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三个救火队员，伯南克、保尔森和盖特纳的回答是“Yes and No”。在合著的新书《救火：金融危机及其教训》（Firef ighting: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Lessons）中，他们再次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经验进行了详细梳理，并认为，危机以后美国在微观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扩充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工具；随着监管趋严和经济基本面逐步改善，金融体系的资本更为充足，杠杆率更低，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风险的缓冲垫更加厚实。但毕竟十年过去了，危机爆发的教训正在被淡忘，危机应对时认为有必要推进的改革走了样，危机期间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也被限制，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或者金融动荡，救助者可能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
第一，美国两党更加缺乏共识，及时出台应对举措更有难度。危机的时点、演变方式，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时候，几十年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但几周之内就可能发生影响几十年的大事。危机蔓延路径和救助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作出有效判断，是否能够适时改变传统的策略和固有想法，是否能够承受不确定的结果和世人的诟病。2008年，尽管各方一直对救助方式存在很大分歧，但毕竟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为共和党总统通过了房利美和房贷美国有化方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AP），使得危机并没有再进一步蔓延。但川普上台以后，美国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不仅TRAP失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担保权力、美联储对非银的救助能力也受到诸多限制。未来的危机救助者，要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类似TRAP的授权，以便能够实施压倒性力量救助，难度更大。
第二，金融监管改革进度不及预期。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大体上形成了美联储监管系统性风险和其他机构负责分业监管的监管格局，同时还成立财政部牵头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和消费金融保护局（CFPB）。不过，监管权力仍然分散在各个机构手中，没有进行必要的整合。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之间的监管空隙，是2008年以前信用违约互换野蛮生长的重要原因。但危机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的监管职能并未如盖特纳所愿进行合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SEC接受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监督，而CFTC接受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监督，各自都不愿意让出地盘。近期，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就面临SEC（证券属性）和CFTC（商品属性）如何划分权限的问题。
第三，社会对于政府救助金融系统的不满情绪高涨。三位作者认为，没有稳定的金融系统，实体经济复苏不可持续；应对危机，不可避免需要连带救助那些曾经的麻烦制造者。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国内民粹主义情绪泛起，加上激烈的党争，立法机构将更多权力授予专业化程度高、政治色彩淡化的技术官僚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不仅如此，为了迎合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推动短期经济增长，金融监管机构可能面临更多的民粹政治压力。例如，川普上台以后，就对美联储加息举措进行了持续的批评，同时试图提名两位更能够体现白宫意志的美联储理事人选。
第四，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空间收窄。任何有力的危机救助都离不开金融监管和宏观管理政策的有效配合。但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夕相比，当前美国宏观政策调整余地更小。2007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是4.25%，而现在是2.5%，未来触及零下限的可能性更大；当时的财政赤字和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和35%左右，而现在财政赤字率接近4%，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接近80%。即便不发生危机，受减税政策和刚性支出难以削减的影响，未来十年也在3%附近，联邦政府债务率可能升至90%以上。
除了上述四点，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三位作者没有提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重蹈大萧条覆辙，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努力。2008年以后，不仅主要经济体对自身金融系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金融监管和危机防范的国际协调也明显加强，例如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实施了巴塞尔III协议等。但现在美国动辄使用贸易、科技和金融制裁手段，已使得自身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因素，同时也损害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互信，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若面临新一轮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各自还可能祭出贸易保护或与邻为壑手段，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有类似的节奏。虽然危机事先无法预测，且不会按照设定的蓝本演化，但宏观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保持机警，增加监管框架的适应性，不断夯实缓冲垫，消除监管空隙或者机构职能重叠导致的监管竞争，注意政策的外溢和反馈效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不仅有利于防患于未然，更重要的是，真正风暴来临的时候，才有充足的应对工具和回旋余地。与此同时，顺应技术和沟通方式的改变，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也有助于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和反馈，并为危机防范和应对创造更大的决策空间。
