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在改革开放路线下不断转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第一，以1994年引入的分税制为代表，针对过去曾在操作实践上赋予地方政府巨大裁量权的财政及金融体系实施了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过一定的规则予以管控。此外，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过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一直被视为处在总体资本不足的状态中，但由于持续的高速增长和旺盛的国内投资，中国经济已逐渐转变为“资本过剩经济”。
资本不足经济向资本过剩经济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江泽民政权时期（1992-2002年）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诸如积极吸引海外资本、通过下放国有土地使用权推进城市开发、将过去由国有企业等提供的住宅转变为市场化供应形式、利用财政补贴全面推进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然而，人们真正开始注意到趋向“资本过剩经济”的转变和由此产生的“过剩资本积累”问题，则莫如说是在胡锦涛政权时期（2002年-2012）。
尤其是雷曼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加大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还引发了被部分经济学家批判为“国进民退”的局面。因为这种与地方政府主导的过剩固定资产投资相配套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并非解决“过剩资本积累”问题的根本之法，它只是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将问题推延。
首先，让我们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动态理论来简单梳理一下何为经济的“过剩资本积累”状态。这里所谓的“过剩资本积累”，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收益性已经下降，通过减少当前投资、增加消费的方法才能显著增加经济福利，但消费仍然受到抑制，资本投资还在进一步持续。
这时重要的是，“消费时间偏好率”与“投资收益性”之间的关系。“消费时间偏好率”指的是人们重视当前消费甚于未来消费的程度，这个概念是将当前消费设为单位1，按与其等价的未来消费之间的比值来进行定义的。当消费时间偏好率高于投资收益率时，减少当前投资、增加消费的做法更能增加经济福利。
经济处于“过剩资本积累”状态指的是尽管资本存量得到了充分积累，投资收益率已经低于时间偏好率，但投资势头仍未衰减，资本积累还在向前挺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产价格上涨带来“资本收益”的期待将会弥补投资实质收益性的下降。换言之，资本的过剩积累与资产泡沫的产生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种资本的过剩积累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结果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房地产泡沫表面化
（2）经济主体间的资产差距扩大
（3）产业“双重结构化”趋势的明显化
房地产泡沫与差距扩大
其中，出现（1）房地产泡沫表面化这一问题的背景原因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房地产企业或实业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可将单位住房出售给员工，住房逐渐走向了市场化、商品化。
从这个意义而言，作为一种“泡沫”屡屡被谈及的房地产价格飙升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江泽民政权时期。不过，或许可以说，在江泽民政权时期，朱镕基总理曾让震慑地方政府干部与企业勾结行为的“砝码”发挥过作用，但在胡锦涛政权时期，这个砝码渐渐失效，问题开始以频繁发生资产泡沫这样的形态浮出水面。
上述住房资产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各种资产价格的高涨将会拉大这些资产的“拥有者”与“非拥有者”之间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李，陈，李，2006）指出，中国家庭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96，而人均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653，最高20%与最低20%的人均财产份额比甚至达到了72.4比1(※1)。可以认为，这种家庭经济之间存量差距的扩大，甚至还通过资本收入的扩大对作为流通量的收入的差距扩大造成了影响。
产业的“双重结构化”
再简要谈一下（3）产业“双重结构化”趋势的明显化。这指的是产业结构分化成了贴近中央和省政府的企业及民间中小企业这两种形态，前者可以通过依托政府的垄断结构享受到更多收益，而后者将置身于激烈的竞争和低收益问题，这种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变得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国在雷曼危机之后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加大了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力度，导致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利润率差距的扩大。
作为非国有中小企业来说，支撑其生存的信用基础设施也很脆弱，容易受到金融政策收紧的影响。2011年秋季，浙江省温州市的民间金融机构倒闭后，随之发生了多起民间企业倒闭和企业家“跑路”事件，一度出现了信用危机。或许可以说，这反映了中国民间金融和民间企业的脆弱。
正如前文所述，进入胡锦涛政权时期后，中国经济真正开始从资本不足经济向资本过剩经济方向转变。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无非是因为下述这些现象在胡锦涛政权时期变得更加严重了，它们甚至应该被称为是造成“过剩资本积累”问题的主要原因。
（1）（地方）政府主导的积极投资行动
（2）劳动分配率的趋势性下降
（3）企业保留盈余的增大
（4）消费者的高储蓄率
下面，我想分别论述一下这几个现象。
（地方）政府主导的积极投资行动
可以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在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企业等组成的一种具有“社团主义（Corporatism）”性质的财政复合体通过积极的扩大投资行动，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梶谷，2011）(※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管辖的投资比例已超过全国总投资的50%，而且这一比例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近90%的水平。在社会安全网络（safety-net, 主要指政府通过社会救助或收入支持的方式对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的政策——译注）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相对于收入的增长，国内消费热情并未得到调动，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主导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成为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需求的最大因素。
不过，关于上述地方政府积极投资的效率性如何这一问题，一些实证研究表示了疑问。
比如，樊胜根和Connie Chan-Kang（Fan and Chan-Kang, 2008）在1980年至2002年期间，针对高速公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性更强的公路建设却十分滞后这一状况展开了令人颇感兴趣的研究活动(※3)。他们首先梳理了各等级公路的建设情况，然后将这些公路分为“高等级公路”和“低等级公路”两类，就两种公路的建设情况对提升城乡生产力和改善贫困问题的贡献程度进行了比较。最终，所有推算结果均显示，修建等级较低，即区域性较强的道路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更大。此外，他们还指出，人们之所以推迟修建本来经济效果更好的区域性公路，优先发展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是因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优先发展后者更容易获得短期回报，这形成了一种激励效应。
政府主导的积极投资行动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道路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可以认为，正如雷曼危机爆发后实施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政策这一事例所揭示的那样，国有企业的设备投资行动也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性导向的深刻影响。此外，在不同的地区，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性存在很大差异。多项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政策的胡锦涛政权时期大张旗鼓重点推进的、侧重于内陆地区的投资政策将造成资本的低效率分配，最终很可能加剧资本过剩积累问题。
劳动分配率的趋势性下降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宏观劳动分配率呈现出趋势性下降。可以认为，这种劳动分配率的下降与家庭消费需求的低迷具有密切联系，容易诱发依赖于政府投资需求的经济增长率基数上升。不过，经济整体的宏观劳动分配率推算数值在精度上也存在各种疑点。与之相比，可靠性更高的做法是采用微观数据，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进行比较，评估劳动分配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高估的手法。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后，认为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给员工支付了过多工资，进而影响了企业经营的论调流行起来。然而，中国的劳动分配率状况在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光不再是过剩分配，甚至出现了过少分配的倾向。
在这一点上，弗莱舍等人（Fleisher, Hu, Li, Kim, 2011）所做的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采用1998年至2000年全国425家工矿企业的微观数据推算出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的差距。结果显示，教育水平较高的员工（技术劳动者）2000年的工资水平仅为边际生产率的7.5%，同时，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只占边际生产率的19.2%，无论哪一类员工的工资水平都大大低于边际生产率。通过观察这些先行研究，或许我们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工业部门的劳动分配率甚至已经低于劳动生产率了，这一点几乎是确凿无疑的。
企业保留盈余的增大
观察中国各经济部门的粗储蓄率可以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企业部门储蓄率十分引人注目。可以认为，这种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承受着沉重竞争压力的中小企业便缩减工人工资、增加保留盈余的结果。同时可以认为，由此增大起来的企业保留盈余进一步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劳动分配率下降→企业保留盈余增大→企业部门积极开展资本积累，形成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
消费者的高储蓄率
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作为应对未来风险的保险措施，家庭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储蓄。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将社会保障功能从企业剥离，住房开始商品化私有化，在这一系列改变中，由于作为避难所的安全网络并不够健全，所以消费者出于寻求保险的动机，越来越倾向于增加储蓄。
或许应该认为，以上列举的四个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单独构成导致过剩资本积累的主要原因，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部门企业保留盈余减少了员工的工资收入，导致劳动分配率下降，这也成为了致使家庭消费低迷的重大原因。而在民间部门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央及地方政府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就业稳定局面所依靠的正是政府主导的、积极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部门能够建立高龄养老金等社会保险机制，完善社会保障等服务，在职人群的收入就会不断向消费倾向更高的退休人群转移，进而刺激消费，促使过剩的资本积累得到遏制。然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实际行动却不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通过财政及金融政策来刺激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借以消除当前的供求差距。如此一来，过剩资本积累就无法得到遏制，国民经济也无法摆脱动态的低效率状态。
习近平政权的政策课题
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权威巴瑞・诺顿就胡锦涛政权时期为实现“和谐社会”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政策进行梳理后，归纳出了以下几点（Naughton, 2011）(※4)。
（1）实施了农村医疗及养老金改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出“保障性住房”
（2）增加了针对农村、农业、内陆地区的补贴支出
（3）国有企业改革停滞和垄断化趋势加剧，资源向能源、资源和通信等特定产业集中
（4）支持战略性产业和“大型项目（megaproject）”，推进基础性技术开发，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技术政策
或许可以说，除了（1）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外，上述一系列其他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剩资本积累”问题，只是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来延缓问题。可是，加强国家的干预力度在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剧“过剩资本积累”的矛盾。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矛盾得不到解决，而国家干预力度却在逐渐加强的这样一种“陷阱”中。
只要中国还处于“资本过剩积累”状态，今后就有可能继续出现诸如前述温州市民间企业信用危机那样的、可以被理解为局部资产泡沫破灭的现象。同时，由于劳动人口减少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前面提到的“延缓问题”将不再可行。在演变成这种事态之前，习近平政权必须正面应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变制约高效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构建有助于促进民间企业崛起的竞争型金融体系、遏制因引入资产税（物业税）而导致的“资产差距”扩大等一系列课题。
不过，从某个方面而言，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于市场的干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莫如说需要政府“退出”过度的市场干预行动。或许可以说，政府面临着需要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这样纠结的政策课题，政权在今后的施政过程中将遭遇不小的困难。
注释：
（※1）^ 李培林、陈光金、李炜“全国社会和谐稳定形势调查报告—2006年全国社会和谐稳定问题抽样调查分析”，2006年
（※2）^ 梶谷怀《现代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全球化与中央-地方关系的经济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年）
（※3）^ Shenggen Fan and Connie Chan-Kang, “Regional road development, rural and urban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a,” Transport Policy, vol. 15, pp. 305-14, 2008.
（※4）^ 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policy today: The new state activism,”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2, no. 3, pp. 313-29,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