还表明精英阶层统治——不仅仅存在于冷战的独裁统治时期，还存在于此前的日本殖民统治这一苦难时期——的再次确立。要理解当代韩国的政治动力学，必须考虑到这一阶层的形成和发展、1987年“转型”的特点和局限，以及自由派的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处理这一创伤性历史残余的成果。笔者将论述，韩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分化是关于韩国发展历程意义的霸权之争的结果，对立的双方一方是日本殖民时期、朝鲜战争和专制政府及美国监管下的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另一方则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读近来韩国知识分子重建商业和政界精英意识形态凭据的努力。
严峻考验
韩国的阶级形成这一过程在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是没有他例的，一系列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痛苦的冲击与错位塑造了这一过程。朝鲜半岛的“现代化”始于1910年日本吞并了中央集权的古老国家，殖民当局开始剧烈地转变朝鲜传统的农业－官僚社会，使其符合帝国的总体规划。大批朝鲜人被招募为迅速发展的日本行政机构以及臭名昭著的残酷的殖民地警察系统的低级别职员。正如布鲁斯•卡明斯在他的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中所证明的，地主依然保持原状，要么是与当局合作，要么是退回到文化追求或是沉思之中；但根据全国地籍调查实施的新的苛税却迫使勉强维生的佃农发起绝望的反抗。从1931年起，朝鲜半岛被彻底地开发成了通往伪满洲国的入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强征为修建道路和铁路、在北方建设重工业，或是被派往反殖民游击队兴起的满洲打仗的突击队员。随着日本于1937年开始全面侵华，越来越多的朝鲜人不是被强制征召入伍，就是作为志愿兵为皇军作战。意识形态恐怖也加剧了：反共产主义联合会的分支举行乡村和工厂级别的“思想净化会议”，这些会议常常在警察局里进行；被怀疑的左翼分子受到折磨，令其吐露同志的身份。韩国警察——通敌者中最遭到憎恨的人——还动员了劳工。
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朝鲜人用自发的庆祝、约3万从殖民监狱中被释放的政治犯，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委员会，来迎接殖民势力的崩溃。随着日本陆军部队的瓦解，对警察的攻击蔓延开来，饿得半死的朝鲜人也从矿场和工厂的强制劳动中回到了自己的村庄，面对的是将自己送往那些地方的通敌者。斯大林毫无怨言地就接受了美国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从而遏制其苏维埃邻国影响力的决定。当北方的通敌者被解雇，反日游击队（如金日成）如英雄般荣归故里，南方执行的政策却是截然相反的。当美国占领军的指挥官于1945年9月到达南方时，民众动员的态势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于是他们决定保留日本的行政机器和殖民警察，并使之“韩国化”。
日本训练的军官构成了未来韩国军队——美国将保留其指挥权——的核心。1948年，济州岛对警察恐怖行为的抗议点燃了一场波及整个南部、并演变为为独立和统一而战的反抗，压迫势力在镇压的过程中立刻得到了释放。就如同日本人统治时期一样，数万名政治犯遭到了监禁，还有许多人被送往“指导营”，接受反共产主义再教育。与此同时，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一场遭到普遍抵制的选举确认了威权主义者李承晚——他曾长期在美国流亡——的国家元首地位。大部分由南方的前地主构成的一个“温和反对派”被限制在几乎毫无权力的国会之中。
由此，美国禁止对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有过合作的势力——而正是这一阶层将继续统治韩国——进行任何国家清算。随后在1950年至1953年间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血腥的、毁灭性的战争，只是起到了巩固被轻蔑地称为“亲日派”的那个团体地位的作用：主要的社会分歧被规定为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不是韩国爱国者和通敌者之间的对立。任何对统治秩序的挑战都会被描绘为“共产主义的”和“对北方有利的”。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在这一框架内成形的。裕仁天皇治下的工业化是由国家资助的，尽管常常是经由财阀——主要是三井——着手。阀门一经打开，美国资金就经由威权主义的韩国国家流入，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所拥有的巨型财阀手中，这些家族很快就与统治精英阶层进行了密集的通婚。在朴正熙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国家资金被注入他家乡所在的庆尚道地区，与此同时，西南部桀骜不驯的全罗道正在饥饿地等待援助。
以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这一形式，冷酷无情的经济扩张还为统治精英创造出了另一个敌人。针对纺织业血汗工厂工作条件的罢工浪潮频繁爆发，很快，钢铁、汽车、造船、机床和电子部门的工人们也加入其中。他们遭遇的是警察的恐怖行为，劳工组织者常常受到朴正熙手下声名狼藉的国家情报院的折磨。在朴正熙于1979年被刺身亡后，他的助手全斗焕和卢泰愚夺取了控制权。全斗焕比朴正熙还要残忍，他派遣部队向全罗道首府光州的示威者开火；具有人格魅力的全罗道自由派领袖金大中——他已经连续遭受了软禁、绑架和监禁——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最终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金大中被允许流亡。在整个1980年代，激进的“民众”运动在政党体系之外壮大，团结了大学生、产业工人、宗教活动人士、农民和城市贫民。当全斗焕宣布他的密友卢泰愚将继任总统时，“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1987年6月抗议。在里根政府——如今倾向于放松冷战时期的专制统治——的压力之下，卢泰愚同意忍受选举。
然而，事实证明，1987年是自上而下主导的“保守的民主化”，政权投入了大笔资金确保正确的结果。两位自由派候选人造成了反专制阵营的分裂——“温和”反对党的主席金泳三与金大中形成了对抗——使卢泰愚得以赚得多数票。（在1992年的选举中，金泳三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成功地成为了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自由派领导人也没有兴趣与已经高度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有可能对韩国的统治秩序提出根本性的挑战——结成联盟。就工人而言，他们勇敢的斗争改善了有组织劳工的收入，但建立政治力量的努力——例如，像巴西的劳工党那样——却遭到了凶狠的镇压，并如往常一样被加上了“共产主义”和“为北方工作”的罪名。1987年还是韩国的增长模式开始失败、遭到中国和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汇率“两面夹击”的时刻，与此同时，工人谈判能力的适度增强也有助于破坏其低工资的工业化战略；财阀的盈利能力开始了长期的衰退。金泳三担任总统期间（1993～1997年），政府的回应是用大量的借自海外但由国家担保的信贷为财阀之泵提供动力，同时鼓励散落的、未组成工会的劳动力的扩张，并抵抗华盛顿解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将财阀账户透明化的要求。随着1997年亚洲危机的爆发，信贷泡沫也破碎了，使得韩国的金融支离破碎，其经济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猛烈撞击下门户大开。当金大中于1998年的第一天进入青瓦台时，自由派反对者接手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祛魅的自由派
截至1987年，韩国统治秩序的威权特色意味着，并没有什么需要去发展某种真正的保守派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外部强加的现代化所采用的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的路径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保守”。日本的吞并几乎立刻导致了朝鲜传统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政治权威的崩溃，并使得儒家学说彻底地失去了合法性。由于深受与日本人合作这一出身的危害，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合法性的不足，他们通过大声地宣扬民族主义——而这等同于病毒一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在朴正熙治下的可以感知得到的经济扩张的缓和作用，作为补偿。但在更具有竞争性的竞选环境下，加之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后与日俱增的经济不确定性，合法性的缺失越来越成为了严肃的问题。如今，自由派似乎受到了婴儿潮一代引发的人口学变迁的支持。婴儿潮一代在1980年代的亲民主斗争中成年，并接受了反对威权主义、反对“增长至上”意识形态的思想——他们将这一意识形态等同于“政商勾结”。
保守派被排挤到了边缘。当金大中提出极其受欢迎的接触北方的阳光政策，提议建立一个由两个自治区组成的邦联体系时，保守派在预言着他的失败。在历史性的2000年6月平壤朝韩峰会后，金大中计划的停滞被普遍认为归咎于美国的反对：克林顿政府——它在1994年6月几乎与朝鲜开战——向金大中的计划泼了冷水，并且没有支持1994年10月的一项有关向平壤提供替代核反应堆的能源供给的协定。南方普遍憎恨布什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的一员这一坦率的鹰派行为。当金大中的任期即将结束，同为自由派的卢武铉在2002年年底成功赢得竞选。在竞选中，卢武铉公开表示对布什的批评，誓言要令美韩关系更加平等——虽然一旦上任之后，他就调转了方向，还向伊拉克派遣了韩国部队。
最终，金大中和卢武铉的经济政策比保守的反对派的攻击更加侵蚀了其获得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下，失业率和临时工比率飞涨。同时，金大中有效地抑制了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连盟这一独立劳工运动，于1998年和其领袖签署了一项以最低福利保障和对其地位的承认换取裁员政策不受到挑战的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大集团命令之下——向韩国大集团提出的管制要求，可以被描述为“反财阀的法规”，因此是自由派的“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但此类1998年至2007年间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金大中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之后到来的短命的、破坏性很强的、消费－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卢武铉任期（2002至2007年）的标志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飞涨的房地产价格，以及腐败丑闻。不过，为了对自己的基础作出补偿，卢武铉特别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相反的清理殖民时期国家遗留、“面对过去”的动议。
卢武铉政府不仅仅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殖民统治、朝鲜战争和军事独裁时期的罪行，还建立了亲日通敌者调查委员会，试图收回在日本殖民时期担任要职的九人积累的财富，这笔资金将用于补偿独立斗士及其后代，并支持纪念独立运动的计划。一家名为通敌行为研究所的非政府组织编纂了一部词典，列出了数千名与殖民政府合作的人士，包括政客、法官、宗教领袖、艺术家、学者和记者。卢武铉还尝试废除声名狼藉的《国家安全法》，并精简国家安全企划部（国家情报院的新名字）。
教科书风波
不能说保守派接受了这些具有和解精神的努力。李明博政府（2007至2012年）立即解散了上述委员会。更广泛地看，对这一挑战的回应见证了更为复杂的新右翼运动——它的目标是把自己与（如今被视作是堕落的、分裂的、过于依赖冷战反共产主义，并失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老式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但同时仍然攻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是“左翼和亲北的”——的兴起。新右翼运动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30岁到40岁的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袖和民权活动人士。这一运动由三大成分组成：包括新右派基金会、教科书论坛、NewRightThink.net和自由联盟在内的意识形态智库，以政策为导向的汉城自由与幸福基金会；以及政治行动团体新右派联盟，他们在2007年至2012年间积极地支持李明博政府。
这一运动试图通过更加强调日本和美国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宣传一种特别的韩国民族主义，来反击过去数十年间左翼民族主义史学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08年，李明博与执政党和新右派联盟、韩国自由联盟等保守组织一道，试图将8月15日从“光复节”更名为“建国节”，以纪念在美国保护下大韩民国建国60周年，而不是1945年日本统治的终结。这一举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两个阵营分别进行了庆祝，更名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揭示了保守派增强自身合法性的努力：淡化（泛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统治的民族解放、国内的抵抗运动，以及流亡的独立活动人士如金九和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作用，反而强调美韩同盟对于国家的建立和随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李明博执政期间，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尝试同样引发了一场风暴。朝鲜王朝末年社会和财产关系的动力学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尤其是在韩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中，他们对土地所有制、氏族制度、地方自治的生产方式和奴隶劳动的功能与特点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相当不同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说是朝鲜“封建”时代晚期）的解释，认为其孕育着本土的“资本主义萌芽”。自1980年代起，左派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姜万吉等人大力提倡上述观点，其含义就是日本殖民主义破坏了朝鲜充满希望的
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史学一直受到争议，部分西方学者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对其质疑，他们都强调朝鲜半岛19世纪晚期农业经济相对“停滞”（如果不是危机四伏）的性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的李容勋1988年的作品《朝鲜后期社会经济史》就是这一观点的一部力作。
最近，李容勋编辑了一套书籍，集合对这一时期的全新的定量经济研究，并认为朝鲜王朝国家粮食－贷款制度的衰退触发了19世纪后半叶全面的经济危机。是在日本宗主统治下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为“朝鲜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严肃的历史论证，布鲁斯•卡明斯和卡特•埃克特等学者的判断同样如此，不过卡明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认识到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扩张主义为条件的日本现代化激发的社会动乱所具有的“破裂”性质很重要：变化是深远的，但也是失败的，并且尚未结束。然而，新右派运动同样将李容勋的著作用于呼吁修订教科书的运动，李容勋本人也是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教科书论坛于2008年发行的《替代教科书：韩国近现代史》被指责将微妙的史学分析用于政治目的。包括卡明斯和埃克特在内的许多学者联署抗议教育部作出的似乎是基于“特殊的政治议程将历史教科书同质化”的修订，并且表示，通过只允许“唯一一种历史诠释”，阻止了“基于历史研究的积累的、更为多样的诠释出现在教科书中”。
对于殖民时期是否存在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卢武铉政府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与新右派运动相关的作者试图强调殖民时期极度严酷的镇压，暗示抵抗根本不可能，朝鲜人别无选择，只能与日本人合作。但这种决定论的逻辑并不能解释实际上发生了抵抗运动这一事实。看上去，这种观点的目的依然是淡化朝鲜独立运动的贡献。
“推土机”
韩国的政治领域依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空间。正如所提到的，李明博在2007年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卢武铉政府出现问题后左派和自由派选民的的弃权；投票率从2002年的近71%降到了历史最低的刚超过62%。李明博还能够令人信服地攻击金大中和卢武铉执政的“左翼统治的失去的十年”那黯淡的经济记录——部分原因在于“反财阀政策”不利于商业利润——和阳光政策的停止，尽管开城工业园和旅游项目引人注目。在总统任上，李明博试图让他的绰号“推土机”名副其实，利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形象来暗示自己是一个能够将事情搞定的强人。对财阀的金融限制被取消了，青瓦台还试图促成一系列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和日本的“多余的桥”类似，这些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有限，但却能令财阀的建筑公司有利可图。这其中就包括了“四江计划”，目标在于美化汉江、洛东江、锦江和荣山江；这一项目总成本达190亿美元，并将把稀有的天然湿地破坏，改造为都市风格的“市民”公园。
在对北关系上，李明博也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中止了南北合作的项目，增大了对在北方海岸黄海争议水域定期举行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的宣传力度。包括北方渔船遭到韩国军舰“冲撞”在内的小型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了灾难。首尔认为，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反潜艇护卫舰沉没事件归咎于朝鲜发射“泡沫喷射式”鱼雷，这一说法在韩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之中广受质疑。
李明博的任期在很多方面都证明了韩国保守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弱点。他的支持者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于绝大多数位于首尔最富裕的江南区、瑞草区和松坡区的高度保守的新教大型教会。近30%的韩国人自称是基督徒，其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比例达到2比1。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新教和天主教的行动人士以及佛教徒，都在“民众”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这一抵抗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下来，尤其当涉及环境和和平问题时。保守派和进步派新教教会的分裂要追溯到战后时期有关是否加入位于日内瓦的普世教会协会（保守派认为这一组织是亲共产主义的）的争论。自1987年起，韩国新教教会中的极保守翼有了惊人的发展，他们宣扬个人财富累积是坚定信仰的宣示这一原则。李明博政府与福音派运动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李明博本人就是首尔最著名教会之一所望教会的长老。
近年来，大型教会积极地发挥政治动员作用，但这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一个事例就是保守派的首尔市长吴世勋于2011年8月推行的仅向部分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公投。大型教会的牧师支持吴世勋的运动，龙山区Onnur i社区教会作出了有趣的暗示，认为学校向所有人提供免费午餐会导致同性恋增多。当公投投票率不足最低有效额后，吴世勋被迫辞职。在随后的市长竞选中，大型教会发起了恶意的反对中左派候选人朴元淳的运动，金兰教会的牧师警告超过12万的听众，说朴元淳是鬼迷心窍了。然而，他们的干预再一次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朴元淳以7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并且在年轻选民中占有绝对优势。
反对派
当时对李明博政府的抵抗一直都很强烈。在李明博宣誓就职几个月之内，反对一项与华盛顿的自由贸易协定——最初是由卢武铉提出，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抗议就引发了1987年六月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示威。保守派在韩国媒体中依旧拥有压倒性优势：《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这三家报纸被合称为“朝中东”，支配着市场，遮蔽了自由左派和亲劳工的大报《韩民族日报》——这家报纸是在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正如其名字（一个民族）所表明的，强烈支持接触北方。最初由天主教会创办、之后由韩华集团拥有的《京乡新闻》在1988年被其员工买下，其编辑立场与《韩民族日报》相似。高质量的左翼期刊包括《创批》、《马克思21》和《激进评论》，高发行量的自由左派杂志包括《时事IN》（因一篇关于三星的文章与《时事杂志》发生争议后创刊）和《韩民族21》。
如今，人们能够听到更多不敬的声音。用两名女演员的名字一语双关，新媒体将党同伐异的李明博首任内阁讽刺为“姜富子－高素荣S路线”（Kang Buja-Ko Soyoung S-Line）：将汉江南岸的首尔高档地区江南（Kangnam），与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李明博的母校）、所望教会（Somang Church）和岭南地方（Youngnam region，李明博家乡庆尚道的通用名称）联系了起来。翻译可能让这一名词失去了辛辣的意味，但它表明了人们是如何看待李明博用部长职位回报老友这一偏好的。批评李明博的时事播客“我是小心眼”每集有超过200万的下载量。
新兴的基于网络的媒体渠道如Redian、Pressian和Ohmynews拥有“公民报道”的平台，创造性地将商业与替代性的理念结合了起来。非主流的自由派政治家如安哲秀和朴元淳的名望部分就在于此。韩国的电视业也有所骚动，为反对李明博用自己的人马取代原来的广播部门负责人，KBS、MBC和YTN都有频道爆发罢工。MBC电视台的节目“PD笔记本”对所望教会的调查导致其制片人崔成浩（音）被解职。但是，一些不满的电视记者自己创办了在线的新闻节目Newstapa，在YouTube上可以收看，面向更大的观众群。李明博政府解除了反垄断限制，使得报社可以进军电视广播行业，但新成立的有线电视台不得不在已经饱和的市场中挣扎。
近年来，出现了批判性电影制作的高潮。林常树关于刺杀朴正熙事件的影片《总统致命一击》（2005年）争议性地将这位将军描绘为自如地与同事用日语进行交谈，并因使用了纪录片中的示威镜头陷入了官司麻烦——这被认为是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线。郑智泳的《断箭》（2011年）讲述的是遗留在韩国法律体系中的威权主义传统。就在2012年选举前夕，刮起了一阵调查专制时期的电影旋风：曹根贤的《26年》表现了光州事件的五名幸存者的复仇尝试；郑智泳的另一部作品《南营洞1985》讲述了民主人士受到的折磨；吴篾的《芝瑟》讲述了1948年济州岛屠杀的故事。类似主题的纪录片数量同样激增。
自从1990年代以来，挑战专制制度的自由派和左派联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民主反对派的领袖一旦执政就会采用新自由主义中左派的立场，战斗型的独立工人运动则是受到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向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低成本制造地转移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后临时工数量激增的严重影响。正是由于地位的严重削弱，加上1998年与金大中总统达成的协定，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连盟——众多产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激进工作场所组织的保护伞——的领袖开始创办民主劳动党。这一政党成立于2000年，作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目标在于团结社会运动、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工人。
但是，韩国左派内部深刻的分裂令民主劳动党深受其苦，这一“民族解放”和“劳动解放”（或称为“人民民主”）路线之间的分裂从1987年6月起公开化。前者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强调地缘政治和反帝国主义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并且主张建立以依附论和主体概念为指导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联盟；后者则将劳资矛盾放在比帝国主义优先的地位。在2004年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劳动党获得了17%的选票，这得益于选民对卢武铉执政记录的愤怒，但仍需努力将这一支持转化为一以贯之的行动人士形态。2006年，在党内领导层拒绝驱逐两名被指控是朝鲜间谍的党内干部后，由大学生转变成劳工行动人士的鲁会灿领导的分离派别脱党，组建了进步新党。民主劳动党于2012年与两个较小的派别重新整合为统合进步党，在4月的国会选举中只赢得了10%的选票，尽管依旧保持着韩国第三大党的地位（鲁会灿的进步新党得票率仅为0.5%）。
与此同时，涌现自1980年代、应对威权主义的发展主义的遗留问题、更为广泛的民众运动的公民自由团体——如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为经济正义公民协会等组织，行事风格则是倾向于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中左派联合。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发起的小股东运动，目标是在于从财阀的股份中取得象征性的一部分，从而使行动人士得以获得公司报告，并挑战对大集团垄断事务的管理。在这一事件中，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增强小股东权利的努力最终被政府、商业利益和以利润为导向的股东劫持了——他们的目标与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大不相同。
独裁者之女
这就是2012年12月总统竞选的背景。在激烈的角逐中，独立候选人和统合进步党的候选人在投票日之前退出，使得卢武铉的前助手和继任者文在寅能够不受干扰。两位主要竞选人的个人背景截然相反：作为亲民主的大学生行动人士，文在寅曾于1970年代中期被朴槿惠的父亲监禁，当时朴槿惠正是青瓦台中的第一女士。然而他们的竞选纲领几乎是一样的。朴槿惠承诺“经济民主化”与“韩国式的福利体系”：增加养老金，进行医疗制度改革，由国家提供更多的儿童看护，救济负债过重的房主——这在传统上是自由左派的保留项目。在对北关系上，二人之间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朴槿惠与李明博的强硬立场拉开距离，承诺要与北方“建立互信和对话”，并且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应该与政治剥离。在外交政策上，她呼吁深化与美国的联盟，并升级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承诺与两国保持和谐的合作关系。文在寅则主张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差别，那么两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朴槿惠排除了文在寅提出的增加富人税收的议题。
朴槿惠双管齐下地处理作为独裁者之女的身份。一方面，她的血统无疑吸引了那些老年选民，在当前不安感与日俱增的环境下，朴正熙统治下生活水平提高的那段时光令他们备感怀念。同时，她也不得不表现出对于父亲恐怖统治的悔恨，声明“目的不能总是为手段正名”，并且在良好的宣传之下探访反抗朴正熙统治的行动人士的纪念地——但常常起到讽刺的效果，她在全泰壹——他在1971年为抗议血汗工厂中非人的条件而自焚身亡——雕像脚下献花圈的努力，多少被她的保镖粗暴对待正在进行长期罢工的三洋摩托工人的行为损害了。在此，朴槿惠进行了策略性的调整，此前她声称她父亲的军事政变是“不可避免的局面中最好的选择”，这一表态曾招致广泛的批评。但致歉的姿态同样引发了本方阵营的怒火：保守派记者赵甲济称其为“政治秀”，是“向她父亲的坟墓吐口水”。朴槿惠还鲜明地与极不受欢迎的李明博拉开了距离，实际上就如同反对文在寅一样，反对李明博的执政记录。福音派大型教会仍是她所在党派的重要支持基础，但她的公关顾问却小心地强调她个人的无神论背景，以免与其他宗教团体发生冲突。
朴槿惠在2012年12月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韩国保守派争取霸权的努力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功，但胜利的规模如何尚有待检验。朴槿惠胜出的三个百分点——51%比文在寅的48%——很难说是压倒性的。她的支持主要来自50岁以上的选民，文在寅则在年轻选民中稳固领先。地区的忠诚也一如既往，文在寅在全罗道几乎赢得了90%的选票，在人口更多的庆尚道，朴槿惠的得票率几乎一样高。在西北部主要的都市圈中，文在寅在首尔以51%比48%领先，而朴槿惠则在仁川和京畿以同样的比数领先。
在某些方面，朴槿惠是延续1987年的“被动革命”的完美人物：她是独裁统治的象征，也是与专制之前的法西斯主义合作的符号，但又以和解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竞选过程中，朴槿惠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性别优势以及将韩国的父权制政治现代化的需求。但正如查尔斯•阿姆斯特朗指出的，韩国总统的政治资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蒸发殆尽。甚至还在2013年2月的就职仪式之前，朴槿惠就不得不接受她所指定的总理人选金容俊因腐败丑闻递出的辞呈。她的父亲以巨大的社会成本建立的先进制造业经济正在迅速地变得无法运行。在这个已经饱和的世界市场上，低端的纺织和服装部门已经没落，高端部门则面临着中国无情的压力。然而并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备选方案。与此同时，面对着北方新就任的领导人以及波谲云诡的东亚，首尔商业区的大规模美军基地证明着，韩国仍然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其命运并不由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