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的资本
作者: Thomas Piketty
出版社: Belknap Press
译者: Arthur Goldhammer
出版年: 2014-4-15
页数: 696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本厚达600多页的学术著作，一直高居Amazon畅销排行榜榜首。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对这本书的评论。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三篇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皮克迪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以成为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索洛也力挺皮克迪，尽管皮克迪的书中对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就说，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和金融界的指责就更多了。围绕着皮克迪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的风暴将会袭来。
可以预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国内也会引发激烈的讨论。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是，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中国的经济学辩论经常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简略评论，以期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
从长时段看大历史
《21世纪的资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数据，并试图从一个非常宽广的时间段观察历史的变化。更具体地讲，皮克迪关注的是19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
先从人口的变化来看。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皮克迪讲到，人口剧增是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历史诱因之一。目睹法国人口暴增导致的政治动荡，才促使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停止对穷人的救济、限制穷人的过度生育。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间创下了1.9%的历史最高纪录，然后逐渐下降，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 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这其中，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
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提高。前一个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何以会出现后一种影响？一则，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二则，如果人口多，偏好会更多样，社会流动性相对更强，年轻一代会和上一代更不同，机会相对更多，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产出的变化。大致来说，人均产出的变化和全球人口的变化方向一致，也会出现一个钟型曲线。但是，和人口变化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大致来说，在18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为零，到19世纪开始缓慢增加。
20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两次赶超。第一次赶超是二战之后，欧洲（也应该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甚至包括苏联早期的经济增长）赶超美国；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赶超，从长时段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平缓的。从1700到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长速度为0.8%。
第二，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皮克迪认为，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在21世纪很难超过1.5%。
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和人均产出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事实上，1950-1970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一个高峰时期，年均增速为4%。1990-2012年，全球产出的增速已经滑落到3.5%，预计2030-2050年会进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则可能跌至1.5%。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皮克迪反复谈到“复利”的力量，只要能够保持正增长，假以时日，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会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书中经常将资本与财富混用。他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资本或财富的构成变化较大，资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当时的土地主要是农业用地，富人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到各地的农庄收租。之后，公债的规模不断提高，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公债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200%。19世纪尚未出现通货膨胀，公债的利息给得又高，养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阶层。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低廉，贫富差距程度也较低。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到，这是美国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富人拥有大量的奴隶财产）。20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20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19世纪，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与此相当。19世纪，公债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应该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计，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结论是：r>g，即资本的收益率（r）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平等的历史
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但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落差。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U型：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了推进。他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间的确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收入不平等趋于稳定，没有进一步的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时候没有沿用库兹涅茨的方法，也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他最关注的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什么呢？皮克迪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该鼓励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导致的极度富裕的阶层（比如，最富的1%）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国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计算一年之内一国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计算，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倍，或者更直观地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美国为4-5倍。一战之后，欧美的资本/收入比均开始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降至2-3倍之间，美国则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开始上升，尤其在欧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上升到5-6倍之间，且有可能继续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收入比到21世纪末将达到6.5。
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资本收益率，b是资本/收入比）。比如，假设一国的资本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6倍，而资本收益率为5%，那么国民收入中将有30%是资本拿走的。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问题呢？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富人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和你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
但是，皮克迪凭什么预测21世纪全球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呢？长期来看，如果储蓄率提高，资本/收入比将上升。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资本/收入比将上升（b=s/g，b为资本/收入比，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
在皮克迪看来，未来的世界恰好是一个低增长和高储蓄的结合。经济增长的放缓易于理解，毕竟，人口的减少和老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长的潜力。为什么储蓄率会较高呢？皮克迪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储蓄率一直稳定在10-12%左右，而且，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储蓄率相应地也就越高。低增长加上高储蓄，决定了全球的资本/收入比会逐渐提高。
等等，即使全球的资本越来越多，也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就会向资本集中啊？经济学上讲，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是递减的，如果资本能够赚到的钱越来越少，那么即使全球的资本多了，也不过是一批凄凄惶惶、无处容身的资本啊。
皮克迪承认，从理论上讲，资本回报会递减，但关键在于递减的程度有多快。回忆一下：a=r*b，如果r的递减速度快于b的增长速度，则a反而会下降，但皮克迪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出会下降，从而导致r下降，但a还是会提高。
换言之，收益递减的作用不如资本规模膨胀的作用大。什么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会大于1呢？通俗地讲，这意味着资本的投资机会更多。想象一下，资本正在周游全球，而且各地都在为吸引投资而互相竞争，技术进步会不断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一个更可能的结果就是，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仍然会较高。因此，一方面，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的收益率又较高，则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
总结一下，《21世纪的资本》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19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19世纪初直到19世纪中叶，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贫富分化的趋势到1870年之后才不再恶化，但也没有改善。二战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渐恶化。这是一条U型曲线。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可是，像1914到1945年之间不是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吗？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再有奇迹发生呢？皮克迪谈到，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不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首先，战争直接带来的损失。尤其在欧洲战场上，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德国的损失相当于一年半的国民收入。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资产大幅缩水（由于外国政府革命之后拒绝偿还债务，比如苏联；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富人财富受到冲击，不得不变卖资产度日）。按照皮克迪的估计，这两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
第三，二战之后的政策变化，二战之后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价格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房产的价格下跌是因为各国普遍实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二战之后国有化风行一时，而且对资本流动、证券交易都有严格的管制。按照皮克迪的估计，这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皮克迪也谈到，这一时期尽管收入不平等下降得非常显著，但却是资本主义的“安乐死”。这一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很难进行复制。
拯救21世纪
悲观的预言带来激进的建议。皮克迪主张，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这个建议连他自己都知道是无法实行的，他承认，这是一种“乌托邦”想法。《21世纪的资本》一书受到的最猛烈的抨击就是皮克迪提出的征税建议。但是，抛开既得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皮克迪的主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进。
皮克迪并不是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他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20世纪中期，全球范围内政府的规模已经出现了一次大跃进。1900-1910年，在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从1910-1980年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持平。如今，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在30%到55%之间。税收的大幅度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展望21世纪，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前景下，税收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皮克迪认为，政府亟需强化其承担社会职能。19世纪政府基本不管教育和医疗卫生，因此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卫生条件也较差。如今，政府投入已经是教育、医疗卫生经费来源的支柱。19世纪，政府也基本不管养老，如今，对于大多数退休者来说，从政府领到的养老金是其老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如今的教育已经从增加社会流动性，转变为压制社会流动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则高攀不上。哈佛大学学生的父母平均年收入是45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2%人群的水平。20世纪中期建立的“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制度也无法持续，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会比年轻人口多很多。
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些社会职能，政府应考虑税收改革。直白地讲，人们还是要多交税。但是，贫富严重分化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交税。因此，皮克迪的建议是，应考虑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曾经提高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1914年前，欧美国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大约为2%左右，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就开始猛增到50%以上。这一时期，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尤其增长迅猛。1933年，罗斯福总统一上台，就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63%，1937年又增至79%，1942年增至88%，1944年再度增至94%。
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开始下降。如今，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所得税不仅不再是累进的，甚至成了累退的。在法国，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得税率为40-45%，收入更高的40%的人口，或曰中产阶级的所得税率为45-50%，但到了收入最高的5%以上的超级富翁，他们要缴的所得税率反而开始降低。收入最高的0.1%的超级富翁，所得税率仅为35%。巴菲特也曾经说过，他交的税还没有他的秘书交的税多。
这种累退的所得税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而且会让全社会感到不公平，尤其是被迫承担最高税率的中产阶级。如果人们感到不公平，就不会愿意交税。人人为自己着想，反对各种税收改革。在经济低迷的时候，税收改革本来就很困难，这下子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了。
皮克迪进一步提到，其实对所得征收并不完美。因为超级富翁们并不会如实地汇报他们坐拥财富得到的收益。欧莱雅（L’Oreal）的继承人Liliane Bettencout 可能是法国最有钱的人。她拥有的财富达300亿欧元，但她每年申报的收入不超过500万欧元，不到其财富的万分之二，可能吗？这就是他主张对资本，而非所得征税的原因。他主张对资本征税的另一个考虑是，如果对资本征税，人们会更准确地申报资本所得，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避免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有人会说，对富人征税，会影响到他们的积极性，反而对经济增长有损害。适度的财富能够鼓励勤奋，但过度的财富只能鼓励寄生虫。有人会说，有钱人赚那么多的钱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皮克迪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大企业的CEO拿钱多少，和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就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钱都是自己赚的，那么，他们的儿女，孙子孙女，一样有资格享受世袭的巨额财富吗？等到一个社会里1%的人占有99%的财富，而其他的人全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社会还会得到人们的珍惜和呵护吗？从根本上说，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的，就看你想要什么。皮克迪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未解之谜
公允地讲，皮克迪的预言只是一个狂野的猜想。21世纪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测。21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始终低迷吗？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很有可能。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呢？如果非洲突然开始经济腾飞了呢？21世纪的储蓄率会一直很高吗？也很难讲。在皮克迪的模型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是没有关系的，到底是否如此，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还有，皮克迪认为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内是稳定的，而且一定会比经济增长率高，这更是令人将信将疑。
皮克迪试图从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平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对发展中国家很少涉及，甚至对其它发达国家，比如南欧国家、日本都很少提及。这样的图景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来，一方面会影响到对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独特之处，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按照皮克迪的分析思路和政策建议，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只怕会有隔靴搔痒的尴尬和无奈。
皮克迪新作中最大的未解之谜就是历史。他把19世纪和21世纪做了对比，处处暗示，21世纪可能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这一判断令人为之色变。19世纪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当时也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时代。就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各国从拥护自由贸易纷纷改为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贫富不平等究竟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想从历史研究最想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